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装

韦冬的真实名字叫韦金华。韦冬大概是他的小名，或者是诨名，反正永兴街上男女老少的人都这样叫他。但是，其冬到底是东方的“东”，还是冬天的“冬”就无从可考了。根据老人一生的遭遇来讲，我还是把他写成冬天的“冬”吧！对这个名字，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反感，反而是人们一叫他“韦冬”，他就乐呵呵地连声的应。总之，老人的性格在随和中又不乏幽默诙谐。

我认识老人时，大概在七八岁之间。我那时头上长了癞头疮，要把头发剃光了，好擦药。我母亲把我喊到永兴三街一家理发店处，准备把我头上的黑发全部刮光。母亲开始让一个三十多岁的姓罗的理发匠给我剃。只见那个理发匠用左手把我的脑壳一捏，然后，就亮出明晃晃的剃刀，我不由得吓得双眼发花，硬不要那个姓罗的理发匠给我剃。我母亲没办法，就只好找理发店进门的左边，一个闲着的理发匠给我剃头。只见他的手，在我的头上轻柔地游动着，而不是把我的头死劲一捏，两相比较下，我心里比刚才舒服多了。于是，就索性闭上眼睛，任随他去打理我头上的“杂草”了。说真的，老人的手艺应该说是一流的。他的剃刀所及之处，我一点不感到痛，在遇到头发粗的地方，只感到他的剃刀轻轻一溜，就溜过去了，心里面感到痒痒的、舒舒的。特别是要完时，他用剃刀在我的后颈窝上轻快地一弹，那剃刀就很有规律地在我的脖颈上跳跃，同样是轻轻的、柔柔的。让我从脚板心一直舒坦到脑门心。那种舒痒的感觉，我现在想来，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喻了。

就这样，我就认识了这位老人。而且，我小时候的头发，几乎都是找他给我理。因为，他那时大概在四十多岁。论年纪，比我自己的亲生父亲要大，我母亲就让我叫他“韦伯伯”。那时，大概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吧！

而那时，人们处于发狂的境地。一天早上，我看见永兴街上，从上街电影院一直到下街牌坊处，到处都粘贴上了白惨惨的大幅标语：“打倒大军阀韦冬”“揪出兵痞韦冬”。刚好那几天我头发长了，趁此，我就去找他给我理头发。当时，老人表现得很平静，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仍然是轻轻的、柔柔的动作。我忍不住了，就不禁脱口而出：“韦伯伯，他们为哪样叫你军阀、兵痞？”这时，才看见老人眼里闪动着泪花，“你现在还小，还不懂这些！”他话已封了口，我就不好再问他什么了。

不久，我就看见他同街上的四类分子们一起扫地、修马路去了。再后来，我就听见街道上的干部们讲，说韦冬对改造，用软抵抗，比泥鳅都还滑。现在想起来，他大概是运用在江浙一带打游击的方法，与街道干部们周旋。确实也是这样，一场“脱胎换骨”的运动下来，他仍然是乐呵呵的，毫发无损。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时，大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经过第二个“十月革命”，已粉碎了“”，已经有一股股暖流，流进了人们的心底里，使人感到舒服了。随着，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我在这时候，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想凭自己的真功夫改变自己的处境，就暗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考大学。说来也是命运蹉跎人。我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那是第一次全国统考，我一去就竟然考了二百五十五分，比当时一百七十五的分数线多出了八十多分，可偏偏就没有录取我，比我分数低的都上了本科。正在我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时，我母亲有意让我回随阳山老家给外婆送东西。我刚一到随阳山外婆家，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在一米七八之间，穿着白府绸衬衣，挺拔而精干。我不由得冲口而出，喊了一声：“韦伯伯，你也在这里啊！”他说，他来这里已有好长时间了。这时，我才记起，我每次去他们理发店都没有看见他。

后来，我外婆才告诉我，他住在我外婆家隔壁，租了一间屋子来做理发店。这样就同我外婆家有了密切的往来。我也就同他有了更为深刻的接触和了解。当他了解到我高考上线后，没有被录取的事实，他就开导我，让我往好处想，看远一点。在与他的亲切交谈中，我的心情也放开了，舒坦了许多，决心再鼓一股劲，来年再考。记得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一天下午，他喊住我，让我同他一道去我外婆家的屋后边的水田里捉田鸡。我说，田鸡跑得那样快，人是捉不住的。他说让我看他的。只见他在我外婆家找了一大抱干竹篙。用竹篾认真地把它捆好，准备了一根手电筒。趁着炎热，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下水田去了。这时，只听见到处都是青蛙的嘎嘎叫声，此起彼伏。我和他一个打着火把，一个照着电筒。只要将燃着的火把往有田鸡的地方一照，就只看见那一只只肥硕的田鸡，趴在地上、水田里一动也不动，乖乖地只等我们捉就是了。韦伯伯打着火把，我一只手拿着电筒，一只手抓田鸡，不到两个钟头，我们就抓了大半水桶。拿回来，用开水一烫，那田鸡的皮一下子就剥下来了。那雪白细嫩的肉就露出来了。把它们拿到锅里清蒸出来，那味道比鸡肉都还好吃，那汤比鸡汤都还鲜。

在我们吃田鸡时，我不由得问他，韦伯伯，你对田鸡的特点还了解得清楚哇！他回答我说，这当然，当年我们在江浙皖一带就是常常捉田鸡来改善生活。我问他，你在江浙皖一带做什么？他回答说，做新四军。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反问他，你做过新四军。他却没有正面回答我，也幽默地反问我，难道你不相信你韦伯伯做过新四军？随后，他就告诉我，当年他就在的军部工作。在这时，他表现得极为崇高，极为神圣似的，把我叫到隔壁他住的屋子，对我说，你不是有一次问我关于我军阀、兵痞的事情吗？我就看你是一个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小青年。你不知道韦伯伯这些年所遭受的打击。在说话中，他就打开一口大大的樟木箱子，从那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牛皮纸、油布中间，拿出了他与等新四军领导照的相片给我看。看完后，他又小心地包好，放回原处。从他的这一系列动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可以信赖的晚辈、忘年交、知心朋友。只见他还在樟木箱子中翻找什么，不一会，他就拿出一个折叠着的包裹，是用油布包着的，他一层层打开，一共包了三层油布；然后，他又一层层打开，一共也包了三层，是用牛皮纸包着的。最里一层，是用一种白色的、透明的皮纸包着――这种皮纸，我们家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专门用它来糊窗户的。

等最后一层展开完后，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套有七成新的灰布衣服。他告诉我说，这就是当年做新四军战士时，他穿的灰布军装。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也是一好奇的人。他把他的新四军军装放在一张干净的桌子上。我不由得激动的展开了它。这套灰军服的质地较好、厚实。拿在手里有一种沉重感。其布料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哗达呢的质量。左边衣袖上有一枚长方形的臂章，椭圆中印着“新四军”三个仿宋字，字体是天蓝色的。同时，韦伯伯还给我看了另一枚“新四军”的臂章。这一枚臂章不是用汉字写的，而是英文字母“Ｎ４Ａ”，同样是在椭圆中现出天蓝色的字体。现在，我才知道“Ｎ４Ａ”是新四军英文字母的缩写。臂章的背面，印着红色的小方框，那上面是姓名、籍贯、血型、部队番号、发放日期等。等我看完，问他完以后，韦伯伯又才把他的新四军军装包好，放回他的樟木箱子里。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街道干部说他猾得像泥鳅的原因。原来，他是把当年在江浙皖一带打游击的方法，拿来对付受“左”的毒害的街道干部了。

韦伯伯还告诉我，他一个“三八”式老革命，又为哪样回原籍来的呢？他给我讲了他受处分的原因。

解放不久，我们国家在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一场改造的运动。韦伯伯所在的部队这时已变成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他们的部队也投入了这场改造的运动。在改造工作中，他对其中的一个年纪不大、出生贫苦、眼睛明亮的产生了好感，并向恋爱方向发展，而且公开向组织申请要与那个结婚。就因为如此，就被人抓住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进行批评，乃至批斗。据他讲，当时大概对他的处理是开除军籍，送回原籍。

对这个处分，韦伯伯一直是不服的。他当时就理直气壮地给部队有关领导讲了：一，他是军官，谈婚论嫁是正份；二是他从行动上真正实践了把受压迫的劳动妇女真正解放出来。

从现在来看，他这两条理由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可是在当年就是大逆不道了！

韦伯伯给我讲了，要处分他时，他去找过，可惜当时出国去了。被送回原籍后，他从处分一直到他的问题时，每年最少都要写三五封信给他的老首长，以及中央军委。据他讲，元师给他回过一封信，大意是相信党、相信组织，认真改造，等待时机。

后来我才知道，韦伯伯的问题一直拖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解决。得到，一共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里，他一直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存着他的那套新四军军装。每逢国庆或“八一”建军节时就拿出来看一看。从此，可以看出他对人民军队的感情，以及作为一个“三八”式老革命的那种信仰、节操！

记得，我考上大学的第一年寒假回家时，我到永兴谢家井去担水，在永兴中街碰到韦伯伯的妻子李碧华，她很高兴地对我说，学书，你韦伯伯了，他的工资现在已是九十多块。我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是沿用的五六十年代的工资制，九十多块的工资应是正职的县处级的工资。而且，李阿姨还告诉我，组织上以“三八式”老干部待他，逢年过节，县里主要领导都要专门到永兴去给他拜年。

李阿姨给我讲这话后，不到两年，我回家过寒假时，就听说韦伯伯因病去世了。真是好人命不长。只不过，韦伯伯还是幸运的，晚年终于由组织上澄清了他历史的天空。从这一点上，他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

而今，他的妻子李碧华还健在，他的儿女们也还处于生活的奔波中。不知他的亲人们，是否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他那一套新四军军装，还有他的臂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