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在青海的日子

王昭，1917年7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辖区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64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公安部主任、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在十年浩劫中，惨遭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

青山处处埋忠骨，不变青海誓不休

1961春天，在中国人民困难时期，王昭受党中央、的委托，奔赴青海高原，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王昭到青海后，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首先着手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问题，制订了当年的生产计划。接着，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阻力是很大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王昭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得失，在一次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刹住歪风，纠正错误。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也心甘情愿。”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揭露矛盾；从指导思想上批判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不从青海实际出发，搞以粮为纲，破坏草滩建设等“左”的错误，经过揭矛盾，摆事实，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党内党外逐渐统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绝大多数干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左”倾蛮干，玩忽党的方针政策，任意违反经济工作的规律，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省委响亮地提出：“正确认识青海，积极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等口号，王昭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气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指导工作，为全省干部做出了榜样，1961年和1962年，省委在农业区实行了“轻税政策”，少征购或暂不征购，鼓励农民多种多收，换得了1963年的农业大发展。在牧业区，省委因地制宜地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纠正了大量开荒造成破坏草原破坏牧业生产的现象，调动了牧民牧业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全省畜牧业生产的面貌。

1963年，在全省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的同时，省委决定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建设新青海的蓝图。王昭思考着：青海能不能建成祖国的粮仓？提高载畜量的草原建设如何着手进行?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的丰富矿藏资源怎样开发利用?通向和新疆的铁路怎样尽快修成?为了获得正确的答案，他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迹踏遍省内牧业区6大州和农业区11个县、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65年夏天，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查工作组，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去柴达木勘探。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路坎坷难行，全是翻浆碎沙漠地带，汽车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车轮常常陷进泥里。王昭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他还带头喊着号子在前边拉车，不时鼓励大家：“看，我们又攻克一个碉堡。”宿营时，他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饭，夜晚或住帐篷或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这一带牛虻、蚊子多，叮得他满脸疙瘩，然而他却感到其乐无穷。

王昭等一路上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交谈，访问水文、气象、地质人员，勘查从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研究各个地段的地貌、土壤、和同志们边走、边看、边商量，他说：“这里可以修渠、打坝”，“那儿可以开路、打井”，“你们看，这里建设一个几万人的农场没问题！”看到一片怪柳，他说：“谁说柴达木是不毛之地？这里就可以培育森林！”看到一片芦苇，他说：“这些财富要很好利用起来，可以开辟牧场，建立造纸厂。”

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中心定居点和草原，视察了石油局、铅锌矿和石棉矿。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他说：“下来就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

在厂矿，他和干部群众讨论研究生产、设备，运输和材料供应。

在牧区，他和当地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发展畜牧业生产和草原建设问题，讨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为牧民群众解决毡房、衣服和商品供应，筹划孩子的上学问题。就这样，王昭边看、边听、边想，对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充满了信心。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青山处处埋忠骨，不变青海誓不休。”

王昭在青海，经常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他就到哪里去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王昭用自己的行动，与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不过意啊！”王明回答道：“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飞来横祸遭迫害，铮铮铁骨志不屈

1966年，“”开始了。运动初期，一伙就蓄意搞掉王昭，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别召开的西北局扩大会议和青海省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就恶毒地散布说：王昭是彭(彭真)，罗(罗瑞卿)的死党，是彭、罗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钉子，声言要把王昭打成“黑帮”。接着，有人在西宁街头贴出了“打倒王昭”的大字报。

王昭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临危不惧，仍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同志。在斗争会上，人们时常听到这样一些对话：“你为啥包庇坏人？”“他不是坏人，是好同志！”“你抵赖，你对抗！”“不，我实事求是！”“再说一遍！”“他不是坏人，他是好同志！”

民和县一派群众和当地农民发生纠纷，武斗一触即发。消息传来时，王昭刚从一个工厂解决问题回到住处，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面色苍白，眼皮浮肿，但他往口袋里揣了两个烧饼，毅然驱车前往制止，不考虑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一伙千方百计地要打倒王昭，终日进行无理纠缠，使王昭无法工作和休息。好心的同志劝他暂时到外地躲避一下，他说：“我的历史清白，光明磊落，过去和、日本、美帝国主义面对面地干，今天我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城西宁市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流血事件。当时王昭因骨折在河南洛阳一家骨科医院治疗，与此事毫不相干。但一伙人，硬把“罪魁祸首”的罪名强加在王昭的头上。3月25日，在北京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诬陷王昭是“分子”、“是个坏蛋”，“这件事(指二·二三流血事件)是和王昭有关系的。”随后，在一次康生、等主持的所谓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一伙人更诬陷王昭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后台，还诬陷王昭篡党夺权蓄谋已久，说王昭过去不交出公安部队是为其篡党夺权准备条件(实际上是中央决定，公安部队是独立系统)。给王昭制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当场将王昭的领章帽徽（王昭原兼青海省军区第二政委）摘掉，交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王昭大声喊“冤枉啊，冤枉，这是对我天大的冤枉！”同年5月，主持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施义之等人为达到他们进一步打倒罗瑞卿的目的，恶毒地说：“王昭还欠我们一笔帐。今天我们要向清算。”于是，把王昭扭到公安部多次进行批斗。

就在王昭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的指示：王昭同志不是“黑帮”，他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要保证王昭同志的人身安全。

但是一伙对的指示置若罔闻，拒不执行。他们在青海对王昭一再进行残酷迫害和法西斯式的斗争。

上百次的揪斗。每斗必打，每打必伤，但王昭昂首挺胸，决不屈服。在一次斗争会上，他们把王昭打倒在地，在两条腿上站人猛跺，没头没脑地狠打猛踢，手臂被扭断，脊背被刺伤，耳朵被撕裂。汗水透过棉衣浸到外头，那种令入发指的惨象，使坐在下边的群众目不忍睹。但是王昭仍然斩钉截铁，正义凛然地回答：

“你们欺骗中央。你们诬栽罪名！”

“我和流血事件没有关系！”

“我不是黑帮！我历史清白！”

“叛徒、特务不是我，人民总有一天会看清！”

一年后，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毫无关系，王昭历史也没有问题。但是，一伙对王昭的迫害反而步步升级。1968年6月27日，他们向中央谎报：“现已查明，王昭不仅历史上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有许多现行罪恶”，“参与策划了‘二二三’反革命事件”等等假情况，提出逮捕王昭，中央还未批准，他们就将王昭投入了监狱。为了把王昭打成“叛徒”，1969年6月，他们竟用飞机把一个叛徒从四川某县押到青海“对质”。

王昭一见叛徒，严肃地声明：“叛徒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他坦然地对一伙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的历史，党知道，同志们清楚，我自己更清楚。”

一伙靠叛徒“对质”的阴谋破产以后，更不顾事实，于1969年10月宣布撤销王昭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了。王昭一次次被拉出去批斗，每次回来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清水煮菜和不足量的主食，支持不住被折磨得衰弱的身体。但王昭始终相信党，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多次对别人表示：“也许我在这儿住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但我坚信纸是包不住火的，世上没有不化的冰雪。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的问题迟早会水落石出，我还要为党工作几十年。

他在一片纸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一片丹心昭日月，

满腔悲愤有谁知?

扪心自问应无愧，

永远紧跟毛润之！

在伤势稍好能够站立时，他就开始锻炼身体，做操、冷水擦身、原地走步。他把那间潮湿、狭小、不见阳光的囚室尽量打扫干净。把自己的衬衣洗得雪白雪白，一天，他从箱底翻出一身旧军装，让同室的人帮他穿好，吃力地在地上走了几步。很有兴致地说道：“看我还像个军人吗？我对部队是有感情的、将来打起仗来，也许我还有机会上前线。”

在监牢中，王昭想得很多很远，他有时自言自语：“我没有料到革命队伍中，斗争这么复杂。跟党四十年，最后被关到这里来。”有时又大声说：“他们想整垮我们党，真毒啊！”身陷囹圄，他心里还挂念着人民，：“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样？”，

王昭忍着伤痛、病痛，在囚室里写下了他的历史和一封封给党中央的信。他凭借一尺见方的小凳，日复一日地写，月复一月地写，整整写了将近70万字。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剖白。在每封信的封口处，他都密密麻麻地按上自己的指纹，注明“越级报告，他人勿拆”。可是这些凝结着他的痛苦、心血和对党无限忠诚的文字，都被反革命集团扣压下来。

这时他身体日渐衰弱，全身浮肿，胸部剧痛，呼吸困难，不断地咯血……，他曾对同囚室的人说：“看来我是出不去了。如有可能，请你转告党中央，转告同志们，我是天大的冤枉啊！请告诉我们全家，告诉我的妻子、儿女，要坚强地活下去，跟着党革命到底！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了，但是我坚信，我的问题总会有一天真相大白。虽然我等不到这一天，也会告慰于九泉。”

1969年10月8日，王昭病重，经本人再三请求和监狱医生的强烈要求，才送入第四陆军医院治疗。经诊断，他患大叶性肺炎并发肺脓肿，冠状动脉硬化；心肌梗死；陈旧性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需要抓紧治疗，但一伙害怕王昭在群众中的影响，对医生治疗横加干涉，并对病房严加封锁。12月19日，王昭的病还未痊愈就被押回监狱。王昭为此提出抗议：“战犯还有监外就医的权利，我病还没好，为什么收监?你们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他离开医院时，许多医护人员都难过地流下泪来。

王昭回到监狱，原病复发恶化，已经不能躺下来。他胸闷憋气，咳嗽咯血，病痛得不能有片刻安宁。监狱医生多次要求火速送往医院，但得到的回答是：“告诉你，王昭已经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今天他是犯人，是反革命，死了有啥了不起。”

1969年12月，王昭给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寄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事小，给党造成政治损失事大……我要求继续住院治疗并要求将我的病情转告中央。”但当时省委负责人根本不予理睬。王昭悲愤地对人讲：“原来如此，他们是想让我死在监狱里，是想踏着我的尸体向上爬啊！”

1970年1月19日，和王昭住在同一监狱的人被释放，王昭提出另配一人同住，以便病情危急时，有人报告，但是遭到拒绝。

1970年2月12日黎明，王昭饱含着悲愤离开了他所热爱党和人民，享年53岁。

王昭去世后，当时省委负责人为了掩盖他们迫害王昭的罪行，他们谎称“深夜巡逻，在街头捡到一具无名尸体”，于当天深夜用白布缠裹尸体，送往火葬场。但是，火葬场的工人，揭去这具“无名尸体”身上的白布，准备火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王书记吗？便挑选了一个骨灰盒 将王昭的骨灰悄悄收藏起来，使当时省委负责人妄图焚尸扬灰消灭罪证的目的未能得逞。

沉冤终昭雪天下，忠魂九泉应笑慰

王昭被以“无名尸体”火化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青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向党中央写信，要求查明真相。

1973年7月，在王昭之弟王诚的来信中批示：青海省委迅速查明王昭问题的死因，做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同年8月，当时省委负责人却向中央谎报说:“王昭多方抢救，后无效而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王昭爱人韩琴谱的申诉信上批示，青海省委应尽快查明王昭死因，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年11月，青海省委作出了王昭与“二二三”流血事件无关和政治历史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同年12月，当时省委负责人却背着省委，擅自将结论中“这一事件与王昭同志没有关系”一语删法，并将结论附件中的省委在王昭病情突变后没有送医院进行抢救，没有及时通知家属等情节全部删去。1976年，在“”横行的时候，当时省委负责人多次公开说青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给王昭翻案，并提出所谓“风源”，直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1977年8月，邓小平再次批示，王昭同志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青海省委组成专案组，以三个月的时间，查清了王昭被害经过。1977年冬，在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下召开了青海省三级干部会议，与会3000余人控告和揭发了前省委负责人追随、反革命集团，迫害王昭的罪行，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改组了省委，同年11月，青海省委向中央写了《关于王昭同志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为王昭彻底。1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同意青海省委《关于王昭同志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8年1月27日，青海省委在西宁召开了王昭同志追悼会。追悼会由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省委书记杨岩致悼词。悼词说：“王昭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老同志、老战友，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党的一个损失”。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1月28日，中共青海省委派杨岩等将王昭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30日上午9时，、杨静仁等400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