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

提 要 关于古代中国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通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Q，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这些似乎可以归结为“以论带史”所致。

关键词 宋代 气候 冷暖状况 史料

关于古代中国气候冷暖状况，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但争论仍然较大。以两宋时期的大陆东部为例，竺可桢先生认为北宋时期已开始转向寒冷，“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第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①。此文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但也不乏商榷者，尤以满志敏先生《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②最为全面、坚决，其结论也被不少学者接受，屡被征引，似已成为定论。笔者在详读满文之余，发现存在一些瑕疵，不敢苟同，而这些瑕疵多为今人研究古气候存在的通病，故特撰拙文，以就正于方家。

————————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② 见《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满文”。

一 关于材料的选择

首先，对于古代气候的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但相对于植物、动物的分布，冰、雪、霜等记录应该更关键有力。因为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静水(有结晶核)自然就凝结成冰，并不受时间和人工等任何影响，先秦如此，宋代如此，当今亦如此。相反，我们用作证据的大部分植物，不但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满先生曾将其划分为自然分布型、经济分布型、观赏分布型和抑制分布型四类③。而且，由于人类需要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会在古代和现代形成很大差别，有的退化，有的进化，无论是其分布区域，还是生长时间，都难以与现在的所谓同类物种作简单的相提并论。满文大量使用的证据，如稻、麦、柑橘(满文作桔)、苎麻、梅花等，无不属于此类。譬如水稻，不知宋时的水稻该与现在如何对比?与哪个品种对比?

————————

③ 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农作物如水稻对生长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山南山北的不同，耕作技术的差异，田土质地的好坏，播种时间的先后，都会影响其发育和成熟。据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介绍，同一品种在条件完全相同的相邻两块田里种植，其收获时间可由于耕种者的不同而有15天左右的差异。只要对农业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任何时候，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等)的收获从来都不是同时的，一块田已收割完毕，旁边的田可能还在泛青。在这种情况下，满文极力推导，也只能得出3、4天的差别，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满文中曾举宋神宗时的观稻时间作为水稻完熟期的标志，其中1074年为lO月4日，1083为11月20日，前后相差47天，而总的平均时间为10月31日，差距亦达到27天之多，我们能就此断定短短几年间气候波动如此剧烈吗?

满志敏先生在“讨论人类活动对生物分布影响的基本模式”时，曾“假定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无地形和土壤的差异，湿润程度满足生物的生态需要，不构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温度由南向北递减，是影响南方型生物向北扩展的唯一因素”①。但这毕竟只是“假定”，实际情况显然不可能这样理想。所以在宋代气候研究的可靠性方面，冰雪记载理应大于动植物生存界限，而作者反以动植物分布界限为据，却将冰雪记载置于次要地位，考虑较少。

其次，将一年的温度仅仅局限在冬季，甚至以冬季的情况来代替全年的情况，是现在很多古气候研究的通病，这样做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有很多冬季偏暖但春季或秋季偏冷的年份，全年温度就无法以冬季来代表。我们看到，在1875—1880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5．8℃、－1．9℃、－3．4℃，年均温度是11．8℃；而在1954—1964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4．2℃、－1．8C、－2．4℃，整个冬季的平均温度已上升了o．9℃，但年平均温度仍是11．8℃②，可见，以冬季温度代替全年温度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适的。王绍武先生早就指出：“另一个问题是未指出季节，由于所用史料大部份是冬季，或至多是冬半年的记载，所以很难说能代表全年”③。“过去根据史料研究气候变化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冬季，但实际上各季的变化却并不一定一致”④。

宋代气温正处于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混沌”状态，冬暖春夏寒的情况就出现得更多．如“(庆元)六年(1200年)，冬燠无雪，桃李华，蛰虫不藏……(嘉定)六年(1213年)冬燠，无冰有雷，昆虫不蛰”⑤可算是比较明显的暖冬了，但同时，“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五月，亡暑，气如凛秋；嘉定六年(1213年)六月，亡暑，夜寒，与京房‘当燠而寒’同占”⑥。《宋史》卷62《五行志》则称：“(庆元)六年二月乙酉，雪。五月，亡暑，气凛如秋。”“(嘉定)六年二月丁亥。雪。六月，亡暑，夜寒”。可见1200，1213年的春天和夏天温度都较低。满文多次将“暖冬”间接等同于全年温暖，并且基本未对春、夏、秋三季作任何关注，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

① 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l期。

③ 王绍武等：《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l期。

④ 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中华书局，1986年。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中华书局，1986年．

二关于史料的解读

“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虽难以为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古代气候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对材料的理解发生错误，即使理论如何科学，其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所以对史料的理解极其重要，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略举满文几例如下：

而此月范祖禹因“冬暖，洛水不冰”，而得以乘漕司官船，从洛阳以水路赴开封……暖冬现象亦十分明显。

按：根据“亦”字及上下文意，作者认为“洛水不冰”是暖冬现象十分明显的一个证据。但据清人记载：“金吉甫曰‘北方诸水虽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谓之温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连山，以障北风，三则前人谓其中有 石’”①，同时人朱鹤龄，秦蕙田均有相似记述。直至今天，“洛阳和三门峡市以及巩义、登封、宝丰和荥阳、禹州等县市……由于北部受中条山和太行山的阻挡，寒潮不易入侵，冬季不冷，河流一般不封冻”②。可见“不冰”乃洛水之常态，以此条资料说明“暖冬现象”“十分明显”，恐欠妥当。

在《宋史·五行志》中“冬无雪”与“冬无冰”资料并列在“五行·火”中，同属“恒燠”之列。可见在古人的知识中“冬无雪”与“冬无冰”应同属暖冬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按：1，《宋史》卷63《五行志》开篇就说：“炎上，火之性也。火失其性，则为灾眚。旧说以恒燠、草妖、羽虫之孽，羊祸、赤眚、赤祥之类，皆属之火，今从之。”可见，《宋史·五行志》不过沿袭前人旧例。将“冬无冰”与“冬无雪”并列于《五行·火》中，实非首创，能否据此认定“冬无雪”即为暖冬证据，大有疑问；2，在《宋史·五行志》中，是将“冬无雪”与“冬无雪无冰”严格区分的，由此可知，“无雪”与“无冰”是完全不同的，强调“无雪”之处，不等于无冰；3，即使古人的知识中以为“无雪”与“无冰”均属暖冬，但他们的标准未必与今天完全相同。满文所参用的王绍武先生的研究中就并不将“无雪”作为温暖证据；4，满文曾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少雪冬季必定都是暖冬。在我国，前冬与后冬的环流可有较大的改变，在有记载冬季祈雪的年份，亦会出现寒冷事件”，在这里却又作如是说，前后是否抵牾? 5，当代的河南，“总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少雨雪，春季干旱多风沙”③，可见冬季少雪是河南的一种正常现象，它可以与寒冷并行不悖，并不一定意味着气候温暖。

北宋史料中另一个特点是霜雪害稼的记载很少见，《宋史·五行志》中仅有5年的记录。从文献留存量来看，北宋一朝的资料要远远多于魏晋南北朝或唐朝，但霜雪害稼之类要比这两个时期少。因此霜雪少见现象不能用资料脱记的原因来解释，可能的原因无非是当时霜雪现象并不比现代异常。

按：l，北宋资料诚然较多，但不等于每一方面的资料都应很多；3，在魏晋南北朝或唐朝期间，除南朝政权外，其他政权的政治中心，包括首都及大本营，都在北宋首都开封之北，而经济中心亦较宋代偏北，它们统治的北方疆域，很多从未纳入北宋的版图，如何能简单对比?　4，北宋时“陨霜杀稼”在《宋史·五行志》中的记录不多，但降雪及其他严寒记录并不少见，不可偏废，如果主张宋代气温偏冷，完全可以认为是“陨霜”所造成的损害不如降雪严重，而降雪又比较频繁，所以人们对陨霜关注不多。正像有学者所说，“某类天气现象愈频，其被记载下来的数量愈少。越是常见的现象，越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越是罕见的现象，倒最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积累知识的一般特征”④。这种看法恐怕也值得重视。

梅尧臣(1002—1060年)曾写有《京师逢卖梅花五首》，诗题本身就告诉我们，

那时开封已有梅树栽种，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

按：1，如果有谁将梅花带到北极去卖，我们是否可以说北极“已有梅树栽种”呢?“卖”与“种”应该不是一回事；2，兹录梅尧臣《宛陵集》⑤(满文注中作《宛溪集》，误)卷17《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部分诗句如下；之一：“此土只见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此心还

————————

① 胡渭：《禹贡锥指》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③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④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四库全书本，并参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似庾开府，不惜金钱买取夸。”可见，开封的梅花并不普遍，连买梅花都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之二：“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头月下杯。”可见，此时梅仍多生于越地，可能只生于越地，也可能刚移植京师，但无法推导出所谓“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的可能性。之五：“此去吾乡二千里，不看素萼两三年。移根种子谁辛苦，上苑偷来值几钱?”可见，梅尧臣离乡后，竟长期未见到梅花，如何“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呢?　2，《宛陵集》卷4有诗《九月见梅花》，我们是否可以从“诗题本身”得出当时的物候比现在早好几个月的结论呢?　4，《宛陵集》同卷还有诗《三月五日欲访宋中道遇雪而止》，满志敏先生大约没有见到，因为农历三月五日下雪应该不是气候温暖的证据吧。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时任杭州通判，曾写下“雪入春分省见稀”的诗句。

春分这个节气在阳历的3月20、21日，现代杭州平均降雪终日在3月11日。当时

春分以后降雪已称稀罕了，可见那时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日也不晚于3月11日。

按：1，四库全书本《苏诗补注》卷9《癸丑春分后雪》：“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此时的雪竟然“作漫天柳絮飞”，再结合后文及苏辙的次韵，雪下得并不小，其寒冷是明显的；2，诗题很明确地指“春分后”，这与“雪入春分”是同义的，在查慎行《苏诗补注》中，此诗题后还有一附注为：“一本作二月十日雪”，即为公历3月27日。竺可桢先生文中提到“自1905—1914年十年间杭州平均终雪期为阳历2月23日而最后终雪期为3月15日”①，在1951—1980期间，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期为3月11日，北京的平均降雪终期为3月18日②，可见宋代此次杭州降雪比当代杭州平均降雪终日迟了16—32天，这很难说明“那时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日也不晚于3月11日”。

北宋时，今甘肃临洮一带是“夏田种麦，秋田种粟”，也是冬麦产地。陕西北

部沿当时宋夏边地一带，“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粘齿，不可食”……冬小

麦在其分布北界附近全生育天数在280天，以北以西则长达300—360天。由此可

见庄绰所云陕西沿边一带麦作“周岁始熟”应是冬麦性质……在金泰和五年(1205

年)，金政府更改夏秋税的征收时间，把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

陕西一带的夏税征收时间定在七月初……上述地区正是“稼?迟熟”才把夏税限在

七月初为期，可见这些地区都有冬麦的生长。上述资料可见北宋至元中叶期间冬麦

生长地区已移至临洮、固原北、延安北、大同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

按：1，有学者认为，庄绰所言“周岁始熟，是指春小麦。春种秋熟，生长期占据一年所有的生长季节，是春小麦与冬小麦最大的区别。此外‘黏齿不可食’也是春小麦独有的食性，冬小麦无此特征”③。2，即使如满先生将“周岁”坐实，那么这说明其生长期延长了。而有人在以大豆、小麦、玉米作试验后，得出结论：“高温、高CO2浓度使农作物生育期缩短。其中高温对生育期的影响要比高CO2浓度的影响更大”④。可见生育期延长很可能是天气寒冷，积温较低所引起的；3，“黏齿，不可食”也说明小麦的品质极差，我们似乎很难拿现在所谓的正常情况相比；4，关于金代夏税的问题，韩茂莉先生指出：“辽金时期的文献中，不但只字未透露出塞外种植冬小麦的信息，而且有关小麦的记载也有限。这一时期小麦在塞外种植量很少，分布地区也有限，完全不具备纳税的意义，大多农业垦殖区内的农作物是粟、菽、稷、荞麦等杂粮……辽金时期塞外很少种植小麦，冬小麦分布区也更不会向北延伸到临潢、上京一带。”原因之一是金代“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气候寒冷，至春末夏初，尚无法播种，而秋季霜降期又相对太早，使农作物秋成深受影响。这样的气温与今日相比或略低，或相近而绝不比现在更高。”所以“宋金时期冬小麦的分布北界，绝不可能越过今日冬小麦北界”，而“就文献本身言，单纯依靠《金史·食货志》西京、北京等处迟纳‘夏税’的记载，还不足以推导出这些地区种植冬小麦或实行两年三熟制的结论”⑤。韩先生的研究值得重视。

————————

① 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② 林之光等：《中国的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

③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④ 郭建平：《高温、高C02对农作物影响的试验研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2年第1期。

⑤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4—280页。

三 关于史料运用

现在对古代气候的研究，多以比较为主，一般以当代气候与古代某一时期相对照，得出其变化情况。虽然各家所取“当代”含义并不相同，甚至有前后互异者，但毕竟是建立在当代气候的基础上的。所以在作比较研究时，有两点容易出现偏差：一是比较对象，一旦以“当代”为基准，就不能以古代此一阶段与另一阶段的对比结果，简单地变换为古代与“当代”的对比结果；二是可比性，应尽量避免将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与彼处的普遍情况对比。比如：

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成书的《郯(似应作剡)录》记载：浙江嵊县“素无柑，

近有种者，撷实来，风味不减黄岩”。这说明气候转暖后，喜暖的柑类种植开始向

北移动。

按：现代柑橘，品种很多，有柑、橘、橙、柚四大类，“长江以南各省区和长江以北、秦岭以南冬季气候温和的地区都可栽培”①，具体地说，“柑橘目前在中国遍布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18个省、区，主要种植在秦岭南麓、安徽南部到太湖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浙、赣、湘、黔等省的南部地区，华南、云南大部和四川盆地，长江三峡地区为最适宜栽培气候区。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如陕南、陇南等地或由于特殊的地形，或采取特殊的防冻措施，也可栽培”②。甚至在北京地区也有种植③。而嵊县地处浙江中部，其位置远在所谓“北界”以南，因此宋代嵊县“素无柑”，恰好说明当时之寒冷，而柑橘在嵊县的种植到底持续了多少时间，尚无法揣测。所以此条记录即使能说明“气候转暖后，喜暖的柑类种植开始向北移动”，但满文比较的两个时段分别是“北宋至元中叶”与“当今”，而不是南宋中期与南宋初期，其结果适足否定满文自己的结论。

《农桑辑要》中还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苎麻在河南的栽种技术，并说：“苎麻本

南方之物，……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今陈蔡间，每斤价钞三百文。”……

这里陈蔡，指当时的陈州与蔡州，分别治今河南淮阳与汝南．苎麻本为亚热带作物，

今以长江流域为主要产区，河南省的主要产地在淮河附近的确山、光山、商城、固

始等地。有关苎麻种植最主要的变化表现在年收三镰的分布位置比现代更偏北。

按：1，应注意，原书称“苎麻本南方之物”，而且是“近岁以来”才“艺于河南”；2，“陈蔡间每斤价钞三百文”，说明当时陈蔡间此物并不丰富，否则不会如此昂贵，据此还可推知，苎麻被移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正是满先生所称经济分布型的典型，而非气候冷暖的指示；3，不仅此时是小范围的种植，更不知后事如何，与今“河南省的主要产地”有多大的可比性?

另外，史料的存在虽只有一种方式，但每个人对于它的运用，却各不相同。中国历史资料丛杂，即使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也不难找到各自的依据，但我们至少不能将史料断章取义，曲解材料原意。满文中亦有这样的情况，举例如下：

南宋灭亡后，文人吴自牧留恋昔日杭州“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的旧

情，在其著作中记道……值得指出的是，从文献记载“桃开浑如绵障”只能推断当

时仲春十五已经到达或越过盛花期，因此毛桃盛花期提前3天应看作是最小值。

按：l，此著作即《梦粱录》，我们知道，历来回忆性的诗文，因为对过去的留恋和今昔的强烈反差，往往夸张色彩较浓，难以尽信；2，既为“浙间风俗”，则其来久远，宋时气候是否仍然如此，值得怀疑；3，更重要的是，满文所引原文全句为“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④，可见，花开最早的包家山也只是刚到盛花期，别处显然尚未到“最堪游赏”之时，如何便“只能推断当时仲春十五已经到达或越过盛花期”呢?所谓“提前3天”的“最小

————————

① 曹祥深：《中国经济地理》，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② 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参《柑桔栽培手册》，农业出版社，1972年，第2页，及林之光等：《中国的气候》第314—319页。

③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组：《北京地区植物检索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④ 吴自牧：《梦粱录》卷l，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值”又该从何说起?

以下再来讨论宋至元中叶时期喜暖的观赏性植物大量在北方出现的事实。……

此处讨论喜暖的观赏性植物在宋至元中叶期间大量出现在北方，目的在于旁证前面

所述此期气候温暖的事实

按：满文一方面肯定“观赏性植物深受人为作用影响”，并举例证明了这一点，却又准备将其作为气候温暖的旁证，很容易让读者困惑，难以理解。

下面，我们随原文看看这些植物如何“大量”在北方“出现”的“事实”，现分段举例如次。

(在举了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例后)此外开封府府内有梅花堂，琼林苑

有梅亭，这些命名都可能与梅树栽种有关。

按：作者作此推断，确实很有道理。宋末人周密载：“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①。——因为有了这一株蜡梅，人们觉得惊奇兴奋，大张旗鼓地命名，这恰恰说明其物罕见。至于“琼林苑有梅亭”，据记载：“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②。其中关键的“闽广二浙所进南花”被作者忽略，不可理解。

北宋末，建造艮岳时，曾“土积而为山，……梅植万本，曰梅岭。”皇帝对享

乐生活的追求，使梅树栽培在开封城内达到顶峰。

按：作者刚刚分析了以艮岳上的植物作证据是错误的，这里又马上用其为例，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元人王旭的《梅园杂集·序》曰：“安阳许氏之园有梅一株，岁暮方盛开。”

……刘敏中《谢赵于昂同知惠梅》诗曰：“历下寒多梅事稀，西园两株还惊目。”

……耶律铸《立春》诗说：“上苑三冬梅正发，和林五月草初新。”诗人另一赋序

云：“独醉园数年无花，今岁特盛”。

按；1，地点分别是“许氏之园”、“西园”、“上苑”、“独醉园”，其小气候及人为因素无疑十分特殊；2，数量多是“一株”、“两株”(四库本作“两树”，意同)；3，对于“岁暮方盛开”、“寒多”、“梅事稀”、“惊目”、“数年无花”等等字眼，作者概不理睬，只盯住了“梅”字；4，赵子昂(孟?)“本杭人”，所引诗下紧接二句“多情细拣春风枝，把玩顿慰江南思”，足见梅仍是杭州——至少是江南一带的植物特征，并不是随处可见；5，其实，梅花“岁暮方盛开”、“和林五月草初新”、“独醉园数年无花”说明的正是寒冷征候，而不是相反。

在元朝前期梅树在今河南安阳、山东济南一带，甚至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其

踪迹。结合北宋时的事实，在北宋和元中叶的时期内大部分时间在中原地区都可见

到梅树在园林中的栽培，这显然与这个时期的温暖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梅树毕

竟是亚热带的植物。

按：前文说的是“大量”，此处成了“踪迹”，都是指前面作者苦心找到的“一株”、“两株”的记录，但北宋(960～1127年)与元朝(1279～1368年)中叶，其间相去二三百年，如何体现出“大部分时间”呢?而仅凭梅树在“园林中的栽培”，就“显然”地与“温暖气候”有关系，恐怕多少有点牵强。满先生自己在谈到唐代长安的梅树时曾写道：“观赏性花木的分布地点不宜作气候条件的指示证据，因为这种花木生长的限制因子有可能不仅是冬季气温，而是人文条件……从唐到北宋，文献中见到的梅树主要分布地区由关中转移到开封一带，这个分布的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这种观赏性花木借以繁荣的人文条件发生了变化。再从元代的记载来看，梅花又见于今北京地区，即便现代的北京也见有梅树的露地种植。由此来看，把观赏性梅树的分布地点作为亚热带的指示不太合适”③。

————————

①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中华书局，1988年。

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卷7，中华书局，1982年，但点读与注者稍异。

③ 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金朝人饮茶成俗，但金朝统治着淮河以北的地区，气候条件本不适宜于种植茶

树，历来金地所饮茶叶均以宋金边界的榷场交易和民间走私为源。但金承安三年(1

198年)，金政府以“费国用而资敌”为虑，下令在金地内设官制造。承安四年在山

东半岛的淄州(今山东淄博南)、密州(今诸城)、宁海州(今牟平)和河南的蔡州(今河

南汝南)设坊制造新茶……而现代茶树可能种植区的北界仅在驻马店、徐州、临沂、

青岛一线。

按：1，此段材料见于《金史·食货志》，满先生也注意到，金朝力图种植茶树的动力何在。当年我们也曾做过违反大自然规律的事，这种可笑而荒唐的行为，竟然成了一个很平常的气候证据，比较出入意料；2，作者在这里回避了金朝种茶的结局，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据原文，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便承认“味虽不嘉”，种茶只是“强民”而已；“(泰和)五年(1205年)春，罢造茶之坊”①。类似这种半截引文的情况还多次出现在作者所举暖冬记载中，如单用“今冬令反燠”半句，却删去紧接其后的“春候反寒”，让读者莫名其妙；3，作者所举“驻马店、徐州、临沂、青岛”，当时均在金国境内，金人在多处试验种茶无效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②。而现在，我国“茶叶分布地域很广……北至北纬38°附近的山东蓬莱县”③，已到当时的金朝腹地，两相对照，宋金时的气候能否称得上温暖应是一目了然的事．

11世纪中叶以后的50年左右最暖时期还可由当时开封水稻收获时间来加以证

实。《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有宋神宗召辅臣于后苑观稻的6年纪录……因此就水

稻品相来看，完熟期是适宜观赏的最后时期，皇帝召辅臣同观稻子收割或长势，总

带有炫耀的意味，礼部或皇帝本人肯定不会让大臣同观枯败、零落的枯熟期水稻。

故而可以推断这些观稻的时间必定最迟相当于水稻的完熟期。

按：1，表中所列包括元?二年和元?七年的记录，此时宋神宗已去世，在位的是宋哲宗；2，有意思的是，这次仍是在“后苑”，不是在大田! 3，作者所断言的“肯定”、“可以推断”多是想象之词，这一连串的假设，不知证据何在?相反，古代皇帝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往往坚持以农为本，也多做一些姿态，如亲耕等，来表明自己重农。因此，观稻应该是一件平常事，并不一定是皇帝到田边观光旅游。“大胆假设”是离不了“小心求证”的；4，表中所列时间，早至10月4日(1074年)，迟至11月20日(1083年)，前文已略提，不知作者如何解释当时“完熟期”的这种剧烈变化?

四 关于理论的运用

满先生试图以自然科学手段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似乎仍有可议之处。如，文中以王绍武先生的方法来计算宋代气温的距平。但是，首先，王先生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宋代的情况?该方法在研究较近时期(约相当于竺可桢所谓方志时期)时，相关性可能很好，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大量方志等资料的基础上，尤其是同一区域的资料基本构成系列，进而以大量寒冷记录为基础展开。而宋代疆域既远逊其后各朝，这方面的资料留存很少，运用起来难免力不从心。他自己就说过：“1380年以前资料更少，也可能那时气候要暖一些。有关寒冷的记载更少。已经不大可能再做这样详细的分析”④。其次，满先生对一些资料作了有疑问的解读，很难得出正确结果。第三，元代以后，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清代的发源————————

① 《金史》卷49《食货四》，中华书局，1975年。

② 《金史》卷49《食货四》，中华书局，]975年．

③ 《中国农林作物气候区划》，气象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④ 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页。

地更是远在东北。而宋代前期最北尚未到达燕山一线，后期偏安东南，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已转移到闽浙一带，最北端是秦岭、淮河一线，如何将它与其后续各王朝的气候标准统一，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第四，王先生的理论中，是不将“无雪”的记录作为温暖证据的，相反，却将长期的降雨以及木冰等史料作为寒冷因子。满文在这方面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连祈雪记录也作为温暖因子，不知改变的理由何在?第五，王先生是将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处理，再综合而得全年温度的。但满先生只使用了冬季的资料，如何转换成全年的整体情况，似乎尚欠说明。

笔者以为，满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他自己的其他相关文章存在冲突，该文之内也偶见自相矛盾之处，难免使人略感遗憾。宋代气候是否如满先生所言真的温暖，似有待进一步研究。拙文斗胆求疵，只愿满先生及其他研究者有更杰出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