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第4期

“老三届”一词,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是指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出生于1947――1952年前后，与共和国同龄。老三届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他们接受的是前的“十七年教育”，经历了“”，当“过红卫兵”；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青；回城后又亲历了改革开放，“老三届”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共和国史。

“老三届”的基本构成是，老高三：１９４７年前后生，1963年进高中，１９６６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已读完高中三年，因“”停课两年半多，高中阶段共在校五年多。他们是老三届里年纪最大，读书最多的一届。老高二：１９４８年前后生，1964年进高中，１９６７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实际读了二年高中，加停课，高中阶段共在校四年多。老高一：１９４９年前后生，1965年进高中，１９６８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实际读了一年高中，加停课，高中阶段共在校三年多。老初三：１９５0年前后生，1963年进初中，１９６６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读完三年初中，加停课，初中阶段共在校五年多。老初二：１９５１年前后生，1964年进初中，１９６７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实际读了初中二年，加停课，初中阶段共在校四年多。老初一：１９５２年前后生，1965年进初中，１９６８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实际读了初中一年，加停课，初中阶段共在校三年多。

“老三届”与“十七年教育”

中国教育的发展，人们通常分为“”前十七年、“”十年和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时期这样三个不同阶段。“老三届”这一殊群体的形成，与这一群体所接受的教育，即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的教育，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将教育作为巩固新政权、贯彻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对知识文化系统的控制与改造，培养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时期的教育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奠定和形成了我国基本的教育体制、教育价值和教育模式。主要特征是突出政治、阶级路线政策、城乡二元格局、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等等。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一方面重视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强调教育向工农开门，扩大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左”的路线下，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以家庭出身、政治身份作为判别标准，实行对“非劳动人民”具有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损害了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老三届”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十七年教育”的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塑造了“老三届”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品格。他们对共产党和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他们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呱呱落地，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老三届”上中学时，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使得“老三届”学生普遍具有了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十七年教育”培养了“老三届”一代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这使得“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上山下乡”运动时，无论哪里的农民几乎都公认，“老三届””这批知青要比后来的知青表现好，他们能吃苦，能与农民较好地相处，他们无疑是最富于献身和牺牲精神的一代人，这是“十七年教育”的成功之处。

“十七年教育”也形成了“老三届”的盲从、狭隘、偏激、消极甚至是畸形的群体性格。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使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青年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思想理论封闭，政治观点偏激的理论环境，使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七年教育”最不提倡的是独立思考精神，“甘做革命螺丝钉”、“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扭曲了个人与集体关系。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这种偏见，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

“老三届”是”十七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许多人认为“”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十七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十七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老三届”与”红卫兵”

“老三届”被称为“新中国传奇一代”、“畸形一代”、“失落一代”、“放逐一代”、“绝唱一代”、“被毁灭的一代”、“中国最悲惨的群体”、“中国社会中经历磨难最多的群体也是最坚强的群体”，更有甚者，称“老三届”是“丑陋的一代”，这主要是指“老三届”与“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的“红色卫兵”，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1966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运动对全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也有人来这样界定：“红卫兵”，是中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在是冲击原政权架构的特殊工具，其主要行为是违反正常的社会规范。“红卫兵”的外在形象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右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人们一说起“”，往往认为元凶是“红卫兵”，一说起“红卫兵”好像就是“老三届”学生。“老三届”跨六个学龄段的学生，数以千万计，是当时“红卫兵”的主力。但是将“”浩劫归罪于“老三届红卫兵”，显然是违背历史的。爆发时，“老三届”还是十几岁的学生，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不是因为“”，“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老三届”的人生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正当他们正在努力读书，吸收知识，以便长大报效祖国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开始了，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校长成了走资派，老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不懂ABC，照样干革命，书没的读了，课没的上了，年纪小小的“老三届”变成了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即将举行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从此，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又何止“老三届”。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使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老三届”们接受了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十七年教育”，当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来袭时，“老三届”们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桃李芬芳的校园，被抛进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盲目地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上街头，去“揪斗”，去“砸烂旧世界”，去“破四旧”，去“大串联”……。

“”过去40多年了。那场浩劫对国家来说，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人祸，对“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是永远无法忘却的苦难。可当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场惨痛的动乱中狂热的投入？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老三届”们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从1966年的停课闹革命到1968年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老三届”们经历了从躁动、激奋、疯狂到疑惑、迷茫、苦闷直到百无聊赖的空虚和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的绝望。许多年以来，“红卫兵”一直被妖魔化。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便是和暴徒联系在一起。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以及各种艺术形式，都对”红卫兵”进行最为猛烈的攻击、指责，乃至丑化。在“红卫兵”的许多罪名中，最大的一项罪名便是与的发动有关。有人甚至提出：没有“红卫兵”，就没有，这种论点是有违事实的。的烈火早已熄灭，对于“红卫兵”运动，也应该予以重新认识。“红卫兵”运动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卫兵”思潮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对于“”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究其原因，是因为“对的个人崇拜已成了一种宗教现象。这种现象在‘’中达到顶峰。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与这种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联，‘老三届’一代人的忠诚实际上是一种盲从，是在缺乏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丧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力的结果”。这正是“老三届红卫兵”以对党和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成为冲锋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老三届”们而后轰轰烈烈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

“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兴起在60年代初期。1954至1955年，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组织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在全国开创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的先例。对于这个经验，同志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李庄乡因此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后又改为现在的“广阔天地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1968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至1978年底，大约1623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其中包括“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近460万人。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传达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顿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最新指示的发表。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在各地城镇居民中，出现了父母鼓励子女报名下乡、全家主动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人情景。为了响应发出的号召，“老三届们”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在红旗飘舞、凯歌震天的政治狂热中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拦，不顾一切地跑到偏远农村去。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人民日报》进一步指出：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于党忠于革命路线的大问题。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样一来，把去不去农村，就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了。对于那些不愿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学生，通过举办思想学习班，学习的著作，“献忠心”，“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树立典型”，“大批判”等，让大家辨明阶级路线，坚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知青所在城镇的街道居委会、学校、父母工作单位也大力配合，有的街道居委会对那些不愿下乡的人实行“软磨硬泡”，手捧红宝书，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街道居委会干部轮番做工作，实行“车轮战术”，有的让一批小学生把上山下乡的大红喜报送到被动员对象家门，反复宣读最高指示；有的干脆通知父母所在单位，以停发工资、口粮相要挟，争取实现“一片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这类人数极少，可以领到工资；一种是办农场，集体插队；一种是分散插队，每个知青点有十几人或几人。在后两种插队中，以分散插队人数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的投亲靠友，此类插队往往以单独为主，至多有两、三人在一起。除生产建设兵团外，所有的人都跟当地农民一样，只拿工分，没有工资，日常生活费用全靠家里供给。国家给集体插队的知青每人400元安家费，给分散插队的知青每人240元安家费。这些钱都拨到当地的农村。国家共为安置知青付出了100多亿元，投资农场付出了46亿多元。

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地域分配上，中、小城市的学生，一般都就近安置，在几百里之内，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学生，在几千里之外。如北京知青分配在内蒙、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上海知青分配在黑龙江、安徽、云南、新疆等省、自治区。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成因，史家认为有三：一是由于政治动乱引发经济大幅度衰退，使能够容纳就业的人数大大减少，而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又堵塞了老三届们的升学渠道，至1968年底，大量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未能就业，主要是“老三届”，累计约1000万余人，属于城镇人口的就有400万人左右。因此，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就业出路问题成了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定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三是“”开始后，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在一些校园内部，武斗越来越严重，甚至动用了从部队抢来的军事武器。急骤演变成一场极具破坏性且带有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造反运动，为了分散红卫兵，保证城市安定，需要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是“老三届”们无可选择的一条人生之路。他们在上山下乡这条道路上，有过幻想和自豪；也有过宝贵的青春荒废所造成的生活自信心的动摇。特殊的时代，塑造了“老三届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完成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的人生转折，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磨练，从思想上、体能上、生活上、感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艰苦磨练的过程中，他们才逐步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接近实际的了解，尤其是对农村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也正是由于经历了长期艰苦的磨练，他们才变得无比坚韧，有了足以抵御生活暴风雨的能力和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上山下乡运动中“老三届知青”中，有的当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解除病痛；有的立志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有的被选拔到农村各级领导岗位。更多的人是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从祖国北疆的黑土地到南国的橡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之滨，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不朽的业绩。

但是，这些并不能为历史的错误辩解。上山下乡使许多有志青年的理想化为乌有。一大批本来可以成为专家、学者的苗子，被荒废了，造成我国科学界的人才断层，这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将是长久的。一些处境不佳的“老三届知青”，回到城里已年龄偏大。由于无一技之长，更无学历可言，使他们无业可就。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艰难与烦恼，日益使他们陷入困境，这不能不说是上山下乡带来的后遗症。

“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今的“老三届”都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如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电视剧《老三届》、《血色浪漫》等，“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老三届”一代，是新中国文化、教育、政风、社会变革亲历者的见证群体，应该对“老三届”一代人生存过的社会和走过的人生历程进行科学的思索与探析，以留给我们国家、民族和后代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