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诗性空间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在历史上空前的诗性年代，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到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艺，再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以至1949年后的革命建设年代的文艺创作，我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始终处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激情中。这些激情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历史时段的优秀之作：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无不充荡着时代豪情与理想主义的激情燃烧，表现着那些时代人们的激情渴望。当然这一类的作品并不能代表我们文学的全部，但它们至少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它们所掀动的时代激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一支的创作流脉，至本世纪初仍然有像《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收视率极高的影视剧出现，可见激情年代的激荡豪情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印痕。这是一些充满大诗意、大豪情的年代，人们被理想鼓荡着，被激情燃烧着，其时代的诗性空间是理想式的创造历史的大诗意。

以此观照我们的当今时代，个人参与历史书写的大诗意、大豪情的岁月似乎已经逝去，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已经集中到了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代的主旋律也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浪漫理想的革命主题让位给实际的生活需要，过去那种豪迈的诗性空间似乎正离我们远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或缺少激情，也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诗意，只是我们的诗意与浪漫已被分化到实际需要的各个层面。过去的时代，我们的个人生活即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时代意识就是个人的意识，人们共生在一个大的历史空间中，激情与理想是群体性的；而现今，个人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当然也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但却未必非与时代意识关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充满个人憧憬的时代，当然我们的理想也有共通的地方，但许多人同被一种激情所左右的时代毕竟逝去了，我们的理想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愿望，我们的激情已经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现实操作，诗意存在于各种具体运作中，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诗性空间”。

在这样一种时代，是不是我们的文艺只能关注个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趣？比如类似吃一个橘子所带来的愉悦，这样一些生活禅悟？其实，实际的创作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仍然有“底层写作”“生态写作”等等这样一些关注社会民生的创作存在。我们可以不必说“为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而奋斗”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们仍然可以为失学女童鼓与呼，为防止土地沙漠化而呐喊，这也是作家的道德选择，只是理想已被细化为各种各样的目标。“后诗性空间”其实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创作自由，更多的创作选择，在这样一种空间下，优秀作品的出现几率应当更高。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