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阿尔特曼:中国崛起,然后呢?

关于丹尼尔·阿尔特曼：在这个世界上，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性的思考，另一类则是反常规思考，丹尼尔·阿尔特曼（Daniel Altman）就是第二种。阿尔特曼曾为《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撰写经济专栏，专精于全球经济趋势的研究，目前居于纽约，任教于纽约大学。

中国崛起，然后呢？

“近期全球经济衰退幅度达到9%，但中国经济仍以每年高达10%的速度增长，看起来势不可当。高盛一份2003年的报告预测，中国将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至少在2050年前经济增速都会快于后者。依此增速，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赶上不少富裕国家的水平，从2003年仅占美国的3%，到2050年将一路增至37%。”

来自高盛的这份预测是不是让人读了心潮澎湃？但中国真的能够得偿所愿吗？

阿尔特曼认为高盛出具的这份预测过于乐观，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应该被认真考虑进来，由此十分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拼尽全力从美国手中夺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桂冠之后，短短几年后又将拱手相让。这个论断让人扼腕叹息，中国通过公共健康、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初步改善，以及允许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加之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规模效应必定带来经济飞跃式发展。但是，一旦在高端市场同领先者直接竞争时，进展自然就会放缓。因此，真正制约发展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在于技术。

让中国人更简单地建立自己的企业

技术问题这个宏观概念，落实到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在本阶段具体体现在中国由于缺少技术创新而导致的产业升级难题。阿尔特曼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技术是所有决定资本和劳动如何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变量。阿尔特曼同时澄清了一个惯常的误解，技术绝不仅仅是制造技术和管理实践，它同样包括法律制度和商业文化。中国尽管善于吸收新的制造技术，但需要更多的是鼓励人民创新和创业，尤其是年轻人，应当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即使这些想法与已经建立的规范相左。按自己想法行事的过程就是创新发生的过程，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的完成无法迅速完成，需要一些好的政策因素来加以促进。“一个好的开端也许是这样的：通过简化规章和减少初始资本的要求可以让中国人更简单地建立自己的企业。”阿尔特曼言辞恳切。

精英逃离伦敦，还是“北上广”？

北京、上海、广州，这是人们口中的“北上广”，是多少有梦之士的逐梦之地。这儿汇集着大批精英，这儿有着更多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都会有一批新的经济中心兴起，另一些则退到舞台角落，“北上广”这类大都市是否会重新踏上历史之辙，被新的宜居中心取代？

当今社会，货币和商品的流向不再是决定人们去向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中心也由原来的制造业或海运枢纽变成了金融中心。而考虑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者不再需要在固定场所工作，各种交易都在向电子化发展，时差对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小。阿尔特曼以英国伦敦和伦敦附近的蒙得维的亚为例，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者开始更加青睐蒙得维的亚这座安静的、消费不高的海滨城市而不选择喧闹的大城市伦敦来居住。

新的宜居中心必将是精英会聚之地，大都市的高房价越来越成为精英人士选择住址而考虑的重要因素。阿尔特曼在书中提出的关于大都市将被新的宜居中心取代的论断，放之于当今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房价高涨的现状，中国大都市的未来是否也被宜居中心如苏杭、成都等地或其他宜居国家取代？

“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专业人员将搬到可以提供一个可以更低价格提供的生活方式的新的经济中心，这可能对中国人民来说不一定适用。”丹尼尔·阿尔特曼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同时，对中国文化这个重要因素也考虑在内，“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让他们搬到另一个国家。当中国城市的物价上涨时，外国人纯粹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来中国居住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我认为人们将搬到像深圳和广州这样的城市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在现场’为了做业务，也就是为了工作方便的需要。”

欧元区需要规则

谈到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阿尔特曼认为当前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政治一体化程度十分不匹配，欧元区形成稳定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现在也缺乏一个国家进入和退出货币联盟的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同样，对于发行欧元的债务，或解决这些债务危机事件，它也缺乏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如果没有这些规则，有没有办法知道哪些国家将在欧元区，或者说，欧元到底有多少价值。由此，欧元区内的投资以及雇佣活动将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欧元区的成员应当在生产增长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之前达成关于这些规则的政治协定。

对话丹尼尔·阿尔特曼：贸易保护主义使事情变得更糟

《钱经》：我们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上贸易保护的趋势正在迅速抬头，这是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次否定，还是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波折？

丹尼尔·阿尔特曼：唯一的保护主义的好借口是：在危机或经济中的结构性变化时保护的是本国人民的生计。有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确需要保护。因为在此过程中，消费者需要适应更高的价格和工人，生产者需要应对来自国外的新的竞争，而这些过程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问题是，那些在危机时使用的保护主义措施并不总是暂时的，它们常常缺乏明确的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后，它们也依旧存在。这些措施将会减少全世界的收入。尽管如此，我认为转向保护主义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钱经》：您分析了美国商业文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您认为中国应该推广什么样的商业文化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丹尼尔·阿尔特曼：在我看来，中国的商业文化与美国的商业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充满着理想和活力。对于中国，它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的人民和世界之间只有有限的练习，而这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新想法实现的过程，而就是这些新想法产生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当然，中国依旧有着巨大的民族以及文化上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是应当得到鼓励，并且用于有经济价值的方面。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只是购买美国的葡萄酒，购买来自加州的葡萄酒，他们还购买新奥尔良设计的服装和在纽约的爵士乐。这些都是美国的品牌。对多样性的追寻是我们美国经济力量的源泉之一。中国同样可以如此。

《钱经》：在全球贸易重新洗牌的今天，中国应该如何把握贸易在国际中的定位？

丹尼尔·阿尔特曼：中国人正变得更富有。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同时也正在成为一个进口大国。对于减少国际贸易失衡方面，这是一个有益的变化。同时，人民币的走强对于中国消费者是有益的。中国的下一步应当是可兑换货币。一个拥有如此大量的国际贸易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可兑换货币，这是十分不寻常的。我认为，可兑换货币将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得到新一波的投资，同时也会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更加简单。

《钱经》：金融衍生品在美国非常普遍，但是在中国还仅仅刚起步。中国是否适合大量发展这类金融产品，是否也有可能导致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

丹尼尔·阿尔特曼：衍生品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监管它们是非常困难的，甚至现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体也搞不好它。由于它们的复杂性，金融衍生品通常是非常难于理解和合理定价的。如果中国人缺少经验，更有可能犯代价高昂的错误。甚至在美国，金融危机显示，许多交易衍生品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衍生品是怎么运作的。中国需要监控其衍生品市场，以确保只有有资格的人在交易，并且寻找系统性风险的迹象比如“羊群行为”或“拥挤交易”。美国正好在学习怎样运作它们，所以这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很好的一起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