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致中的嬗变

明正德以后，社会风气骤然变化，使得社会文化不断向通俗化发展，素来以雅致为特征的私家园林也受到了影响。嘉靖初年始建的魏国公徐鹏举的“西圃”也难免受累。“西圃”即是后来的瞻园。瞻园几度兴废，历经沧桑。故被称为“明清、民国历史的活化石”。她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园林从疏朗雅致走向奢华流俗的嬗变。

中国古典园林素以清新淡雅为意，不求材料之精粹，但求意境之深远，是士流文人的隐逸之所。然而园林的清新淡雅之风并非一以贯之。如童先生所言：“宋徽宗经营艮岳，伪托隐逸，崇尚山林竹石，美之曰取人弃物。宫室变为村居，禽兽号于秋夜，识者以为不祥。自宋而后，江南园林之朴雅作风，已随花石而北矣。如果艮岳中的奇花异石只是个案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到了明代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提升了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加之皇帝本身对传统道德的叛逆也促使了政府律令的解禁。因此，无论是自诩清高的士流文人，还生活殷实的平民百姓都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将高尚节操抛之脑后。正嘉年间的小人物陆楫就在其《禁奢辨》中曰：“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点装太平，良胜悲苦之声也”。社会风气的骤然变化，使得传统文化从象牙塔不断向通俗化方向发展。素来以雅致为特征的私家园林也受到了影响。瞻园就是在这个社会风气下诞生，其后它几度兴废，历经沧桑。被称为“明清、民国历史的活化石”。因此本文将以瞻园为案例，探讨明代社会风气对瞻园的影响。瞻园原为中山王徐达府邸之西圃，是为瓦砾、菜畦之属。从徐达七世孙徐鹏举开始筑西圃开始，后经徐氏八世、九世两代人修缮与扩建，至万历年间已初具规模。其园内名贵石材、花木不胜枚举。甚至徐鹏举在园内造用白铜造亭榭，其下架空，置炭火，在冬日生火驱寒，以供园主人饮酒赏梅。

从“隐于园”到“娱于园”――瞻园的功能之变

明代正德以前，特别是宋元时期，社会层级分明，士流文人与下层百姓并无诗文宴乐的交流。士流文人时常隐逸在自己的园林中而孤芳自赏。例如《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六论宋代私园：“有藏歌舞贮流连观影者，有旷志怡神蜉蝣尘外者，有澄想暇观运量宇宙而游牧其寄焉者”。可见宋元时期园林大多数是隐逸之所，即使供游乐之用也是“藏”起来的。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即通俗文化兴盛之后，社会层级的隔绝状态逐渐被打破。以往重礼尚节的士流文人也开始关心起“田舍声利之事”。正德以前，君子常是清高自傲视人，而正德以后则变成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另一方面，商人巨贾则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大量的财富。财富的增加使他们享受到了以前通过权力才能享受的东西。明初严密的宗法和等级制度也日渐疲废，僭越之事时常发生。商人巨贾为了附庸风雅，时常宴请士流文人与他们混迹一道。当然，没有等级优势的士流文人为了突出其优越性也会组成流派式的群体，以图主导文化风气。在这种奢靡之风的引领之下，园林的孤灯清影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地成为名流权贵们展示声望和游宴娱乐之地。详细记载了瞻园原貌的《游金陵诸园记》就是王世贞在几次宴游此园后写下的：“大司马阴公谓余，公之第西圃其巨丽倍是，然不恒延客，客与者唯留守中贵人、大司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大司马吴公复延余于兹园，时阴公、魏公俱物故矣”。清代以后，瞻园作为江宁布政使的衙署就更是成为了士流文人的聚会场所，故被称为“旧日衡问处，南朝选士场”。

从“雅致”到“庸俗” ――瞻园的形式之变

虽然明代初期因政府的禁令甚严，造园活动几乎停滞，但正嘉以后的园林仍然承袭了宋元以来一贯的风格。只是随着通俗文化的兴盛，很多园林逐渐地从雅致走向了庸俗。园林不再是深入简出的隐逸之所，而是一个炫耀财富的工具。特别是权贵商贾不懂得艺术而一味地附庸风雅，园林形式上与宋代园林有了一些明显的不同。

宋元时期，园林大体呈现出一种简远、疏朗、天然、雅致的特点。那个时期的园主人很多都以王维的辋川别业作为自己造园的理想目标。而辋川别业正是以自然之景取胜，其建筑不多、形式简朴、布局疏朗且有大量的花卉草木。宋元时期，士流文人虽然也喜欢在园林中叠山置石，但多是土石混杂，且有植物与山石相伴。坡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而且坡也十分喜欢石头，因此他还开了以竹、石为绘画题材的先河。

明代中以后期，世人喜爱石头大多不是像坡那样，追求高雅的情趣，而是将购石头作为攀比、炫耀的资本。那时候的人喜欢旧石，常以购得某名园的旧石为荣。明代造园家计成就曾在其《园冶》中批评道：“世之好事，慕闻虚名，钻求旧石。”瞻园中的仙人峰和倚云峰就是北宋宋徽宗所建艮岳之遗物。

在叠山置石方面，当时的权贵商贾大多喜欢用石头叠山，且石材用量大。而不喜欢宋元以前的土石相间做法。然而当时石材少而且运送困难，权贵商贾如此之举无非是满足他们的争奇斗富的心理。 而石头的大量运用就必然导致了花木种植的减少，从而园林缺乏了生气。如此之举必然是适得其反。瞻园作为勋贵的宅第，也难免其俗。明代文坛名人王世贞的《游金陵诸园记》曾记：“太保公（徐鹏举）始除去之（瓦砾），征石于洞庭、武康、玉山，征材于蜀，征卉木于吴会，而后有此观’。”洞庭、武康、玉山都是当时生产上等石材的地方。徐鹏举不惜重金到处收集石材，不远万里地从四川购置花木，可见瞻园的富贵之气甚重。而且自清代以来，瞻园虽然几度被焚，但也只是小修小补，主要山石基本仍存留于院内。从童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绘制的《瞻园平面图》可以看出瞻园的山石面积约占园林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瞻园的确沾染了当时的俗气了。

结语

明代初期对园林的禁止犹如因噎废食，而明代中后期对园林的放纵似乎也有暴殄天物之嫌，期间的社会风气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诚然通俗的社会文化冲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给市井庶人带来了精神财富，但是这种世俗文化反过来影响了园林等高雅艺术的表现。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的社会中，金钱成为左右一切价值的标杆。这使得园林不再是旷奥隐逸之所，而是追求物质享受的载体。这种内在的虚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瞻园。瞻园的雅致自然不用说，但在山石的藻饰之下，其流俗化现象就更显得欲盖弥彰了。这对现今景观设计的兴盛也有警醒作用。近年来，国内各种景观事业日渐兴盛起来。然而在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的今天，景观的设计往往会落入虚浮的奢靡之中，从而使景观失去最本真的意义。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看来，景观设计应该更多的历史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潘庆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专业景观设计方向；现任教于湖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