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微妙的互动

多多说，他的诗歌没有一句是朦胧的，虚假的。前几日，重新浏览友人杨邪的博文时我也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有些散文比一些描写单一真实事件的散文更有力更真切。因此，他也把此类散文开辟了一种栏目叫“虚构散文”。这也使我想到在阅读《吴越春秋》时的一种惊讶，譬如越女试剑――

越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袁公操其本而刺越女。越女应即入之，三入，因举杖击袁公。袁公即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见越王。

和伍之胥死后的兴风作浪――

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

在这两段看似夸张的志怪式的叙述里，却凸出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一些本质性特征：越女剑术的卓越和传奇，伍之胥的刚烈――那怕死了也要“依潮来往，荡激崩岸”，不依不饶。这看似是一种闲笔和虚构，但重现了历史的更深的真实。竟比后来的一些史书家的文笔强多了。

提到史书家的文笔，更值得一说的是司马迁，在大的历史事件和情景里，却着重了对人物的细节的描写，譬如《晋世家第九》写重耳临返国前的一个插曲：

重耳爱齐女，毋去。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

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有声有色。人物、时间、地点以及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推动和过程，简直是一篇优秀的小小说，并且，最后的一段富有人性化的对话：重耳说，如果事情不成功，我要吃舅舅你的肉，而他的舅舅咎犯回答说，如果事情不成功，我的肉比较腥臊，不值得一吃。真是令人大笑不已。也许，虽然，作为史记，里面也包含了作者主观的一些构想，但恰恰是这种符合历史人物性格和情景的虚构，却更让人觉得凸现了历史的真实。还有一段记叙，也颇为有趣：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归。

曹操本意是把闹得不像话的老婆搞回娘家折折锐气的，那想到他跑到丈母娘家去接人时，丁夫人就是负气不理他，也不管曹操低声下气，很亲切地用手抚摸她的背，说只要你回头看我一眼，我就带你一起坐车回去，求了半天，直到退回到了门口还恳求说，真的一起回去吧！丁夫人呆在织布机上就是不动，太有性格了。而通过这些平淡的细节性的描叙，似乎也让人触摸到了一代雄杰曹操真实的人性化的另一面。

那么，一个写作者，这样是否就算是真诚了呢？在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总是被集体幻像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和本我。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写作者拥有着内心的诚挚，但在文字的表达上，显示不出文采；因为写作归到底，还是要在语言和技艺上得到体现的，并在语言中获得自身的净化和升华。对于这点，诗人牛汉在其随笔《所谓第一义与第二义诗人》里反复强调过。他说：

“……只要他（或她）如布罗斯基自律的那样，每写一首诗，都是全生命的燃烧，不留下任何可燃烧的东西，他一定是真诚的，他的诗一定不会有自私或虚伪的阴影……即使有一些诗人，真的有某些应当谴责的地方，假若他进入诗的创作时，表现出了真诚与纯洁，而且写出纯美的作品，这是绝对应当赞扬的；而这些痛苦的具有复杂心绪、沉溺在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当他们勇于投入一次美好的创作活动，对他本人我以为是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内省与自励。他的诗无疑地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

这些话，让人反省。而牛汉还说：“真的第一义的诗人……是那些表里如一堂堂正正的真诚而纯洁的诗人……在诗里都显示出了高尚的人格。”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