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5例北京地区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不同性别、文化、职业、年龄的干部心理健康水平状况。方法 对来我院体检的北京地区干部进行了SCL-90症状自评量表调查，计算机自动计算出结果。结果 ①女性躯体化因子高于男性，男性敌对、偏执因子高于女性。②在阳性症状、强迫症状、抑郁因子均分上，本科以下组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③行政干部的焦虑因子较高；其他职业干部的恐怖因子较高；企业管理的干部偏执因子较高。④41～50岁各因子均分都低于30～40岁和51～60岁两组。结论 ①男女两性表达自己心理感觉的方式不同。②文化程度越低，强迫症状、抑郁越重；阳性症状出现后的自我感觉程度也越重。③不同年龄、职业的干部之间存在着显著或不显著差异，说明不同群体的干部心理健康程度不一，但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北京；干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

目前，针对北京地区干部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尚未见报道。我们于2005年3月～12月对在我院体检的1055名干部采用SCL-90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自于2005年3月～12月在我院体检的干部。按来体检时间先后次序隔一入选共1055名。其中女251人，最小年龄36岁，最大年龄60岁，平均51.09±5.6岁；男804人，最小年龄31岁，最大年龄60岁，平均年龄51.11±6.18岁。受教育程度：硕士以上306人，本科617人，本科以下132人。婚姻：已婚1049人，未婚4人，丧偶2人。民族：汉族1025人，其他民族30人。职业：行政859人，企业管理54人，司法机关84人，教师40人，其他18人。

1.2 方法 采用北京安定医院监制的心理测试软件系统中的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每项均采用5级评分制即1分―无：无该项症状；2分―轻度：自觉有该症状，但发生的并不频繁、不严重；3分―中度：自觉有该项症状，其

严重程度为轻度到中度；4分―相当严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其程度为中到严重；5分―严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频繁和程度都十分严重。按统一指导语，让被试者自行在计算机上答题，计算机自动计算出结果。

1.3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最小显著差异法(LSD)。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1。

表1显示：①在躯体化因子的均分上，女性高于男性，差异非常显著(P

2.2 不同文化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2。

表2显示：①在阳性症状均分上，本科以下组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文化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②在强迫症状因子的均分上，本科以下组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且与本科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

2.3 不同职业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3。

表3显示：①在焦虑因子的均分上，行政干部高于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②在恐怖因子均分上，其他职业的干部高于行政和教师，差异有显著性(P0.05)。③在偏执因子均分上，企业管理的干部高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④在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上，企业管理的干部高于教师和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⑤其余各因子的均分在不同职业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略)。

2.4 不同年龄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4。

表4显示：①在阳性项目数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41～5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②在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其他因子的均分上，41～50岁组均为最低，且与51～6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③在偏执因子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51～6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④在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之相比，均差异显著(P0.05)。⑤其余各因子的均分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略)。

3 讨 论

在性别上，女性躯体化表现的严重程度高于男性，男性敌对、偏执表现的严重程度高于女性，这与国内常模中的男女之间在强迫，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有一定差异［3］不同，这可能是与干部的职业特点和男女两性表达自己心理感觉的方式不同有关。

在文化上，本科以下的阳性症状均分、强迫症状、抑郁因子分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说明文化程度越低，强迫症状、抑郁越重。阳性症状出现后，严重程度的自我感觉也越重；这可能与在现今这个发展迅速、充满竞争的年代，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对自己要求严、标准高、做事要求完美有关。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洞察个人和社会的能力较强，自我调节能力较强，故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在职业上，行政干部的焦虑分高于司法机关，原因待研究；其他职业的恐怖因子分较高，因为我们这里的其他职业主要是艺术、技术、财会，这可能与这些职业特点和样本例数少有关。

企业管理干部，在偏执分上高于行政和司法干部，在精神病性因子分上，高于教师和司法干部，这可能与企业行业要求企业干部有更高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

在年龄段上，阳性项目数、偏执、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30～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这与国内常模的各年龄组之间，青年组的人际关系，偏执及精神病性因子与其它年龄组有明显差异相似［3］。说明30～40岁出现阳性症状的数目较多，偏执、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因子出现的严重程度较高，这可能与这一年龄段的干部正处于血气方刚，积累经验的阶段，同时又处于众人瞩目的焦点，自己对工作和前途要求较高，此阶段工作强度和生活压力都较大，对环境变化反应不够稳定有关。但因为这一年龄组的样本量较少，是否真是这样，还有待于大样本进一步去研究。41～50岁各因子均分都低于30～40岁和51～60岁两组，这与国内常模的各年龄组之间，更年期组因子均值较高的报道有差异［3］；而与师氏［2］的报道相似。说明这一年龄段的干部尽管生理上处于更年期，但心理状况较稳定。这可能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生活压力较轻，加上社会经验丰富，思维成熟，极富有成就感有关。51～60岁组，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因子最高，这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易患疾病因素较多，同时，该年龄组许多人原本就有肥胖、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躯体疾病，加上工作紧张繁忙，心理压力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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