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与演化视角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共享心智模型

时间:2022-09-13 04:42:35

基于网络与演化视角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共享心智模型

摘要 团队既是当今组织中的重要工作方式,又是集体竞技的组织形式,故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共享心智模型是团队成员共享的团队相关情境关键要素的有组织理解、知识心理表征或信念。近年来,中国足、篮、排三大球集体陷入低谷,输球又输人的状况屡见取端,引发举国关注。振兴“三大球”成为建设体育强国必然要迈过的坎。研究提出从网络与演化视角出发,“三大球”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主题专家的深度访谈与“三大球”标杆球队的进球(或得分)录像分析,寻找“三大球”共享心智模型演化的共性与殊性,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素材与参数;接着,采用多重个案设计与追踪研究范式,交叉检定与复现共享心智模型的演化理论与作用机制理论:再次,实证检验成员社会网络类型、结构与演化对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效能的影响;最后,运用Repast软件对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与演化进行模拟,以为预测与实时干预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网络;演化;集体球类项目

分类号 B849:G84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深受群众喜爱、社会影响广泛、职业化起步最早且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的中国足、篮、排三大球不仅集体陷入低谷,还屡屡上演输球又输人的丑剧:中国各级男足球屡屡折戟亚洲,其习惯性崩盘,成了任人取笑的话柄。充斥男足赛场的“假球”、“黑哨”与“”让众多知名官员、金哨和球星接二连三地沦为阶下囚。而曾经的“铿锵玫瑰”仅用10年就从昔日世界杯决赛队伍退化成为一支“没有速度、没有力量、没有技术”的三无球队(谢礼恒,2008),不仅沦为世界杯的看客,在亚洲杯的地位已渐渐被韩国、日本、朝鲜赶超,成绩滑落似难见底;2009年,中国男篮在亚锦赛决赛中以52:70负于伊朗队,遭遇34年来最耻辱的失败,并爆出“偷笑门”事件。同年,中国女篮也在世锦赛小组赛中三战皆墨,无缘12强,创造27年参赛历史上最差战绩;2010年,中国男排先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中以1胜11负的战绩排名各参赛队倒数第二,后又在亚洲杯比赛中两负伊朗队,夺取亚洲冠军的梦想破灭,10月的男排世锦赛也是在小组赛3战皆负惨遭淘汰、最后并列第19名,广州亚运会0:3惨负日本无缘四强,创造亚运会参赛历史最差成绩。即连承载几代中国人情结的“国魂”——中国女排在2009年亦两负日本,亚锦赛更史无前例地被泰国击败痛失冠军。2010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仅获第4名,世界锦标赛创下36年来最差成绩第10名,世界排名从第3名滑落到第5位。

中国首位国家体委主任元帅1964年曾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三大球的全线失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家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总书记先后就振兴群众最不满意的项目——足球提出谆告。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后,鉴于“集体球类项目水平低,不符合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刘鹏,2010),国家体育总局也出台了改革联赛与全运会,加强后备人材培养等举措,非但未能取得实质效果,三大球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倒退的迹象。为什么“三大球”项目在中国最早进行了职业化尝试,但在成绩上却难以显现职业化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我国三大球球员身体素质节节上升,教练、队员待遇今非昔比,训练条件日益完善,国际比赛机会越来越多,可是技战术水平却与世界强队拉开了距离?中国三大球振兴的希望究竟何在?

要回答上述疑问,找出“三大球”振兴的要诀,就必须对“三大球“展开针对性深入研究。而这不仅是当务之急,更事关中国由竞技体育大国向竞技体育强国的转型以及社会和谐。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曾言:“假如我们在伦敦能拿60块金牌,但是足球、篮球、排球继续滑坡,比北京还要臭,老百姓不骂娘么?”

的确,无论从运动训练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看,团队竞技能力或集体项目运动队综合制胜力(刘一民,王清玉,孙庆祝,1999)的培养和提高是国内外集体项目运动队长期以来始终高度关注、却鲜见一揽子、突破性或彻底性解决方案的焦点问题。从对国内“三大球”队竞技成绩滑坡的归因来看,“体能水平差”、“个人能力低”、“心理素质不稳”、“职业联赛体制不成熟”等是最常见的逶过之辞,而对如何形成良好的团队竞技能力大多语焉不详,报章杂志多见的则是关于队员不合或运动员与教练员不合的新闻炒作。曹晓东(2008)指出,国内竞技能力相关研究存在如下一些盲点:(1)竞技能力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运动员个人,对集体性项目运动队(团队)竞技能力的研究鲜见;(2)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考虑了人的生物学因素,而没有考虑到人的社会学因素;(3)运动员竞技能力不能推演出团队竞技能力,团队竞技能力有其不同于个人竞技能力的结构。而现代运动学发源地——德国的研究者,则立足于“比赛需要”,将与竞技能力的相关问题归入运动表现(sports performance)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将影响团队表现的因素分为:集体战术(collective tactics)、团队阵型/队形(tearn formation)和战斗精神(fighting spirit)。由于集体性球类运动队,往往由不同背景的球员构成,角色分工较明确、个体的运动资历、成就与个性等主客观因素对球队成员场上场下的互动形成复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团队的整体竞技表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若想真正找出团队竞技表现优异并持续长青的根源,研究者必须要回归“三大球”竞技的本质特征——复杂协同,并另辟研究蹊径。

2 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SMMs):提升集体球类项目竞技水平的新突破口

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其共同的特点是:一是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各队员是按一定规律和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二是团队目标是在高度的时间压力、骤变的空间条件下依靠各队员间的协同、配合与默契达成的。袁伟民(1988)在《我的执教之道》一书中阐述到:场上6名队员只有从思想上、意识上、技术上、战术上高度配合、高度协调、高度默契,才有可能提高整体战斗力,真正达到“6>6”。

上述特点决定了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是研究SMMs的适宜选择。国内外的研究业已表明,SMMs可使队员对团队任务形成正确一致的解释和预期,从而协调各自的行为适应彼此的需求,在时间紧迫、沟通不畅、需要密切配合的任务中尤其能起到减少事故和过程损耗、提高团队工作效率、维持或提高团队绩效的作用,并可解释不同团队绩效差异的原因。

作为团队研究领域中的前沿,SMMs的提出为理解和提高团队有效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目前针对真实运动团队的具体任务特点、团队水平的SMMs表征与测量及其影响和作用机制的追踪探讨尚匮乏。国内仅见王二平课题组,武欣和吴志明(2005,),杨勇、唐红明和李牧(2009)等对SMMs与团队过程和团队有效性做过较深入探讨。而中国球类项目的真正问题,主要不是身体协调问题,而是集体协调问题。

因此,选择从SMMs角度切人研究“三大球”振兴问题,不仅将直接有助于SMMs与团队有效性相关理论的建构与完善,对其他项目团队建设起到启示作用,而且有可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三大球”竞技成绩的提高。

3 SMMs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共享心智模型最早由Cannon-Bowers等(1990)提出,有时也被称为团队心智模式(型)(tearn mental model)(Klimoski&Mohammed,1994;Mohammed,Klimoski,&Rentsch,2000)。我们以其为关键词在基金委网站进行项目检索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目前仅提供过两项资助:一是2004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二平研究员承担的“团队作业结构与团队协作特征”(7047 1059);二是2008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白新文承担的“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绩效:基于权变视角的现场研究”(70802059)。

3.1关于SMMs的内涵

Cannon-Bowers,Salas和Converse(1993)认为,SMMs是指团队成员共同拥有或共享的关于团队任务、设备、成员关系和作业情境等的知识结构。这一定义得到国内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Mohammed等(2000)认为,共享心智模型的内容不仅包括共享的知识结构,还包括相似的态度或信念结构。徐寒易和马剑虹(2008)亦提出,共享应是多层次多内容的,包括具体的底层构架和上层的抽象构架,以及指向共享内容的态度和信念。他们还提出从同质一异质与独立一依赖性两个维度对共享的模式进行区分。我们倾向于支持Mohammed等(2000)的观念,因为“三大球”运动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转会制使得运动队的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且无论是赛季中,还是赛季结束都会有相应的人员更迭,甚至整建制的重构。因此,如果SMMs仅只包涵团队成员知识结构的共享,就有可能出现因人员大幅变更而导致SMMs降为零以及团队绩效大幅降低的局面,这显然与大多数球队的现实不相符合。

3.2关于SMMs的类型

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分类:一是Mathieu等(2000)提出的团队作业模型和团队互动模型。前者是团队成员关于团队作业的相关因素的一致性认识,包括对团队所使用技术和设备的理解及对团队作业流程、策略、作业情境等的一致认识。后者是关于团队成员间如何互动的一致性认识,包括对团队互动模式、团队成员间互依性的共同理解和有关队友知识、能力、爱好、习惯等的共识。Marks,Zaccaro和Mathieu(2000)发现这两类模型对团队有效性的影响不尽一致,但尚缺乏研究探讨两种模型形成和发展是否具有不同特点;二是金杨华、王重鸣和杨正宇(2006)提出的认同式SMMs和分布式SMMs。前者对Klimoski和Mohammed(1994)提出的过程信息和工作成分进行了细化,提出了目标共享、统一规范、策略共享、沟通模式和团队认同五个维度。后者主要是基于Lewis,Belliveau,Herndon和Keller(2007)的交互式记忆系统概念,并结合Hollenbeck,llgen,Tuttle和Sego(1995)的团队分布式专长理论,提出了分布专长、角色分布和进展协同三个维度;三是Webber,Chen,Payne,Marsh和Zaccaro(2000)根据不同类型团队和在不同情境中的作用和重要程度提出SMMs可分为陈述性(declarative)、程序性(procedural)和策略性(strategic)三种类型,并且目前常用的测量方法对策略性SMMs不能很好地测量。

我们赞同,SMMs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构念(白新文,王二平,2004;王璇,2007;徐寒易,马剑虹,2008,),并认为不同的团队类型、任务类型以及不同的团队发展阶段均会影响到SMMs表征的型式。但符合“三大球”竞技特点的SMMs表征型式究竟是什么?如何测量?还需要更多针对性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我们主要探索和验证以下命题:P1:团队共享心智模型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动态构念,其成分有待细化。

3.3关于SMMs的测量

学者们在测量SMMs时,通常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引导出团队成员的SMMs;其次是测量SMMs的一致、相似或者共享程度。常用的方法有概念映射法、相似性评定法(包括路径发现法和多维标度法)、卡片分类法和问卷法。这些方法的共同点实际上都是强调心智模型的重叠或相似,且基于个体水平。Webber等(2000)则指出现有的SMMs测量方法存在混淆不清、费时、操作繁琐等问题。他们借鉴关键事件法的一些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具体操作程序是:先通过主题专家建构关键行为策略列表,再计算团队成员评价关键行为策略在团队取得成功中的重要性之一致性及与专家评价的一致性,从而求取团队成员SMMs的相似性与准确性。尽管这种新测量方法在篮球项目取得了成功,但目前仍缺乏可适用于其他项目的充分证据。Langan-Fox等(2001)则提出了随机化测试方法。该法可在两个团队成员相似性数据基础上进一步算出团队水平的相似程度。

总的来看,关于SMMs的测量,难点主要在于:一如何测量团队水平的SMMs;目前较多研究侧重相似性特征,而较少考虑准确性特征(吕晓俊,2009a,),结合高水平运动队的现场研究和追踪研究尚十分缺乏,国内仅见周莹等(2006)和杨勇等(2009)分别对足球和篮球项目的共享心智测量展开研究,但囿于条件均未能以高水平运动队为研究对象。二如何追踪SMMs的演变过程。这是未来研究重点攻关的对象。三是运动项目特征对SMMs测量的影响。根据项群理论(田麦久,1998),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田麦久等将篮球、足球归类为“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将排球归类为“技能主导类隔网项群”。从“三大球”的竞技水平发展方向看,“三大球”均具有球速快、变化多,需要场上运动员灵活善变、密切协同的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各自的项目特征,刘卫东(2008)认为,21世纪世界篮球运动将带着创新意识,沿着“智博谋高、身高体壮、凶悍顽强、积极主动、快速机敏、全面准确”的方向发展,几种不同流派、风格及多样打法并存,而智、高、壮、快、准、悍、巧、变,积极主动拼搏、攻守全面兼顾、高度与速度结合、个体与群体统一、帅与星有机相辅是总趋势。现代足球的发展特点则是从历程上由“体力时代”(以英式足球为代表,比拼的是体能与力量),经“战术时代”(强调战术纪律性,讲究整体战术配合),进入“智力足球时代”(高速度、强对抗、多维立体攻防,强调整体、务实和战术应用得当)(李翔,2007;谭林,2011)。至于排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每球得分制的使用,自由人的出现,发球区的扩大,允许身体任何部位击球等等,导致了技、战术的革新,使排球比赛变得丰富多彩和充满竞争性(谢洪志,2009)。现代排球技术正向着发球高点、大力、快速方向发展。传球隐蔽快速,垫球多样、灵活,扣球高快,力大,拦网滞空、封线等技术是当前排球技术的主要特征(黄文添,1996);而现代排球战术发展的趋势则为“全面化”、“立体化”、“快速化”、“多变型”、“提倡‘前高位’防守战术,注重‘自由人’的合理使用以及“战术趋向‘合理、简练、实效’(高健,王江云,1999)。上述项目共性与殊性及研究基础,启示我们:未来研究可在此领域大有作为。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以下命题:

P2:“三大球”团队共享心智模型在时间、空间与结构参数表征上存在共性与殊性,其测量方法选择具有项目特性。

3.4关于SMMs的影响因素

Kraiger和Wenzel(1997)提出一个概念架构,用以区分影响SMMs的因素,具体包括环境、组织、团队和个体四个层次。Rentsch和Klimoski(2001)研究发现,团队构成对SMMs有重要影响。例如,团队成员同质性越高,SMMs水平越高;团队规模越大,SMMs水平越低;以招聘方式组建的团队,其SMMs水平高于上级指派人员组成的团队。Cannon和Edmondson(2001)发现,当团队运作失效时,领导者高效、清晰的示范和指导行为以及支持性态度会促使团队对失效形成一致理解。Marks等(2001)发现,‘领导者如果在团队执行作业前向成员澄清需注意的关键点,可提高SMMs的水平,而且指导的信息越丰富,SMMs的水平越高。研究还发现,团队培训和干预措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交叉培训(一种以见习队友的任务和职责为主要内容的团队培训策略)能提高团队SMMs的水平,在执行作业前进行了高效规划的团队,其SMMs的水平更高(stout,Cannon-Bowers,Salas,&Milanovich,1999)。此外,金杨华等(2006)发现:团队时间会削弱认同式SMMs对任务有效性的正向关系,但能加强分布式SMMs对任务有效性的正面影响。这说明随着团队发展,队员间分布、交互式记忆增长、沟通认同等因素的重要性减弱,而分布式作用会逐渐加强;团队规模增加会削弱分布式共享心智模型与合作有效性的关系,但能加强认同式共享心智模式与合作有效性的关系,这是因为团队规模越大,成员对目标、规范及沟通模式等的认同在团队合作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遗憾的是,目前,学者们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有关团队SMMs形成与发展过程内在一般性规律方面的认识,有关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工作咨询网络、情报网络与情感网络)对SMMs影响的研究?以及团队成员社会网络类型与结构的变化对SMMs、团队有效性和团队协作的影响研究也十分缺乏。就SMMs的理论完善而言,掌握SMMs在团队中的动态形成和发展规律,是完善SMMs理论与团队理论所必需的。虽然目前已有研究揭示出团队SMMs随时间、成员的相互了解、对作业的共识而发展(周莹等,2006;Levesque,Wilson,&Wholey,2002;白新文等,2006),但仍需更多关注。

3.5关于SMMs的作用机制

目前的研究业已表明,团队SMMs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团队有效性、团队适应能力、团队协作与团队决策(Mathieu et al.2000;白新文,王二平,2004;武欣等,2005;吕晓俊,2009a,2009b;施启胜,葛玉辉,陈悦明,2009)。研究还发现,SMMs型对团队绩效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成员彼此的信任,团队沟通效率的提高以及成员间合作的提升等团队过程,对团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例如,Mathieu等(2000)发现,任务模型和团队模型的相似性都和团队过程(包括合作与沟通)正向相关。Espinosa等(2002)对于软件开发团队的调查研究表明,SMMs的形成可以促进团队的合作,而合作又与任务完成时间呈负相关。王黎莹、陈劲(2010)则发现:任务式与协作式SMMs与团队创造力存在显著正相关;任务式SMMs在目标明确和任务规范与团队创造力之间是完全中介作用;协作式SMMs在成员多样性和工作依赖与团队创造力之间是完全中介作用:任务式与协作式SMMs在领导信任、组织保障、角色期待、成员互动与团队创造力之间是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SMMs的作用路径为:SMMs-团队过程一团队结果(包括团队绩效、团队成员的满意度、团队有效性感)。

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研究团队SMMs的作用机制时,必须考虑到团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因而,团队SMMs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的反馈、个体的学习与个体间的互动沟通将可能使上述作用路径成为一种闭环,而不是开环。由此,我们提出未来研究的整体概念模型框架(见图1)与系列研究命题。

P3:团队共享心智模型随团队形成而发展,随成员间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而分化。

P4:团队成员的工作咨询网络(指在工作专业中咨询他人或被他人咨询之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相似性与准确性,但受项目团队特征和成员经验的调节。

P5:团队成员的情报网络(指成员会向谁传递正式或非正式情报、或向谁求证情报)内容直接影响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准确性,但受项目团队特征和成员经验的调节。

P6:团队成员的情感网络(指成员与成员情感交流、联谊的程度)直接影响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相似性,但受项目团队特征和成员经验的调节。

P7: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对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影响是复杂的,具有一定的项目特异性,他们对团队效能的影响亦复如是。

4 网络和演化:研究SMMs的新视角

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一直是百年来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在特定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的,受特定社会网络结构的制约(林南,2005)。因此,以网络观念来探讨个体间的关系在以上学科已渐成一种趋势,并催生了社会网络分析与复杂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Granovetter,1973)。它着重分析社会联结层面的结构特性以及人际互动的模式,重点探讨网络或联结关系的内容与结构,包括网络结构的联结、距离、密度及中心性,以及关系网络所传递的资源特性等。社会网络分析为研究SMMs、团队协作和团队有效性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支撑。

从既往的社会网络研究结果看,研究显示,情感网络是对态度形成最有影响的因素,工作咨询网络在某些议题上有影响,而情报网络则较少被提及(Krackhardt&Brass,1994)。Shaw(1964)针对群体网络结构对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群体的集中性是负相关于群体绩效表现的。群体中心性高代表,群体内的人主要跟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做高度互动,跟其他人员的互动反而少,这样的结构反而会造成资源传递与交换的不顺畅。Sparrowe,Liden和Kraimer(2001)发现:在工作咨询网络中群体的密度越高,越不利于团体绩效表现;个体在组织中的中心性越高,越有利于绩效表现。工作咨询网络有助于组织中成员信息的分享与知识的交换。基于上述发现和对“三大球”训练、竞赛特征的思考,我们重点探索并检验如下假设:

H1:团队成员间,彼此相互咨询程度愈高,团队共享心智程度越高,并与团队效能有正相关。

H2:社会网络密度与团队共享心智程度和团队效能均有正相关。

H3:社会网络的群体中心性与团队共享心智程度和团队效能均有正相关。

H4:团队共享心智的准确性与团队效能有正相关,而相似性与团队效能关系复杂。

此外,由于团队成员间交互的动态性、非线性以及成员专长、技能、价值观、经验和行为模式的差异等特点,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还是一个复杂系统,且此系统中的个体具有自适应性(Adaptation),即个体能够依据环境进行自我反馈调节。研究业已表明,复杂自适应系统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因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持续演化,因而,可用复杂网络对其进行描述和刻画(王龙等,2007)。

从文献看,目前关于SMMs的研究主要以大学生、军人、足球或者虚拟团队为对象,研究多采取“抓拍式”的定性、静态与横断研究,缺乏立基于复杂网络思想的人类动力学方面之考量,且团队多为临时组建性质。因而,当下的研究能否准确描述团队中个体在真实运动训练、竞赛中的行为特性?能否据此建立定量化的人类行为理论?是值得推敲的。

再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基于复杂网络的人类动力学这个方向虽尚处襁褓之中,但从2006年至2008年仅在《自然》和《物理评论》上就发表了近20篇相关研究论文,因而可能是今后复杂性科学研究可能的焦点问题(汪秉宏等,2008)。针对球类集体项目的特点,采用基于多主体的建模仿真方法(multi-agent based modeling)(王其藩,1988;Weyns&Holvoet,2001;董明楷,张海俊,史忠植,2003),或能客观模拟并描述实际存在的团队成员关系变化、团队共享心智演化与团队效能波动现象。

5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采用网络与演化的观点来考察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SMMs演化的动态过程及其与团队训竞水平的关系,是一项大胆和新颖的横跨管理学、心理学、体育学、社会学和复杂科学等学科的尝试。基于此前结合“三大球”特征与相关文献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命题,整合Tuckman(1965)团队发展阶段模型(Tuckman,1965)、Kozlowski和Bell(2003)团队过程划分思想,并借鉴McGrath(1964)的“投入(input)—过程(process)—产出(output、)”架构(IPO)(McGrath,1964)与Hlgen,Hollenbeck,Johnson和Jundt(2005)的“Input(投入)—Mediator(中介)—Output(产出)—Input(投入)”IMOI架构之合理成分,我们翼望通过本项研究建构竞技性相互依赖任务(interdependent task)条件下团队竞技卓越模型(具体如图2所示)。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将有助于从跨学科角度揭示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运动水平提高的内在规律,从而为“三大球”的振兴提供有别于传统体育的新思路、新方法。在理论层面,研究首先将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的融合,尤其是促进社会学、心理学与复杂科学的最新研究范式与方法在运动训练与竞赛领域的应用;其次,将有助于探索并开发出一整套适于我国“三大球”团队SMMs研究的成熟工具、方法与路径,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石;第三,将有助于完善SMMs理论和团队理论,为其他项目团队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首先通过对主题专家的深度访谈、高水平运动队的团队进球(或得分)录像分析与多重个案研究,寻找“三大球”共享心智模型演化的共性与殊性,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素材与参数;进而通过多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团队成员关系变化对团队共享心智演化与团队效能波动的影响,从而建构“三大球”各自的共享心智动态仿真模型,为“三大球”训练、竞赛水平的提高提供实时针对性的建议,为其他项目的团队建设提供启示,以及丰富和完善共享心智模型测量理论与团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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