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徐光启的科学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拥有光辉灿烂的科技文明，但近代科技却首先在西欧产生，我们虽然拥有丰厚的科学积淀，但却并没有走上近代科学之路，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也是“李约瑟难题”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而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这一问题的转折期。

明代末年，西方正值文艺复兴时期，逐渐显出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科学技术就开始迅猛地向前发展了。同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新兴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逐渐向古老的东方知识界渗透。徐光启(1562―1633)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这个时代，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西方思想开始传人中国(虽然它是以为主旨，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的传播则是他们在中国主要的幌子)，徐光启等人藉此机会开始广泛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

1600年，38岁的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当时利玛窦正在南京宣传天主教，并用他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吸引士大夫。“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等，凡百问题悉加讨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从罗如望(Jera deRoeha，1566―1623)领洗人教，从此开始向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学习天文、数学、火器、水利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他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著作，主要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泰西水法》等。对于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西方仪器，徐光启也很好地进行了理解和学习。

在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对接中，在对西方科学的接受问题上出现了三种态度：一为全盘拒绝，以冷守中、魏文魁、杨光先为代表；二为全盘接受，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三为批判接受，以王锡阐和梅文鼎为代表。如果把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接受派都是科学素养较高的人，正如李约瑟所说：“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一拍即合。”(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这“一拍即合”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翻译和评价上。这本书，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但徐光启和利玛窦配合，仅用一年时间就将前六卷译出(初版于1607年)，并且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赞赏。

徐光启在对中西科学进行了对比以后，发现中国古代科学往往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他说：“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简平仪说・序》，见《徐光启集》)他把“言故”、“辨义”和“明理”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强调“一言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要求“一一从其所以然之故，指示确然不易之理”。徐光启在西方数学著作翻译和统领历法的改革工作中，提出了从“翻译”到“会通”，再从“会通”到“超胜”的科学思想，这一科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接受西学的旗帜下，当时社会又出现了三种理论：一日中西会通，二日西学中源，三日中体西用。“会通”一词源自《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徐光启把它用在沟通中西历法上，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评考定，熔彼方之材质，人‘大统’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规范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百千万年必无敝坏。”(《徐光启集》)按照这段话的原意，徐光启是要在保持大统历框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中西方最好的数据、理论和方法，写出一部新的历法。

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人员缺乏，加以徐光启本人一度投入反击清兵保卫京师的战斗，并且于崇祯五年(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阁参与军机，繁忙的军事政务，使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改历工作。尽管这样，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一百三十多卷的历书编译工作，因为编纂在崇祯年间，故取名为《崇祯历书》。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三百六十度，一天时间分成九十六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徐光启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等都富有实践经验，这和当时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实验思想是一致的，甚至其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人手，欧几里得几何是富有很深刻演绎思想的几何原本，它很容易启发徐光启把归纳和演绎巧妙地结合起来。徐光启重视数学，认为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该大力发展。

论理，据当时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及其思想的接受、理解和学习，是可以使中国科学得以继承和很快发展的。但当时像徐光启这样的人才还是太少太少，加之封建势力以及中国科学发展的弱点等束缚，西方科学及其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在当时的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作者单位：西安市西北大学社科系，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