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事件折射出的媒体镜像

在“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报道上，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都属于“国家第一”的报道框架。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主流媒体力求把本国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报道新闻时多以中立描述“事实”，虽不支持斯诺登的行径，但略有批判美国之意。而与“谴责和逮捕斯诺登”相对应的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斯诺登被陈述为“叛国”、“间谍”等代名词。实质上这就是两大媒体各为其主的最忠实态度的表现。

主题选择分析

2013年6月，斯诺登向媒体提供机密文件致使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从6月9日至6月29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上面：事件追踪报道、人物追踪报道、泄密事件影响。其中《纽约时报》呈现了突出泄密事件影响报道的趋势，此类报道占据样本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达到40%。其次是对人物斯诺登的报道，比例为35%。报道力量相对较弱的是泄密事件本身的信息，比例只有25%。《人民日报》在报道比例上与《纽约时报》几乎一致，不一致的在于事件报道多于人物报道。这恰恰与《纽约时报》相反。

从报道主题上来看，《人民日报》始终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与国家相关的信息是首要的报道对象。《人民日报》注重对美国当局以及国际舆论的报道，一个是基于泄密事件对美国政府的行为进行批判，例如6月20日《窃密吹落美国脸上的“人权脂粉”》一文中就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17日展开辩解，表示国家安全局（NSA）的数据收集项目受到严格的监督。但在爱德华·斯诺登持续爆料之际，这种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霸权，既不受国内民众待见，也不为别国所容。之前对别国的一切指责，都化作对自己的嘲讽。另一个是对美国诬蔑中国指使斯诺登为间谍的说法进行反驳和回击。就泄密事件本身而言，中国对于斯诺登的态度是中立偏褒扬的，所以低调支持香港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与斯诺登本人有任何关联。《人民日报》公正地阐明了自身的立场，表达了对于美国政府无中生有的不满。除此之外，美国的棱镜计划让中国看到了信息的高速发展以及科技的重要性，中国还需努力完善互联网建设。

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而且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纽约时报》直接切入事件本身信息的报道继承了西方对此类报道的惯用方式。但是由于该事件的特殊性，有损美国的形象，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反映西方媒体强烈的“受众意识”的同时兼顾了“国家利益”的框架。对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也占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它强调的是斯诺登是叛国贼，是间谍，对美国政府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的行为也损害了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一方面，《纽约时报》要报道事件的真相，让受众接受媒体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必须批判斯诺登的行为。同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多半对斯诺登是表示支持的态度。与美国一些非主流媒体相比较，《纽约时报》想要占领市场的一席之地，就必须迎合众人的口味，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一定倾向性但也不是很明显。

对于斯诺登的去向是两大报纸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线索，他的去向与国家利益无关，但是他去到的那个国家会成为新的焦点，也就带来了新的新闻价值。

消息来源分析

媒体报道对于事件的呈现起着重要的作用，消息来源的选择，代表了媒体的立场，通过不同的消息来源，媒体传达出不同的信息侧重点。如果媒介选择消息来源有明显的偏向，新闻将无法公正，也难以展现社会现实，新闻媒介的功能与可信度都将受到严重的伤害。

从图表看出，两家报纸均以政府和新闻媒体两项为主要新闻来源，但文章比例有所不同，所提倡的价值观是迥异的。具体分析如下：

《纽约时报》兼顾多方信源。在泄密事件中，政府部门的消息是主要新闻来源。但是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纽约时报》努力做到大致平衡，让各种不同利益与立场的人得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才能做好上通下达的社会沟通桥梁工作。一方面是媒体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控制；另一方面是遵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维护报道的客观公正。《人民日报》注重新闻媒体的消息，该比例达到52%，充分表达了媒体的立场。凡是新闻媒体记者或编辑写的评论类的报道，都代表新闻媒体自己的声音，同时也代表国家的利益，媒体自身就是消息来源，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众的声音几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在中国，受众的社会地位和知识储备还处于中等层次，对于国际上的大事件还不够关注。其次，媒体还没有完全确立“受众意识”。

报道形式分析

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采用怎样的方式，就是怎样把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同的叙事谋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不同，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面也不同。对斯诺登事件报道方式进行统计，得到的数据见表4。

从数据中看出，《纽约时报》通讯比例大增，一改往常以短消息为主，其他体裁尤其是评论体裁极少使用的状况。《人民日报》及时客观地向人们陈述事实之外，更多地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角度表达媒体或个人的观点。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运用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体，相对以往来说是一次较大的突破。《纽约时报》消息与通讯并重，表述媒体观点，渗入个人情感的笔法逐渐接轨，口语化明显，通俗易懂，吸引读者注意，也准确生动地传达了信息，但文章言语中依旧保留一贯的谨慎态度。两家报纸在对于此事件的报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直言不讳，大胆披露，做出大胆的猜测和臆想。当然，《人民日报》的报道相对中庸，主要是对美国的批判，比如“虚伪的面具”、“烂摊子”。《纽约时报》的报道则到处可见“betray”（叛国）“spy”（间谍）等字眼。对待斯诺登本人，《人民日报》称揭秘者，甚至会形容他为一个英雄。而《纽约日报》直呼其为泄密者和卖国贼。

关联框架分析

一个框架能涵盖的问题层面越广泛，或其所能顾及的社会团体范围越多，动员力就越大，就越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受到新闻媒体注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新闻媒体为了选择的议题最终能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使议题与特定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产生共鸣。从归纳的四种关联框架类型来看，《人民日报》突出了社会发展与稳定框架。《纽约时报》则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将人文关怀理念应用到报道中，就是要媒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各种需求的肯定等。《人民日报》重点讨论的问题如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泄密事件危害了社会稳定。关于斯诺登本人的报道不是《人民日报》关注的中心，包括斯诺登的生长环境以及他暴露美国监控的行为。唯一与斯诺登有关的就是他的去向，因为他的去向牵动了美国在世界的局势，《人民日报》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对人的生存进行考虑。不管是美国人民还是其他被监控国家的人民，都是最终受害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领导者需要认清实况，为自己的子民做出一些努力，保证他们在安定的社会中生活。《纽约时报》认为斯诺登的泄密属于负面新闻，且涉及到美国政府部门等利益主体，所以对于斯诺登本人的讨论是重要议题。《纽约时报》多从微观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对于斯诺登本人的剖析十分到位，更加关注斯诺登泄密的动机是什么。对于美国而言，他是善是恶，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包括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工作和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到底要怎么安置他的未来。美国的形象在这次事件中已经跌到谷底，想要取得民众的信任，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析看出，关注泄密事件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对造成灾难的责任追究是《人民日报》的处理态度。《纽约时报》以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进行报道，看似对此议题报道充足，角度多元化，但实则始终没有碰触到这个议题的核心：“谁该对此负责？”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让其为国家利益服务，因此传播制度即是社会制度对传播控制的体现。媒体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环境之内，为本国利益集团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媒体的言行必须符合相关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根本。

框架本身是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的，每个事件的存在到传播都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框架。每个信息或新闻中心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并且都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控制，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新闻框架，将它们的思想、意识、倾向等反映其中。这点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两国的主流媒体不仅承担着国家传声器的功能，更被用以维持和强化现存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

虽然中美主流媒体对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报道有一些差异，包括其他国家以及世界舆论的看法，差异是存在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差异的存在。比如英国的《卫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激烈抨击美国的行为，表示支持斯诺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合理的差异当中坚守新闻最初的本质要求，身陷框架但思维要跳出框架，不放弃追求新闻的真实性。

（湖北大学新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