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的武术世界

中国文学中从来不乏对书生形象的描摹，他们大多都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饱尝世情冷暖的清苦之士，或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些书生难脱丈弱之气。这类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对于千古儒生共尊的至圣孔子，人们对其想象依然不甚了了，甚至想当然地误以为他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

民国时期，世风衰败。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为唤醒国人麻木孱弱的神经，成就了一部极具文化眼光的力作，《中华之武士道》。在此书中粱任公将孔子习武之能事公布于天下，并称孔子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的武士”。将孔子冠以武士的称谓，这在学术史上犹如晴天霹雳。技艺：身通六艺的夫子

孔子习武，确实有据可查。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其父亲叔粱纥，就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叔梁纥骁勇善战，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其身高九尺有余，臂大腰圆，十分魁梧。当年逼阳之战，鲁军刚进去一半，悬门突然掉下，此时叔梁纥反应神速，晃双臂力擎悬门，直到鲁军完全通过，才放下悬门。叔梁纥此一战功，震惊各个诸侯国。孔子也遗传了父亲的良好体质，身高九尺六寸，相当于今天1.9米以上在其时代就被称为“长人”。

《吕氏春秋·慎大》中记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句知孔子虽无意以勇力成名，却也像父亲一样膂力过人。除此之外，孔子身长力大，却有十分敏捷的身手。《淮南子》中描述孔子：“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展示给世人，孔子能文会武，且不恃武凌人的事实。

孔子精通“六艺”之学，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项。这六项实际上也是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之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除了礼节的需要之外，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了战事训练。御、射即驾马车和射箭，是当时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两项军事技术。孔子善射，《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盖观者如堵墙”，由此可见其射艺之精。至于孔子的“御”艺，可能更优于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事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日：“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孔子听别人说道他博学而没有成名之事，就和弟子们谈到，那一项技艺自己最为擅长。在射、御之中，孔子经过权衡而选定“执御”，其中固然有孔予谦德的体现，不过也可以看到孔子对其驾驭战车的本领，也应该是相，当自信，不仅自身文武兼备，作为“万世之表”的孔子，还将这些武艺传授给学生。古代庠、序、学、校、都是被人用来习射演武的，孔子所开唐的“私学”，就囊括此类内容。《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还有“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可见包括冉有在内的，孔门七十二贤人，对于射、御。乃至军事都十分精通。

精神：勇敢坚毅的君子

孔子注重对门人弟子武艺的培养，但更注重通过武艺对人精神层面的提升。勇气、恒心、毅力，不怕挫折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些在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中，有极其传神的体现。孔子十分注重“勇”的品质，他认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以知、仁、勇为“天下之达德也”，如果缺少一种品质就不能算一位君子。孔子还认为“见义不为”，是“无勇也”；在对敌作战中，如果“战阵无勇”是“非孝也”；作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是这样认为的，同时夫子也如此身体力行。《左传》《史记》都记载了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十年。鲁国和齐国议和，并确定在夏季会于夹谷，鲁君由孔子陪同前往。齐大夫对齐景公说：“孔丘这个人虽然懂得礼法，但不够勇武，如果让我们菜地的士兵武力劫持鲁侯，就一定能够控制鲁国。”齐景公欣然同意。与此同时的鲁国，孔子也建议鲁定公提前做好以物理应付不测的准备，鲁定公也采纳了孔子的建议。

在夹谷之会上，果然不出孔子所料，就在齐国士兵准备劫持鲁定公的时候，孔子挺身而出，仗剑杀死两个企图加害鲁定公的士兵，并以身相护鲁定公。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又是孔子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两国之君相会，本来是要建立友好关系，而今却动用武力，背弃礼法，君王肯定不能这样做。”齐景公听后自知理亏，连忙下令撤兵。两国即将举行盟誓之时。齐国在盟书上加上了新的“条款”：“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针锋相对，也在盟约之上附加：“如果齐国不返还鲁国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鲁国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照盟约惩罚”。就这样鲁国不费一兵一卒，得回了包括郓、讓、龟阴在内的汶阳之田。

坡在《留侯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挟持者甚大，而志甚远也”。而梁启超先生说得更加透彻明白：“夫武士道，非臂力之谓也，心力之谓也”。孔子仓猝之间奋救国难，订盟之际力争国权，表现出临大难而不惧，所凭借的不单是文人之智和武士之勇，更是圣人之勇。

处于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孔子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夫子强调：“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备必有文事”。在充分认识到“有武而无文则蛮，有文而无武则弱”的基础上，强调文武双修而不能偏废；“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好勇疾贫，乱也”；“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身体上的虚弱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而强健的体魄可以给人勇气和精神的力量。习练与教授武艺，使孔子拥有坚强的精神和体魄，这才成就了孔子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的伟大壮举。孔子若是手无缚鸡之力，又如何能坐着木轮车走在崎岖坑洼的山路上。更不用说像春秋战国那混乱的年代，游说于列国之间十四年，期间饱受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甚至还经受断粮遇困、险些丧命的情况。即便如此，孔子依然乐观向上，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比喻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牺牲，这是怎样一种气魄！难怪梁启超发出“天下之大勇孰有过于孔子”的感慨！

思想：宣扬和平的使者

大智大勇的圣人孔子，却留给我们一个疑问。在战乱频繁的时代，习武是贵族必须接受的教育。当时武士的社会地位也是比较高的，精于武艺的孔子却“不肯以力相问”，这又是为什么？

这主要与孔子的政治主张有关。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礼崩乐坏。上自天子，下至黎民，奔走纷纭，不遑启处，当真是乱世迹象。孔子目睹百姓深受战乱疾苦，深刻认识到穷兵黩武所造成的危害。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曾经谈到理想社会应当是“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孔子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其要把这一理想付诸实施。五十五岁开始，孔子带领诸弟子周游列国来宣扬其“仁政礼治”，实现其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抱负。

生于乱世的孔子也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孔子情调治理邦国，应力求做到“民信”“足食”“足兵”。这三面虽然都十分重要，但是孔子是反对战争的理念尤为突出。《论语·季氏》中记载，孔子曾经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学生冉求和子路，认为他们没有尽职，不能劝阻季氏讨伐颛臾的举动。孔子语重心长地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优，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因而孔子对“武”始终有着一种审慎的态度，《论语·述而》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反对有勇无谋鲁莽行事，曾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孔子反对不义的战争，卫灵公曾问阵法于孔子，得到的回答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孔子艺高勇敢却反战，力大无比却不以力相问。这种体现在二千余年前孔子身上的“矛盾”，映衬出孔子文武兼备的卓有品质。正因为孔子做人以“武”为骨，所倡导的“文”才充满光明磊落，积极进取，充溢着正义的力量。也正是这种文武兼备的圣人之才，使其对中华文化的体认高远超迈，所以能既往学、开来世，福佑中华润泽民族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