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的妙用

看到“脸谱”，首先让人联想到的便是“作戏”。生、旦、净、末、丑也罢，花脸、青衣也罢，唱、念、做、打也罢，无非“台上之戏”而已；另有一种“台下之戏”，则是以历史为舞台，以士、农、工、商为角色，以善、恶、忠、奸为戏文。无论“台上之戏”还是“台下之戏”，“作戏”都是“脸谱”最大的妙用；而论起国人“作戏”，特别是作起“台下之戏”的功夫来，实在颇有可以傲视世界其他民族的资本。

且看唐先生在《新脸谱》中，如何揭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革故鼎新、风云激变的环境中，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化主张的人们在历史的“戏台”上的各色“脸谱”及其妙用。

作品开头便以“艺术化”的笔调交代了创作的时代背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角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刚刚经历启蒙的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局面。

原来“饰员外饰绅士的”如今“画上愁苦的脸谱，扭着鼻子叫穷”，似乎价值观念变新了；原来“做泼旦”的如今“戴上正经的面具”，似乎道德观变新了；原来在“戏台”上一副“白脸的”现在更白了，原来是“青面獠牙的”现在则需要“装出不自然的笑容，向着看客们做媚眼”了，似乎政治文化观念也变新了。整个社会，从“脸谱”上看来，一切都似乎是“簇新的。”

然而，“旧戏”虽然“新编”了，脸谱虽新，角色依旧，刚刚经历文化启蒙的国人，劣根性犹在。“还会使刀，使枪，放暗箭”――见利忘义，不守规则；依然一副“怪声怪气吆喝，扭扭捏捏挑战”的老样子――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此为作者眼中的“内忧”。

另一方面，“高鼻子，碧眼儿”“嘴里哼着洋四书、洋礼记”的“洋脸谱”的也来了。不仅有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杜威、白壁德、哈佛、哥伦比亚”，更有帝国主义武力的胁迫――“飞机，坦克，来福枪”。

此为作者眼中的“外患”。

当此“内忧外患”之际，作者一方面不禁哀叹于“喝彩”声中“看客们”（民众）的不觉醒；另一方面，则是对当时依然迷信“国粹”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他们热衷的只是将“‘新发明’的脸谱小模型”――象征当时被重新包装和解读的中国传统文化――“馈赠名人，请名人带到外国去播种，以垂永久。”

构思和语言的形象性是这篇经典杂文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之一。整个作品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完全全的写实，没有一处是单纯的逻辑推衍，没有一处是就事论事的发表议论；“脸谱”这一特殊意象贯穿全文，作者时时信手拈来，处处运用自如，将杂文创作的构思和语言的形象性几乎推向了极致。

杂文作品的形象性问题，在杂文创作时评化日趋泛滥的今天尤其应该获得重视。杂文作品如果完全偏离了形象性，也就偏离了其作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唐的杂文，常常是兼有艺术散文与政论的双重因子。

这篇作品在艺术特色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与鲁迅杂文风格近似：题旨选取重大，关注的是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思想剖析深刻，直指当时国民性中存在的种种弱点；视角另辟蹊径，由“脸谱”切入，反思整个社会；语言紧凑平实，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文笔辛辣犀利，讽刺尖锐而又深邃；情感含蓄深沉，往往点到即止，引而不发，为读者留下弦外之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先生二十岁时写下的这篇《新脸谱》发表之后，因其在语言风格上的特点被人误以为是鲁迅所作，鲁迅的文坛“论敌”林微音便联系鲁迅别的杂文对其大张鞑伐。亦因此机缘，使唐与鲁迅得以相识，从此开启并改变了他一生的文学征途。

唐（1913―1992），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等。早年曾经在上海邮局当过邮政工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1939年1月，唐与巴人（王任叔），周木斋等在上海创办《鲁迅风》杂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友人合作创办《周报》，后又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1949年后，唐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9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唐杂文选》等。

唐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并享有很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