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 第7期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因。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犀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迭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叉也。

(选自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

【注释】

风，指国风，《关雎》为国风的首篇。《诗经》十五国风，比较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愿望，基本上是人民的诗歌，具有地域的特征。它跟雅、颂有地方乐歌和朝廷乐歌的区别。

风，指教化。

动，指感动。

化，指感化。

所之：所向，所往。

形，指表现。

永指长，永歌即引声长歌。

文，指官、商、角、徵、羽五声之调。

乖，指乖戾、反常。

莫近，指莫过。

以是经夫妇：以，用。经夫妇，指使夫妇之道入于正常。

风，依据下文的解释是指风化、讽刺。赋，用作动词，含有铺陈直叙之意。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正的意思，谈王政的兴废。有大雅、小雅之分。颂，指周王朝和鲁、宋二国在祭祀时用以赞神的舞歌。

变风变雅：变指的是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

国史，指王室的史官。郑玄说：国史采集众诗。明其好恶，令目盲的乐官歌之。

四始，指风、小雅、大雅和颂。郑玄说：“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论语正义》：“《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可见，《周南》《召南》(属十五国风)在儒家学者看来，对国家统治有举足轻重之势。

【赏析】

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汉代治国者非常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建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国策，从而真正奠定了儒学在封建时代的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经籍《诗》《书》《易》《礼》《春秋》在汉代被尊为“五经”，设“五经”博士，于是一门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之学崛起，史称之为“经学”。对《诗》的阐释品评(文学批评)，自然就和经学密不可分。汉儒解《诗》，几成时代风尚，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学术文化现象，在儒学经学特别是《诗》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批评的最富权威性的经典之作，是儒家诗学在汉代的全面总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里选录的是《诗毛氏传》在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本序究属何人所作，目前尚无定论。

《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诗歌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以及诗歌的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经》言志抒情的特征。之前的《尚书，尧典》和《论语》，对“诗言志”的特征有过论述，《毛诗序》在其基础上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只是它把志和情结合起来谈，则更清晰地说明了诗歌的特征。“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实际上指的都是思想、情感、怀抱。正如孔颖达《论语正义》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诗乐舞三位一体)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社会的政治情况往往可以在诗歌和音乐中反映出来。对于诗歌的认识、反映现实的作用，《论语》中有过阐述，诗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足以印证。只是《毛诗序》将诗歌音乐和政治、道德、风俗的关系进一步指出来了。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理论就是源于此。

再次，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上，《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为《诗经》的分类，赋、比、兴为《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朱熹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它说明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感情的激发、联想和对事物的描写都是结合具体形象进行的。赋、比、兴的方法实质上是形象思维的方法。

总的来说，《毛诗序》的批评标准可以概括为“主文谲谏”四个字。其意指批评劝谏，不直言其过。隐约其词，使之自悟。这就指出诗歌音乐在对统治者进行批评劝谏时，要注意方式，含蓄委婉为上。所以，《毛诗序》认为诗歌在言情时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歌音乐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毛诗序》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它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总的阐述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具体体现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种思想，是对《论语》中“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事父事君”说的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