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船厂遗址查考

经深入考证，拙见以为郑和船队44丈x18丈或37丈X15丈的宝船不可能在龙江船厂制造。首先，在明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中记述，龙江船厂西界不抵大江，宝船何从下水?第二，龙江船厂所造五类二十九种船舶，最大的长九丈有余，在秦淮河或城濠岸边施工，并没有很大的船坞设备，大船无法承造。第三，永乐初年，遣中官郑和等使西洋诸国，“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郑和率领官军二万七千余人，大小船舶二百余艘，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确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如果龙江船厂承造过这种巨舶，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事。在后来所写的厂志中，如无其它隐秘的话，必然会大书特书，为厂争荣，可是李昭祥却只字不提此事。第四，一百五十年后到了嘉靖三十一年，宝船厂尚留有仓库，存放旧物。李昭祥所辖的龙江船厂还须派人看守，他认为是额外负担。可见两厂并非一桩事。

《明宣宗实录》卷二有一条记载：“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营建山陵人力不敷，请于南京海船厂及附近江北府卫起旗军工匠一十一万八千协助，从之”。这里所说的海船厂应即宝船厂，而不云龙江船厂，亦可作为佐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柳诒徵编著的《首都志》(指南京)称之为“宝船滩”，可以想见1935年时这一带很荒凉。为了寻找史源，考证讹误，必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1957年在中保村发现的大舵杆是极好的线索，即从此处下手。中保村距离现在的新华船厂不远，访问当地农民住户，实地踏勘，有所收获。

调查经过和结果

这一带的地名，叫做“宝船厂”，已有数百年了，上保、中保、下保的名称也是由明代沿袭至今。看来，绝非偶合。后分为三个生产队，就叫做上保、中保、下保生产队，由南而北。下保生产队靠近新华船厂。

重要的证据还在于现仍存在六个保留着顺序命名的“作塘”。作塘解释为工作的水塘，必然无误。用现代术语说，亦即是船坞。我国古代对工匠常称为“作”，如木作、铁作、箍桶作等等，集居工作的地点叫做“作坊”。南京市长乐路原名三坊巷，就是那里有铁作坊、银作坊、铜作坊三个小巷而得名。在《龙江船厂志》中，亦屡见不鲜，如对领班工匠称之为“作头”。可见“作塘”之名是有来源的。这六个作塘的布置，并不是由一至六，一字排开的。似乎是先定下一条轴线，向两端排列。在轴线以北，曰“头作街”、“二作塘”、“三作塘”，由南而北。在轴线以南，曰“四作塘”、“五作塘”、“六作塘”，由北而南。在作为轴线的一条较宽的道路上，建有房屋，想系当时办公所用，现在变为住户。尚有一个天妃庙的遗址。显然，这是经过事先规划而作的布置，可以说是“井井有条”。

据了解，以前还有“七作塘”在三作塘与新华船厂之间，距三作塘不远，现已不复存在，被新华船厂填掉，盖了宿舍。为什么添出这个七作塘，想是在施工期间，作塘不够用，因而另辟一处。这七作塘的名称以及天妃庙(俗称“娘娘庙”)的遗址，在当地契册上载有明文。

六个作塘的东端以一条大路为界，现名三汊河南街，通行公共汽车。其西端，在当时必定是直通长江的，长度可能不完全一致。大致为300米至330米。现在沿江已筑坝。塘边两侧参错不齐，被填没掉的面积不小，盖了很多房屋住家，曲曲折折，有的还保留为鱼塘，有的已改为农田，都归生产队所有。忆想当年，辟江滩为作塘之时，必定端正整齐。五百余年未加利用。地貌变化，人事更迁，非复旧观，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其规模而言，则宛然俱在。

对六个作塘的宽度，作了两次踏勘，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各作塘原来的宽度，可能不是相同的。现在遗存的状况是头作塘和六作塘较宽，我们测量时，以现存的最宽距离为准。二作塘系用皮尺实测，为41米。余系步测。得到的结果，大致如下：

头作塘 50米以上 四作塘 不足30米

二作塘 41米

五作塘 约30米

三作塘 约35米

六作塘 50米以上

这一片，包括七个作塘及当中间隔的面积，至少是300x500平方米。以造船厂的经验估计，其所需的木材、铁器、桐油、捻麻、石灰、杂物等大量物资的存放地点，至少倍于此数(大批民工的住处不在内)，推断宝船厂的总面积至少与龙江船厂不相上下，即在五十万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

水塘现在的深度约为1．4米。在四作塘和五作塘等处，有一些造船遗迹，有一个大石臼，是为舂击麻丝而用；塘中存有不少木块；还有几百年前的石灰。原来有一模型，放置在天妃庙内，时已被毁。社员们回忆，模型的尺寸约为1．5米长，0．5-0．6米宽，方头方尾，中有数桅，且有楼台，雕刻精细。

在轴线上的天妃庙，是个小庙。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供奉天妃、祈求神灵庇护的事迹甚多。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有详尽的叙述。当时科学不发达，认为“海洋之状，变态无时……非仗神功，曷克康济”。所以，沿江沿海立了不少碑，建了若干庙宇。在南京的，据《资料汇编》说有三处。最大的在仪风门外狮子山下，永乐十四年建；另两处在上新河北岸(洪武年间造)和大胜关(成化二十三年建)，而未提及此庙。照现在的遗址看，这个庙面积不大，与其它三处不能相比，就是宝船厂为供奉天妃，自行建造，在船舶下水前祭祀所用。1966年以前，庙还存在，三间二进，生产队用以办公，后被毁掉。现在另盖了房屋。宝船厂与龙江、清江船厂性质不同

宝船厂究竟造过多少船舶，没有历史资料可查。按照六、七个作塘推测，假定大者为四至六艘，中者为八至十艘，小者为三十余艘，首批五十艘在两年内是可以完成的。不过据《明成祖实录》卷二十六的记载：“永乐二年正月命京卫造船五十艘，将遣使西洋诸国。”永乐三年启航，就不一定能全部交付使用。可能还有在他处事先改造的海运船参加郑和船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未提“宝船”。《明成祖实录》中，另外有三条是比较明确的；(1)永乐五年九月命都指挥王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2)永乐六年正月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3)永乐十七年九月造宝船四十一艘。其它关于改造海运船，但未说明是备使西洋诸国的，有五条记载。大部分是交给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改造的。只有“永乐三年十命浙江、江西、湖广及直隶、安庆等府改造海运船八十艘”，可能与宝船厂有关。因此，在南京一共新造若干，改造若干，无从琢磨。

总的说来，宝船厂的任务是不多的，可能承担一些船舶修理。永乐六年的四十八艘和最后一批四十一艘，应该是宝船厂造的。永乐十九年，明成祖因为奉天等三殿火灾，内心惶惧，不知所措，诏令往诸番国宝船暂行停止。郑和的第六次航行结束后，即留在南京。成祖死后，仁宗继位，立即重申前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宣德元年至四年，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宣德五年再下西洋。大事修理归船，并未新造。

综上所述，宝船厂存在的时间不足二十年，新造和改造的船，不会超过四百艘。显然，宝船厂与明初设置的其他两船厂，性质完全不同。龙江船厂建于洪武初年。朱元璋亲率水师，征战十五年。“殪汉蹙吴，舟楫是赖”。灭元后，定都南京。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深知水师之重要。遂在都城开厂造船，所造之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为了备战，一是供应宫廷。如四百料战座船、四百料巡座船、轻浅利便船、马船、快船等，均属军船；预备大黄船、大黄船、扁浅小黄船等，均属供奉用船，每年造船数有定制，分配有定额(指领驾部门及船数)。它是正规化的官办船厂，是作为长治久安的国定大计而设立的。其主管部门是工部。

民以食为天。任何朝代都要把征集到的粮食运到首都备用，史称“漕粟所都”。明成祖朱棣，原封燕王，阴怀夺权之志，欲迁都北平。即位初，便有设立漕船厂之议。永乐七年，建立清江及卫河二厂。清江厂在今淮安与淮阴之间，卫河厂在山东临清(嘉靖三年裁撤，并人清江厂)。清江船厂规模很大，设有京卫、中都、直隶三个总厂，管辖六十四个造船分厂，年造船能力约为五百五十艘。其主管是漕运总督。

宝船厂则属于临时性质的，任务是不固定的。创办之始，应是由兵部或其下属主管，京卫及都指挥均属兵部。

造船是为了用船，此古今不易之理。生产的船，用途不同，船厂性质自然有所不同。船舶用途可分为五类：一日运输，如漕运、盐运等；二日军事，包括战舰及配备的各种船只；三日海外交通(外交通商)，历史上各朝代出使海外诸国所用的船舶属之；四日国内外贸易船，指专以贸易为主的船，与运输的性质有所不同；五曰渔船。明代初期的三个船厂恰巧可以按此区分。清江船厂(包括卫河船厂)属于第一类，龙江船厂属于第二类，而宝船厂属于第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