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祭明亡甲申年

【作者简介】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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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三册），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5、34、35页。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传》，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5106、5107页。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内阁・御试阁员》，王剑英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

[明]杨嗣昌撰：《杨文弱先生集》，卷九《犬马十年遇主疏》，南京图书馆藏清初刻本，第112页。

参见江涛：《抗战时期的》，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123～130页。

[明]杨嗣昌撰：《杨文弱先生集》，卷十，南京图书馆藏清初刻本，第130页。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请发军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105～107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3页。

“论波兰问题”（19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在自序中说：“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独怪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如应运弘猷，新王令典，则铺张扬励，累楮盈篇；至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则削焉不录。若曰‘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愚谓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必不可泯。”参见[清]计六奇：《明季北略・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参见郭冠英著：《张学良在台湾》，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16页。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为总结明亡和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发表。发表后受到了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2、2、2、13、13页。

[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938、937页。

《流寇长编》，卷四十二，崇祯四年正月甲。

“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1945年4月24日），《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937页。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01页。

樊树志：《崇祯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4、244、288、288～289、293、344、347、367页。

《崇祯长编》（卷二十二），崇祯二年五月庚寅。

《崇祯长编》（卷三十一），崇祯三年二月戊辰。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乙卯。

《崇祯长编》（卷三十一），崇祯三年八月壬申。

《流寇长编》（卷四十二），崇祯四年正月甲。

[清]彭孙贻：《流寇志》（卷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

“陕西三边总督扬鹤题为布信招降事”，参见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3页。

此次诈降的各部首领有50多人，名单详见《流寇长编》（卷六），崇祯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末。

《流寇长编》（卷六），崇祯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末。

顺治《新郑县志》（九十二），崇祯六年十二月戊辰。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6、156～157页。

《国榷》（卷九十三），崇祯七年三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632页。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却遭到军伏击。新四军牺牲惨重，叶挺与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李自成遇难时间说法不一，此采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9月说法，而顾诚则有5月说法，详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1页。

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神宗万历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618～1620年），以辽东兵起，为此朝廷先后共增“辽饷”520万，崇祯三年（1630年）又加165万有奇，“两共685万有奇”。后又加“饷”“饷”，先后共加1695万两，钱穆先生评论说：“正统以前，天下岁征共243万两，万历年初至400万两，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东西乱变共振导致的明财政捉襟见肘，迫使崇祯无力两线作战。正因此，崇祯的这一阶级和解政策也被要求严格执行。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22～823页。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1946年，第9页。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1页。

[西汉]刘向：《战国策・燕策・赵且伐燕章》，何建章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75页。

薛牧青：“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http：//.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3页。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我的回忆》（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历史的回顾》（中），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451页。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