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民族地区的运用分析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集中体现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种制度的运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由于民族地区习惯法治理土壤的存在，使得这种制度的运用具有更大的认同感和共鸣，同时极容易发生一些不良的变异。为此，对这种制度在民族地区运用中的前提、注意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以期促进民族地区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

关键词：刑事和解；民族地区；运用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42-02

在中国广阔的基层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大多存在“小传统”层面的习惯法治理，这为刑事习惯法在刑事入罪和出罪方面提供了较大的作用空间。对此，学界从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刑事入罪方面应当禁止，因为这与“罪刑法定”的刑事基本原则相悖。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罪功能，即对行为人有利的刑事习惯法，例如建立新的合法化事由，则应当被允许。因为这种出罪方面的功能，顺应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趋势，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有利于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实现[1]。为此从理论上提出了刑事和解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为刑事习惯法在出罪方面的运用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以20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7、278、279条规定为代表，走向了实践。由于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和民族地区刑事习惯法的治理有极大暗合之处，更容易获得认同，同时也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笔者认为在刑事和解中应当严格禁止刑事习惯法在入罪方面的功能，而在出罪方面的功能应当相当慎重，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有效贯彻“罪行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等刑事基本原则。为此，笔者着重分析该制度在民族地区运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一、刑事和解制度在民族地区的运用意义

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后认可，并以该协议作为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它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其运用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如下：

1.全面恢复正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将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和加害人的回归的双重价值，较为全面地实现了社会正义和平衡，从根本上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

2.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刑事和解后对犯罪嫌疑人的从宽处理与刑事政策的“宽严相济”具有一致性，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积极举措。

3.有利于人权的双面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既包括了被害人的人权，也包括了加害人、被告人的人权。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利益的全面恢复。它兼顾被害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恢复，同时也更利于加害人自然地回归社会。

4.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能使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审判的情况下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

5.减轻法院执行压力，达到社会和谐的整体司法效应

刑事和解以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力促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双向平衡为目的。故当事人间的对立情绪小，且绝大多数涉及赔偿的案件款项均在和解协议达成后便已实际支付，这样缓解了执行的压力，使被害人的权益真正落实到位，以达到整体和谐的司法效应[2]。

二、刑事和解制度运用的前提和范围

1.前提

刑事和解的运用前提在当事人主观方面应是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和对方当事人的完全自愿。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的渠道，加害人认罪即有罪答辩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根本无法达到预期和解效果。同时，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自愿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司法机关无权主动启动，其工作仅属于调解性质；客观上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

2.运用范围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明确我国公诉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的范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未故意犯过罪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类和财产权利类犯罪的案件；除渎职犯罪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

当然除上述公诉案件外，如故意伤害等自诉案件，当事人双方当然也可以进行刑事和解。由于公权具有不可让渡性，对于其他侵害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类型犯罪的公害案件则当然地不适用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的运用中应当严格遵循以上前提和范围。

三、刑事和解制度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措施

特定的公诉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这是我国司法界的一大突破，其在民族地区的实施中，笔者认为应当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1.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上应慎用

因为侦查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使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若在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首先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若在事实未查清、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勉强让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即“和稀泥”容易导致“以钱买刑”的情况发生；其次也违反了刑事和解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适用前提，不利于对加害人及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当然，在侦查阶段若证据充足，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情形的，当事人可自然地启动刑事和解程序，使纠纷得到快速解决。

2.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监督

由于刑事和解在协调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非法交易情况。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人民法院应对和解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解协议应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3.权力机关应加强相应的监督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导致相关司法机关手中权力的不经意扩大，极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可能利用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权，以案谋私、曲解法律、强迫和解或以刑罚代替和解相威胁、“钱罚交易”等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目此，相关权力机关要加强对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

4.刑事和解易造成适用刑罚的不平等

刑事和解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具有一定的冲击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同等情况下，可能出现富人能够赔偿受害人损失而取得和解，而穷人则因没有赔偿能力而无法享受刑事和解的好处，只能接受相应的刑罚。这可能会造成适用刑罚的不平等，使某些人因为经济地位上的优势而取得减免刑罚的特权，即俗称的“以钱买刑、用钱换命”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将存在被破坏的危险。另外自于和解协议的达成，加害人存在不被或者从宽处理的结果，使刑罚无法发挥对犯罪人应有的惩罚功能。这就要求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对象和范围不得盲目扩大，必须严格限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才能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效用。加强对处于经济弱势的犯罪人相应的救济，以避免因犯罪人的经济能力不同而造成刑事和解中的两极格局，在加害人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时，通过司法救济或者其他形式的公益基金途径给予适当的补偿份额，如低息贷款等，以改变因经济能力的不同，导致刑罚的不同。

5.司法机关应保证刑罚的必定性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明确禁止随意入罪和随意出罪。对犯罪最强有力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和解协议作为终止刑事追诉、刑事审判的依据和减刑、缓刑的选择要件，故更有必要保证刑罚的必定性，加害人以认罪悔过、赔偿损失等形式取得较为宽缓的刑事实体处罚或刑事程序处罚待遇，应由法律明文规定，加害人刑事处罚的决定权应该属于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而不是被害人，刑事和解不一定发生刑事责任的免除或刑事追究程序的终止。

6.司法机关应坚持人权的双面性

在刑事和解体制下，加害人由于存在希望对自己的刑事责任减轻的心态，被害人可能借机讹诈财物或者提出苛刻的条件，加害人容易无条件地接受，这对加害人而言是一种伤害，也会造成道德的沦丧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故司法机关应按法律规定的限额进行审查，以实现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

总之，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司法的革新，它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在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保护犯罪人（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但它也存在破坏刑事法制基本原则的风险，特别是在极度欠缺现代法治文明和习惯法土壤治理存在的民族地区，更应该注意以上实施中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其在实施中的变异，这是民族地区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巫洪才.彝族习惯法的法治化问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202.

[2]杨鲁坡.浅谈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J].凉山审判，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