“治超”刀落何处

5月11日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举行，标志着由交通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联合参加的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正式启动。 此后，公路卸货车辆的交通流量与治超以前的平均流量相比，大大下降，货运价格也大大上升。接着，粮、油、蔬菜及鲜活农产品价格也有所提高。另一面，一些地方困于货物无法运出而上演焚烧辣椒树、倾倒牛奶的事情。7月中旬，更有国内五大电力企业上书中央，呼吁解决电煤库存短缺问题。

至此，围绕社会各界关注的“治超”，各家媒体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为何不先降费再“治超”

如果把下调大型货车之公路通行费的策略此举放在统一治理之前，虽然在某个时段内“便宜”了超载车，但无疑是给货运留下了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在这前提下再严查超载，“治超”的工作难度就会轻了许多，各种“后遗症状”也不会过于严重，市场也不致于波动太剧烈。可事实上不是，有关部门是先“治超”，等深层次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才见招拆招想到要“降低费用”，这样一来，本来极好的政策，却成了手忙脚乱的“补漏”之举，令人痛惜。《中国汽车资源网》

有失公允

我们的道路建设明显存在质量不足，而现在政策部门要解决路面问题，只把板子全部打在重型货车生产企业身上显然有失公允。《世界商业评论》

错位

身着执法者的制服却打着经营者的算盘，来往车辆越多过路费就越多，而维修费则大部分出自国家的口袋；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在罚款收入的地方化和回拨率的诱惑下，养成了“以罚代治”的惯性，而罚款的行为地管辖和追缴规费的登记地管辖，给“超、罚并行”预留了通道；治超给运输行业造成的冲击，使许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特别是物资产销地以超限超载获取的高额利润严重受挫，为防止当地经济增长的支柱动摇一些领导出面干预，实行“地方保护”。《方圆杂志》

政府要买单

既然山头林立、雁过拔毛的公路交通体系导致的是“不超不赚，少超少赚，多超多赚”的结局，光从行政处罚上治理超载问题，显然不是对症下药之方。从经济手段上寻找突破口，就成为有关部门明智的选择。一方面要大力治理超载，另一方面，要严厉禁止借治超之名各地通过交警之手以自肥，其中的天平并不好摆。更重要的是，监督司机的超载易，监督地方政府及交警的自肥行为难。《新京报》

交通体制惹的祸

长期以来，交通管理体制的分割，是治理超载“顽疾”效率不高的原因。

造路、修路归交通部管，而造车则由发改委管。按理说，造车的技术参数与路面标准有联系，但为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市场需要什么，有的生产企业就造什么，并不考虑公路的承受能力。而在路面执法上，负责交通安全的公安专管超载，而负责路面的交通部则专管超限。一辆车有可能因为超限罚款，紧接着又因超载再次被罚。

再说公路管理，又分成三块：路政、运政、稽征。路政负责路面维护，运政负责发营运证，稽征则负责收养路费，各部门互相“打架”，口径不一。而地区之间，又互相分割，异地上牌、异地交养路费现象尤其突出。各地管理部门非但没形成合力，有的反而因为各自利益自成一套，管理乱了章法。 《解放日报》

“症结”何在

超载是个“马路杀手”，我们的确应该治理它。但破坏公路本身的主要元凶，应是那些将国家建设资金贪污成自己的私产，并腐化堕落着的交通“厅长”、“局长”们。如果不从这一点上着手防范，那么公路也只能“年年造年年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