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书时代”与“文化垃圾经济学”

“新说书时代”的媒体崇拜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电视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直观的大众传播手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那些本属于学院的知识向公众播散，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西方社会，是很平常的事。知名学者往往会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或一部分学者分化为大众知识传播人，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

在我看来，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出现，并非学术发达到了全民普及的程度，而是旧式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就《三国》（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三国志》，还是作为文学的《三国演义》）本身而言，易中天的解读或品味，实际上并未提供多少新鲜内容。他所说的无非是一些平常见解，或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观点。将一般学术观点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本也是对一个文科教师的起码要求。然而，易中天的演讲却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消渴症”，以致“新说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易中天是一位出色的说书人，至于其学术水准究竟如何，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人会把袁阔成或单田芳当作“学者”，而跑到电视节目中去搞学术研究，显然是跑错了地方。即使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学术，不可能搞一场“全民学者化”运动。所以，不管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的行为，实际上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

现代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和大众化的手段，易中天等人合理地利用了现代媒体手段，赢得了听众。但另一方面，现代媒体也带来了“崇拜症”。传统的说书艺术依靠一个固定的场所，说书人与听众之间以一种直接而固定的方式交往。它的传播依赖于直接的“口－耳”关系，“现场声音”是最直接的传播媒介。现代传媒的传播介质的多媒体化，说书人除了言语和声音之外，其个人形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符号。身体的整体性形象诉诸听觉、视觉诸多感官，形成对受众的整体的、示范性的影像。同时，现代传媒可以连续性地重复，不断强化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媒体的高科技手段到来的神话般的效果，加上学术的神秘性，造就了公众对“学术明星”的偶像式的崇拜。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可避免地“粉丝化”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结构和性质。“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性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把自己交付出去。“粉丝”们的受支配性人格，使得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等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们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了一遍，拌上了他的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的面团，易于吞咽和吸收，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这种靠被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价值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在这方面，易中天、于丹现象跟娱乐界的“超女”现象同出一辙。

“文化垃圾经济学”

与电视等新媒体上文化娱乐化的热潮相比，文学写作界则显得格外萧条。2006年末，写作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抨击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一是《财经时报》经过调查，推出“作家富豪榜”，余秋雨等25人以数百上千万的版税收入而榜上有名。

对于前一事件，后来顾彬有所澄清，声称这不是他的原话，而是他引用别人的话。尽管如此，读者公众尤其是互联网网友依然普遍支持“垃圾论”，对顾彬的公开撇清完全忽略不计。而且，就在此前不久，诗人叶匡政针对当下文学而提出了另一论断――“死亡论”，与顾彬的“垃圾论”遥相呼应，成为公众批判当下中国文学的两把锋利的刀子。这两件事情差不多同时发生。“垃圾论”与“富豪榜”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怪异的文化图案。这似乎向我们提示这样一条定律：文字垃圾也能挣大钱。这就是“文化垃圾经济”的规律。

文字垃圾市场化，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它对激活市场，拉动经济，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文化产品的垃圾化起到催化加速的作用。当然，市场得救仍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文化市场得救了，并不意味着文化得救了。市场本身并不想救任何东西，它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目前情况下，文化与市场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文化赢得了市场，市场赢得了利润。但将来，市场可能为了利润，竭泽而渔，将文化变得面目全非。一旦文化产品无利润可言，市场将无情地抛弃文化，去寻求其它获利的途径。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是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化生态圈的劣质化和粗陋化。正如长期吃垃圾食品，会让人上瘾和身体虚胖一样，长期处于垃圾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和欣，进而是精神空洞化。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一些前“少年作家”及其追捧者的败坏文品和恶劣人品。这些文化垃圾哺养出来的无脑儿，只有一张巨大无比的嘴，疯狂地吞噬着那些垃圾，在垃圾氛围中虚胖和贪婪，为垃圾制造业生产指标的飙升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此精神背景下，出现这种怪异的“作家富豪排行榜”，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