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省会 第7期

“超越省会”只不过是还原一种常态，换句话说，除了行政中心之外，其他的中心城市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取得。不做省会，本来是一次机遇。

省城尴尬与城市PK

“或许全世界都找不到象石家庄这般迷恋省会的地方，这个平凡的近乎平庸的城市，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省会的无处不在：电视上说省会下午有轻微的浮尘，报纸上说省会又失踪了一只小猫，广播里说省会某某大街正在堵车，警车上的‘省会110’光彩夺目。所以，总有人调侃说石家庄干脆改名‘省会市’算了。其实，石家庄也是没有办法，省内的城市们向来瞧不起这个一无是处的省会，要是不天天提醒，他们谁还承认河北这个名义上的老大?”

这是《中国城市的十大情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石家庄的省会情结与上海的“纽约情结”、武汉的“芝加哥情结”等并列一起，由此可见石家庄对“省会”身份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

即便如此，石家庄依然深陷争论的漩涡，特别是在网络论坛上，“河北省会应该迁回保定”的网络帖子，总是能够得到成百上千条的回复，可见其人气与关注度之高。不仅如此，“好事”的网民还总结出了石家庄的“十宗罪”与保定的“五大好”，让这两座新老省会进行了一番PK。而且，随着曹妃甸“河北省一号工程”的推进，唐山已经超越省会石家庄。

因此，就有人断定说，如果进行一次“中国省会尴尬榜”的评选，石家庄肯定会名列榜首。

与石家庄具有同样遭遇的，不止一个。

地处闽江口的福建省会福州，就并不“福气”。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成立经济特区，此后的20多年间，厦门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很快超越了历史更为悠久的省会福州，成为闽南人心中的海上花园和生活天堂。据说一位福州人到上海出差坐出租车时自我介绍说：“是从福建省福州来的。”那个司机师傅说道：“我知道，就是省会在厦门的那个福建吧。”

还有江苏，2006年的苏州市国民生产总值是4820亿元，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在实现了基本小康之后，苏州把发展的目标瞄准了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当南京提出“赶苏州”这3个字时，这个省会城市已经无比尴尬了。

因此，石家庄、福州、南京、济南，被并列称为中国省城尴尬的代表。其实，这些省会城市的发展都有自己的亮点，也不是经济衰弱，而是同处一省的新兴城市更加光彩夺目。

明星的力量

2006年12月31日，《广东省区域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公布了广东21个地级市竞争力排名，广州落后于东莞、中山、佛山、深圳四地成了“老五”。报告中分析原因说：“广州工业基础薄弱、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民营企业发展明显滞后等不足严重影响发展后劲，所以导致竞争力排名偏后。”不管怎么说，这个排名让广州面子上挂不住，更何况列出来的这些原因，无疑也揭了广州的底子。

与广州同样遭遇的，就是山东的济南。济南的经济总量不仅落在山东的经济龙头青岛后面，也落后于另一座沿海开放城市烟台，从而沦为“探花”的位置。从1984年作为首批沿海城市开放之后，青岛得风气之先，孕育发展了海尔、海信、双星、澳柯玛、青啤等“五朵金花”，被誉为“国内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经济总量居山东之首。

不仅如此，不少外商竟然将青岛误认为是山东的省会。

事实胜于雄辩，汇丰银行、渣达银行、花旗银行、三菱银行、山口银行在山东的机构全设在青岛，中国银行山东分行在青岛，东方航空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全日空、大韩航空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平安保险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可口可乐山东总部在青岛，肯德基、麦当劳的山东总部在青岛，家乐福的山东总部在青岛……

现在，济南不仅在经济方面与青岛、烟台两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就是在城市建设、文化塑造等方面都有些力不从心，有人无比感叹道：廉颇老矣。

面对这种状况，一位网友不禁发问：“济南为何如此落魄，曾经的骄傲都在哪里？为何济南一个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仅仅以趵突泉聊以！难道济南这么大的省会城市，只让我们感到羞愧吗?我们不禁要问：济南，你的未来在哪里？”其怅然若失引人深思。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省会经济被其他城市超越而过分的“杞人忧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认为：“超越省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这不是人为的也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将来中西部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行政中心不必然是经济中心，只要一个地方具备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很快就会超越省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城市的发展不是看这座城市是不是省会，而是由资源配置决定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城市角色定位转换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时候。

再看江苏，2004年，江苏省城市综合竞争力前三名排位为无锡、苏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南京，落后于苏州和无锡，也没见南京市长有什么牢骚。

在河北，首钢东迁唐山已经付诸实践，唐山经济总量超越省会石家庄是必然结果。就在全国两会前夕，河北省主要领导已经表示：“省会石家庄可以不做全省的经济中心，唐山市要做经济领头羊。”

还原一种常态

“在以往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省会就应该是一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全面的中心城市，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实际上，省会就是一个省的行政中心，其他并不是天然赋予的。现在的‘超越省会’只不过是还原一种常态，换句话说，除了行政中心之外，其他的什么中心城市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取得。”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刘彦平博士这样分析。

的确，“还原常态”四个字，不仅对省会城市、新崛起的明星城市，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做过老省会的城市来说，都蕴涵着多层面的意义。

然而，在为赶超省会这种现象赞许的同时，不得不正视的是，这些新兴中心城市的发展，一般是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以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也就是说，它们的兴起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老套路。

为什么所谓中心城市一定要是综合经济中心呢？为什么中心城市一定要看人口概念呢？有的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城市化的理解简单化，走了一条“建制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只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这种城市空间布局的误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摆脱。

或许，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应该放弃将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综合性和单一中心的发展建设思路，这样可以避免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等多种弊病，省会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火车和工厂乱跑。

省会城市率先进行职能分离和转移，给省内其他城市留出发展空间，彼此进行优化配置，比起省会城市居高临下指责其它省内城市搞重复建设更有说服力。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认为：“省会作为一个省内的大城市，要表现出自己的大气、豁达，要有省会的气度。要知道其他中心城市的崛起，一定会促进省会的更快更好发展。决策者的大气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从事物的另一面去思考，就会发现，对于那些忧伤的老省会来说，不做省会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叶裕民告诉《决策》：“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能更好地顺应市场的需求，赢得企业家的投票，所以，温州才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些过去的非主流城市，因为政府力量的边缘化，反而成为更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对此，一家著名财经媒体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同样处于“体制外”的开封、保定、吉林却做不到这一点？不做省会，本来正是一次机会。

也许，这正是老省会半个多世纪兴衰变迁最能拨动人们敏感神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