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资料那些事

平心而论，象棋在整个体育领域里，是个另类的项目。它当然需要良好的体力支撑，但主要还是凭棋艺智慧的脑力解决问题。举个简单例子，人所共知的“老魔叔”杨官U，广东人氏，面容瘦削，体格嬴弱。他虽爱打乒乓球，但总体是作为下棋后调剂精神和活动肢体的，而下棋是他的专业。试想，棋桌对面坐一五大三粗的壮汉，体力够好而不谙棋艺，肯定不会是杨老的对手。反思之，壮汉总不见得起身摔对手几个跟斗算胜吧。由此想到，棋类项目被“全运会”挤出，也因不与“奥运会”对口，而组织单项比赛。

任何竞技体育项目，都有一个总结提高的过程，以利再战。其主要手段是靠当场摄像，事后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对策。而下棋，全然无需这一套，不然，冗长的棋步会显得乏味、浪费，甚至近乎奢侈。接着，我们言归正传，说说象棋资料那些事。

当今，象棋的发展水平足以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来形容。其重要原因，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对象棋而言，无疑是电脑的“横空出世”，象棋的信息，特别是对局记录，“新式武器”，不用多少时间，就“满天飞”了。这就让我想起2001年春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赛期间，我与“蜀中三剑客”之一的老一辈棋手刘剑青老师同住一室。他时常慨然道，我们四川队身居大山盆地，近半个世纪前，到上海参加棋赛，一路费钱费时费力不说，整个赛程，教练最多能抄一二十盘棋，已是了不起了。回家，解拆对局，商讨对策，常苦于手头缺少大量资料，难以作系统研究。我在一旁听着，默默点头称是。听得出，话语中除了对当下有电脑的快速输入、统计齐全和有效传播的点赞外，也对其时的落后充满了无奈。确实，资料的匮乏，成了棋艺发展的巨大障碍。

联想到我自己年轻时，热衷于收集对局记录。上世纪60年代，除了在新华书店或旧书摊上购得有限的几本棋书外，就没啥资料了。自己下棋无非照棋谱依样画葫芦，对方变招，就弄不清了。记得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棋谱是《1962――1963年象棋对局评注》（上海文化出版社），还有就是三集《中国象棋谱》（人民体育出版社）了。更记得那时沪、粤两大棋坛劲旅交流得火热，尤其是两队斗法似的演绎“中炮过河车高左炮对屏风马左马盘河”的阵势，引起我极大兴趣，我都收集了。在部队当兵时，虽暂缺少某年资料，但通过棋迷同学写信告知和一角钱一本的广东《象棋》杂志（家中给我邮寄），全给补齐了。

退伍回沪进厂，工作之余，视象棋资料似生命。同好间有新近的埠际名手对局记录，我会借来用复写纸复写，好在我笔头尚勤，字迹也还凑合，一般二三十局的记录，不花多少时间就能多出好几份，分送棋友。后来，我有幸结识了全国棋界著名的排局名家、藏谱家杨明忠先生（已故），资料的来源就更多、更广。杨先生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在上海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一家塑料制品模具厂门卫室工作，我骑自行车上班要路过此处，联系方便。不过门卫是要翻班的，只要记住他的班次也就可以了，况且他坐在门卫室，不离岗位，更用不着进入厂区，十分方便。那时，他家居金陵中路，靠近大世界，我有时去外滩局里开会或活动，又可顺路到他府上一晤。

杨明忠先生素来广交全国棋友，甚至与好多省队的头面人物都有交往。如黑龙江王嘉良、北京朱学增、辽宁孟立国、河北刘殿中、甘肃钱洪发等，还有不少热心棋事的老友，如北京的孙经存、杭州的裘望禹、瞿问秋、广州的彭树荣、福州的魏子丹等等。用杨先生的话说，每月的奖金都用来买邮票了。有了这样的资料网络，我似乎一头扎进了资料的海洋。

搞资料是有个“小圈子”的，自发形成，“成员”大凡是有一定棋艺理论和棋力，又喜欢收集和研究的棋友。笔者在上海地区，除核心人物杨明忠先生外，记得还有陈效渭、蔡世尧、汤炳棠、石镛、黄烈周、俞齐明、厉自钧等。其中，汤炳棠是一位有实力的老棋手，杀路棋，一般人都惧怕他三分。老先生个头不高，圆圆脑袋圆圆脸，戴一副近视眼镜，可只要他一接触棋，浑身的机灵劲就来了。他只会下棋，不会刻蜡板，谁会与他交流资料呢？嘿，原来他在上海南京路、路口著名的中百一店四楼文化用品部工作，又是负责卖纸张的。刻印资料，自然需要大量纸张，有了老汤，就有了廉价实用的纸张来源，所以少他不得。当然，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资料棋友，如兰州的薛文林、广州的罗定楷、抚顺的杨典等（恕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更多老友的大名），几乎都是一辈子的棋友了。

当然，收集资料是要花费巨大劳动力的。不瞒大家，我有一小小特长――刻钢板。何谓刻钢板？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了解的，也难以见到了。简单说，就是用一杆头上有钢针的铁笔，在垫有钢板的蜡纸上书写，再在专门的印刷机上复印更多的份数。此项工作说来简单，其实要有一定的基本功。一是字要写得好些，最好能拥有写几种字体的本领，如宋体、隶书、手写体（行楷），前两种较端庄，适合封面、标题，但刻写速度较慢；后一种适合刻写内容，速度可快些。不管何种字体，首要的要求是正确、清晰。于是我收集了许多唱片钢针，作为笔头。有细些的，刻字；有磨成圆头的，刻标题和图案。那一块长条形的钢板，正反两面的纹路是不同的，一面适合刻宋体，一面适合写“自由体”。那刻写的功夫要自己多琢磨，天长日久，熟能生巧。不管怎样，细心、耐心是最起码的要求。人非神仙，总有刻写错的时候，怎么办呢？一般多用文具店买来的蓝色涂改液，可不易干，费时，效果也不好。后来我从誊印社学来一种方法，简单实用：先用铁笔末端轻轻在错误处磨平，再用一支孩童画画用的蜡笔涂于错处，补蜡，即可重新再写。当然，同一位置不宜多次出错，否则影响蜡纸质量。

刻蜡纸，是个枯燥乏味的活儿。开始感到新鲜好玩，时间一久，就会感觉疲乏不堪，尤其是眼睛。在下曾是军人，且在部队换新式武器时由连队首长推荐为教官，去师部集训队受训过，故眼力好，在台灯下可连续操作二三小时，不成问题。冬天寒冷，双手就用热水袋边焐热，边操作；夏天，干脆赤膊，头颈挂一条毛巾，不时擦一下额头的汗，用蒲扇轻摇几下。这是因为那时没有空调，也不容电风扇之类对着吹。可我照样兴趣十足，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将1974年全国赛资料刻印完成。记得印刷时，我与厂里的棋迷师傅一起，借来一台旧的手印机，买来油墨，用滚筒推印，一次印一张，大约印500份左右，蜡纸就报废，不能再印。印毕，还要分页，简单装订。自己那份呢，当然是最精致的，封面用牛皮纸包装，边上用尺量好，找来锥子打洞，用蜡线缝制。封面上，除写上漂亮的题目外，还要写上年月，盖上自己的大印，以作留念。这样的对局资料，与其说是象棋记录，倒不如说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线装本。那古色古香的装帧形式，时鲜的对局内容，在棋友面前真是值得炫耀一番啊！

扪心自问，本人不能称是个下棋人，抑或不是一个完全的下棋人。虽爱下棋，但要兼顾工作、家庭，更不愿废寝忘食，故棋的实践少，还不排除有其他多种爱好。即便与人对弈，也是所谓阿宝背书式的“书房棋”，棋风偏稳，中残局缺少力量，更怕对方的搏杀棋。然而，我有收集各种资料的爱好，有喜欢研究棋艺理论的兴趣，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同样可对象棋做些贡献。这就是以后我热衷于对棋事的宣传、组织方面，包括对资料的整理、收藏等工作。记得有位棋坛前辈曾对我鼓励道，你呀，看来在棋艺上要达到大师水平是不可能了，但在棋的理论和资料统计、整理、收藏方面，可以有所造诣。此言诚矣！在下大半生过来，正沿着这条轨迹前行。

上世纪的1987年4月，第六届全运会象棋团体预赛在榕城福州举行，我奉命前往担任赛会资料组长。近30年前的对局记录“生产力”状况，正如前所述，是“落后”、“原始”的：靠手工刻钢板、人工校对、蜡纸油印。按规定，我先期到会报到，大会有关领导对我寄予厚望，并要求资料工作创造一个记录：刻印赛会全部记录。我根据队数、人数、轮次，计算了一下，男子组有13轮，计780局；女子组11轮，计363局；总共1143局（实际为1142局，男子组最后一轮宁夏王贵福先对林业张明忠，前者因故弃权）。如此，应该有千局以上的对局资料“诞生”。这可是个破天荒的重任，光荣而艰巨。不容分说，接下了任务。

一是人力。刻写钢板的人员有几方面的要求：认真、细心、耐心、勤快，这是起码的；其次要字迹清楚，有刻写经验；还要有一定棋力、喜欢收集资料的人员（资料组工作人员每人送一套资料）。二是条件。工作和休息地点，要给予充分方便，譬如，不能距离太远等。三是开夜班必要的照顾条件。

大会给资料组配备了四五个人员，条件均不错，有眼力好，年富力强的；也有上点年岁，眼力稍逊的。若是资料方面的行家里手，那是最理想的。首要一条，是要能吃苦，好在大家思想统一，十分团结，工作积极。我是掌门人，要设计好资料的规格，如每行多少回合、统一用何种记录方式、每局题头的格式、每局之间的行距、字体的要求，等等。如每局除单位、姓名、胜负外，还记录双方用时，让读者一窥全豹；为节省纸张，采用简写，且一行6个回合。总之，当好小编辑。资料工作时间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比赛都在下午，此时可以在赛场稍浏览赛况（同是爱棋人，也应让大家看看棋，感受一下赛场氛围）。大约两小时后，有对局完毕，可从裁判长处收取记录，就可以带回陆续刻写。这样，工作的紧张时段就在傍晚，直到深夜，乃至凌晨。记得那时条件差，不能与时下住宾馆相比，有些当地的年轻人员，还睡双人床（上下铺），但大家毫无怨言，乐于奉献。南方热得早，四五月份，八闽大地早已一片郁郁葱葱，绿意可人。可雷雨一过，潮湿闷热的气候，造就蚊虫肆虐，骚扰我们安心工作。我们就在工作室的四周点上蚊香，电扇定格在最小档，放在桌下转动。赛会发我们每人一瓶风油精，叮痒了，抹于患处。鉴于赛会要求资料必须与赛程同步进行，因比赛一结束，各队要带回资料，以免邮寄麻烦，且保证时效，皆大欢喜。既如此，我就要求资料工作，当天事，当天毕，哪怕不睡觉，切实保证当天的记录，在翌日凌晨前操作结束，安心睡觉。每晚每人由伙房发给馒头、面包或蛋糕，作为夜点充饥犒劳。补充一个小细节：每日早上7点正，誊印社派专人来取蜡纸（顺便将隔日印好的样张带来，其余留着，最后装订成册），到哪个房间、叩门的节奏暗号（如一长两短），都是事前确定好的（以免旁人敲门干扰休息）。且收件人要签字，确认收到第几页至第几页。因唯恐在哪一环节丢失，责任重大。如今思来，与解放前搞地下工作何其相似，着实令人回味、发笑。

身为组长，主要把握刻写的进度，人员的安排。自己，当然也战斗在刻写一线。说实话，我凭“盲棋”的功夫，那二三十回合的“短局”，可一口气刻完，且棋战过程全在脑海里“过电影”，几乎用不着校对。对有好几十回合，乃至近百回合的长对局，还要复盘校对，做到有错必纠。把握略去必胜局面后的冗长着法。最麻烦的，莫过于双方原始记录均有错，棋局三番五次打不通，略又略不去。只得派人找棋手本人，可有时本人外出（其时尚无手机）、时间晚了又怕影响人家休息，再想办法找棋局的另一方，实在费时费神……

三四天后，赛程进入高潮，眼看工作吃紧，资料刻写有点跟不上。我向有关领导汇报后，请来两名誊印社的刻写老师傅前来帮忙。结果是刻写速度上去了，但低级错误也出来了，如兵后退、马平走等。经校对、提醒，大家齐努力，总算赶上了赛程。

兴许是兴奋，兴许是劳累，也兴许是用眼过度，末后几天，我的左眼得了炎症，眼球红、眼皮肿，轻伤不下火线呗，我们资料组齐心合力，坚持到最后。用天蓝色的书面纸做封面，分上、中、下三册装订的六运会对局资料诞生了。闭幕式上，赛会给了我“先进”的荣誉，奖励一支钢笔。然而，更值得自豪的是，在那个“刀耕火种”年代，靠手工刻写的“生产力”，为大型比赛收录全部对局资料的做法开创了先河！

之后的数十年来，我乐此不疲，坚持资料的收集、分送。现已回上海工作（近年已退休）的老棋友朱亮与我见面时，常深情回忆，那时候在江西大山沟里，无棋可下，全靠你不断寄来对局资料，了解棋的动态。打打谱，看高手对局，琢磨其中奥秘，才不致让自己的棋力退化。听罢此言，方觉自己几十年的努力有价值，不白费。近年，更有较年轻，又有电脑技术的棋友时常上门借阅大量陈旧的对局资料，拿去输入电脑保存，加以编辑，以便查阅，发扬光大。对于此举，我慷慨供奉，全力支持。

光阴匆匆，流年似水。曾几何时，上述的“土法”整理资料，早已成了老皇历，被抛进了博物馆。代之而起的是电脑、软件、U盘，操作过程是，对照记录在象棋演播室上打一遍对局，只要打通，就录谱完成，之后就可输出样张欣赏，格式整齐划一，字迹清晰规范，最后编辑成册，快速、高效、美观。于是，随着资料统计的快速发展，棋艺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阶段。

然而，我忽又觉得有了高科技，包括电脑、软件等，真正的棋艺似又被打上了大大的折扣，棋味变样了，高手之间的枰上对弈变成了比拼掌握、操作电脑的广度和深度……

岁月不饶人，自己渐老，虽赶上“电脑时代”，但毕竟不如年轻人接受得快，只得自叹弗如。值得庆幸的是，自己曾在棋的某一领域里打下过基础，取得过些许成绩，这就足以聊以了。

时光，在足迹上轻轻落款；岁月，在生命溪流中涤荡；而记忆，却永远在人生长河里铭刻。历史的细节往往令人回味，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忘怀。在下拉拉杂杂写下此文，愿与那个时代曾一起为弘扬棋事，为资料工作作出奉献的老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