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嘉良 我不做老大很多年

乒乓球之所以是“国球”，是因为她的博大精深――很多很多明星、很多很多经典战例、很多很多精神财富、很多很多奇闻轶事……

因此，对于乒乓球，我有很多不太了解、想了解更多更深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凡遇到乒乓界的人，总是希望能“求解”。

在不久前“纪念容国团首夺世界冠军五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又见到了江嘉良。和江嘉良有多少年没见过面了，我自己也记不清，可能五六年、七八年、或者十几年。他还是那副很干练的劲头儿，那种感觉不太好用今天人们常用的那个“帅”字形容，而适宜于过去常用的形容词：“精神”……

正好借此机会，弄明白关于江嘉良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一个团队里，那个球员能够做领军人物，最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愿不愿意做这个老大。

主将

站得出挺得住

1983年第三十七届世界锦标赛，江嘉良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大赛的主力阵容中，而且在团体赛的所有场次中都为中国队“打头炮”。那届比赛，是许绍发第一次出任中国队总教练，而江嘉良正是许绍发的“嫡系”弟子，但是就打法而言，江嘉良的直板正胶打法并非“秘密武器”，他能担此重任，显然是因为身上所具有的“主将气质”。

江嘉良是1979年进入国家队的，1982年年底，他参加了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这个比赛现在叫瑞典公开赛，因为是每年年底举行的传统赛事，当时中国队把她作为一次重要的练兵，并且会把运动员在这一比赛中的表现，座位确定第二年世界锦标赛团体阵容的重要参数。江嘉良在这次比赛中的出色成绩和精神面貌，使他得以在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时，就成为中国队的主将。

从那以后，江嘉良参加了四届世界锦标赛，获得了两次团体冠军和两次单打冠军，成为继庄则栋、郭跃华之后，第三位蝉联男单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

体育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由于他们曾经取得的杰出成绩和他们身上特有的气质、魅力，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公众视野里，他们都能始终“活”在人们心目中。

这种人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体育明星”。

江嘉良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若即若离，甚至不再在主流媒体“特别关注”的视野里，但是提到他的名字和他曾经的作为，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以至于当他偶尔在媒体和公众中现身的时候，还是会引起一阵骚动。

这都是因为“主将”的缘故。

对于“主将”的角色，江嘉良有自己的理解，他说：

“国梁接手男队的时候问我，‘王励勤和马琳谁能当领军人物？’――他知道当时许指导选我的时候，就是把我当做领军人物的――两个人我就都分析给他听，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愿不愿意做这个老大’！当时我说我觉得王励勤的打法上要有一点更改，而且胆子要稍微大一点、要开阔一点，马琳打法很全面，但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愿望：去做领军人物。

一个队里面必须有个这样的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要能站出来、能够顶，顶得好坏是另外的事情。团体赛的第一场是很难打的，除了压力等等之外还有很多事儿，像抽签你不能离开、入场式你不能离开，等等，两个人一出场就好像打仗一样，就像两个将领骑着马举着大刀……”

有趣的是：江嘉良初出茅庐的时候是“打头炮”，他的最后一次比赛也是“打头炮”：1989年世锦赛，是中国男队最困难的时候，看着手里捉襟见肘的“几张牌”，许绍发去问江嘉良敢不敢第一个出场，江嘉良知道自己也很难打，但还是二话不说站到了先发位置。

作为一个在国际商业比赛中采用直拍横打技术的选手，惹得当时法国乒协很生气，说江嘉良骗钱来了。

打法

输得起脸得厚

就中国传统的直板正胶打法而言，江嘉良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这是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

江嘉良说：“陈龙灿和刘国梁都是直板正胶打法，我们几个各有特点，其中我是最正规的，陈龙灿来回球差一点，但是前三板好，国梁和他有点相似。改规则以后之所以没有这样的人才，不是说这种技术没有出路了，而是因为练正胶花的时间太长。

现在社会上都买不到很好的正胶球拍了，挺让人感慨，其实这种打法是很传统、很中国的，需要很全面的基本技术，胆识、斗志，等等。”

很久以前就听许指导说：江嘉良是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的运动员，所以我特意向他“求证”这件事，他说――

“1989年世锦赛后，有一个东欧的经纪人以我的名义组织商业比赛，那时候中国还比较穷，所以我们去了好几个运动员，都是花我的‘出场费’。那时候我的世界排名还是第一。

“那次我跟盖亭一共打了八局球，我全输了，因为我采用了直拍横打技术――我练这个技术只练了两个星期，还不太熟练――许指导在队里最初是让另外一个队员练这个技术，但是那个小家伙不成气候，没有打出来，我1989年输了球以后，也想把这个技术练出来。但是适应这个技术至少要一年时间，一年当中你要输得起球，脸皮要厚……

“当时法国乒协很生气，说江嘉良骗钱来了，现在看来，是不是很滑稽？”

想来有趣：刘国梁、马琳、王皓三位直拍名将赖以统治世界的“直拍横打”，最初却被认为是一种江湖骗术。

1987年逆转瓦尔德内尔夺冠后，江嘉良失声痛哭，然后又破涕为笑，向观众席上飞吻……

赛点

杀得狠拿得下

江嘉良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一场球，是1987年世锦赛的男单决赛：第四局，在16∶20落后的情况下，他逆转瓦尔德内尔。

江嘉良很坦诚地说：单打决赛之前，陈龙灿在半决赛时让给了他，这对他保留体力和老瓦决战非常有利――“那时候是21分、五局三胜，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全都要参赛，我从早上九点开始打，打到晚上十一点，有时间吃一块牛排，没时间就吃方便面牛肉干巧克力，所以，为了确保中国队拿男单金牌，队里就安排陈龙灿让了球，就像我混双让给焦志敏他们那样。”

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对于16∶20之后的一些细节，江嘉良记得非常清楚――

“好几个经典球，一个是他放高球我进攻，打了有十几个来回，还有一个就是19∶20的时候，他拉了一个球很接近，只要他提出来这个球了，我当时就认了、我就放弃了，准备打第五局了，当时他对这个球很犹豫……

“打到最后的时候，我和老瓦眼睛盯着眼睛，我盯着他的眼神恶狠狠地，意思是说‘你小子还是得输给我！我要把你拿下！你还不放弃？’――打到最后，就把人性那种东西都打出来了。

“追到20平的时候，我特意跑到瑞典队那边，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同时也在心理上暗示着我自己――我的气势不光是对老瓦，而是要把他全队的整个气势压制住――我握着拳头就在他们那边转了一圈，很有杀气的。”

很多人都记得赛后的情景：那场球结束后，江嘉良失声痛哭，然后又破涕为笑，向观众席上飞吻――

“赢了以后，就感觉有点艰苦，觉得每次在比赛中碰到委屈的事情、难的事情都让我来扛，一直都是这样，包括我还要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上台讲话、要唱歌什么的――那个时候乒乓球队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少，没有人去，到最后说江嘉良你去讲话吧，你不讲谁讲啊？这样的活动参加多了，倒是把跳舞、唱歌这些练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想到这些，想到又是把这种最难的机会给了我，我觉得有点委屈了，又委屈又喜悦，就在那儿哭……

“还有‘飞吻’也是这样，那时候中国运动员很少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大家看了觉得很新鲜。我太太那些演艺界的朋友就说：这个小伙子还可以嘛，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代表！”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你要听教练的，你不听教练的你就完蛋……

噩梦

想不通弄不懂

退役这些年来，江嘉良经常以电视台评论员的身份解说乒乓球比赛――

“雅典奥运会那回，解说完球以后我做了场恶梦！

“那一次，马琳输给了老瓦，老瓦赢球以后向国王招手，做指挥家那样的动作，他很享受，但我心里很难受――我不希望他赢！每次比赛解说的时候都让我预测，只要讲到欧洲的老队员，我就感到一种悲哀，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年轻、体力好，睡一晚上第二天朝气蓬勃，虎虎生威的走出来――老瓦比马琳大十几岁，马琳怎么会输给他呢？”

在江嘉良自己的乒乓生涯里，1989年世锦赛也就像一场噩梦――

“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是我跟阿佩伊伦打，阿佩以前跟我打真是没得打，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器材上首先就吃亏了――他比我年纪大两三岁，怎么会越打越快、越打越猛了呢？就是因为粘胶水，我们那时候自己内部不允许粘胶水。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你要听教练的，你不听教练的你就完蛋，运动员是没有创造能力的，99%的人都是听教练的，都是苦练、死练这种，包括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那时候也尝试过用胶水，五块钱一瓶，粘自行车轮胎的那种，粘完就挨教练骂，不允许！为什么我们越打越慢，他们越打越快？就是器材上的更改我们没有去跟进。

“技术上也有问题，没有去跟国际接轨，反手我们没有进攻能力，更不要谈直拍横打了。”

在那场决赛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江嘉良在比赛中一度“罢赛”，要求换裁判，对于江嘉良来说，这也算是一场噩梦――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外国的报纸、香港的报纸，都说我输球没风度――那个裁判是个邮电工人，很普通的裁判。换裁判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的愿望，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很无奈，因为我必须那样去做，打球又打成那样……我没法形容当时的那种心情。”

据我冷眼旁观，江嘉良对于这个“裁判风波”一直有些耿耿于怀，这应该也是退役后和乒乓球界的关系若即若离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第四十届世乒赛的噩梦之外，1988年奥运会也是江嘉良的一场噩梦――

“1988年是我的本命年，但是坦白讲，那个时候技术已经不够用了，还是老一套的打法。韩国我去了三次都没有取得好成绩：第一次是韩国公开赛，我打第二名；第二次是亚运会，我们团体4∶5输给韩国；第三次就是奥运会了。韩国不是我打球的地方！

“现在想想，我觉得在用人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当时我双打和许增才配对，他胆子还是太小，而且打法上也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滕毅……”

江嘉良乒坛生涯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是1989年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他让给了队友于沈潼……

很难设想如果我和李宁换一下位置会怎样，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情。

退役

闪的念流的泪

1989年，25岁的江嘉良退役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年龄退役，是一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江嘉良披露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掌故”――

“那时候广东经济发展很快，我们1983年一千五块钱人民币奖金，那个时候已经很高了，但是和社会上比较，还是觉得很失落。我还记得1982年出国，许指导给了我几个超市里面的塑料袋，那个时候已经很高兴了，好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

江嘉良其实有一个转型的良机：“当时，‘健力宝’要找代言人、做体育品牌，想在我和李宁之间选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你不做？’我说：不是我不做，而是许指导不让我想得太多。”

对于恩师，当时的江嘉良言听计从：“许指导的教法也很好，成就我现在这么一个个性，把南方人北方人的精华能够结合起来，南方人的细致和北方人的豪气，他为人真的很好，很善良，他教球这方面，包括他教人，我是很听他的，那时候有什么想法，我都跟他讲，他说你不要想得太多，一心一意打球……

“很难设想如果我和李宁换一下位置会怎样，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情。”

但师徒之间，在看法上，也并非完全一致。

“后期我跟许指导有一些分歧，都是很小的事情，从我自己检讨，也是一时冲动。现在没有去沟通，也没有去问。他是我的恩师是肯定的。

“到最后，我想去国外打球了――我当时已经退役，跟我太太1988年结婚了，我就问许指导我的后路该怎么走，他回答：‘你打球的时候没有去跟国外的人联系过？’一下子我真的懵了，当时就流眼泪了！”

江嘉良没有任何经验和准备，去面对新的生活。

“打球的时候，我就是一心一意打球，因为我做事情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乒乓球不允许有私心杂念，有的人领先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想法呢？在一闪念的时候会输球？――所以每次乒乓球回来总结经验，都要讲‘不要有私心杂念’。乒乓球打起来不好看的原因就是抠得太细了、抠得太紧了，不像网球、羽毛球有一个空间在里面，乒乓球是一点空间都没有。

“所以打球的时候，我真是一心一意地，什么也没有想。”

就这样，江嘉良没有成为李宁，他在退役以后走上了一条另外的生活道路。

我不知道现在的运动员是什么心态，未必是百分之百地快乐，我理解他们，站在那个位子上，有些顾忌很多。

生活

看得开放得下

江嘉良的妻子吴玉芳，曾经以《人生》中的表现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称号，他们的结合被认为“绝配”。

“谈恋爱的事情，我最感谢许指导同意我追求吴玉芳――我永远感谢他两件事：一个拿冠军，一个找一个好家庭――用现在的话讲他许指导是老板，我给他打工，他那时候要是说不行的话，我绝对停，不管我的女朋友有多好！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这一点。他还通过影协帮我去了解吴玉芳。”江嘉良回顾姻缘时，对教练十分感激：“那个时候在北京老有一些文体明星参加的活动，我们是一见钟情，所以许指导这点是非常开明的。”

结婚之后，江嘉良曾经到马来西亚发展――

“这种职业素质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我哪有什么私心杂念去打球，不打球去赚钱这在当时想都没想。那时候真的很茫然，非常非常地茫然，后来跑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钱根本长途电话费都不够我打，钱很少，没有办法，90年的时候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那里是羽毛球的天堂，不是乒乓球的天堂。”

江嘉良感慨地说：“人家从十四五岁开始摆地摊的时候，就去跟人家谈价钱，你江嘉良能拉得下脸来吗？你能有这个技巧吗？你有跟别人打交道这个能力吗？能那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吗？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不行，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当然同时也有我们的劣势。”

而江嘉良也不想再回到北京发展：“因为北京没有给我太多的快乐。其实北京是个好地方，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经常一谈起乒乓球会做恶梦、很痛苦……我不知道现在的运动员是什么心态，但是我想想，包括张怡宁、王皓也好，未必是百分之百地快乐，我理解他们，站在那个位子上，有些顾忌很多。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员有房子有汽车，最顶级的，但是没有去享受，你有好房子，但是你还得住队里，你有好车，但是可能保时捷的跑车已经快养出老鼠来了，因为没人去开……

“生活就是这样，只有享受到它才是真正拥有他，但如果你用不到、享受不到的话，其实是一种痛苦。”

过尽千帆，说这些话的时候，江嘉良有着一种对于人生的明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