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推进我国境外投资

一、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现状与主要特点

（一）基本现状

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投资规模由2002年的27亿美元跃升至2011年的746.5亿美元，年均增长26.9%。受欧债危机拖累，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疲弱，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18%。在此背景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逆势上升，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增幅高达28.6%，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亮点。

（二）主要特点

从投资领域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是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六大领域，占投资存量的89%；从投资区域看，亚洲、拉丁美洲是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别占投资存量的71.4%和13%；从投资方式看，以绿地投资为主导，但并购投资近年来所占比重上升较快，2011年占流量的36.4%，并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大体划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跨境并购为主要方式，以利用境外能源矿产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能源资源类投资，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公司等在境外的能矿资源开发投资。二是以国有企业和民营大型企业为主导，以跨境并购为主要方式，以获取境外高端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等为主要目的的高端要素类投资，如中海油并购美国鹰福特页岩气、国际徐工集团并购德国施维英公司、吉利公司并购沃尔沃等。三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导，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方式，以中低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领域，以利用国外低成本要素为主要目的的成本型境外投资。四是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方式，以纺织家电等我国优势制造业、贸易金融等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为主要领域，以占有境外市场、绕过贸易壁垒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型境外投资。

二、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

（一）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吸引我国投资

首先，受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主要发达体经济复苏滞缓、流动性减弱、银行坏账增加，不少世界级知名企业出现资金流紧张甚至断链的局面，急需通过吸引外资注入流动性。这为我国企业开展高端要素投资提供了良好契机。

其次，危机后美欧等主要发达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成为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希望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尤其是绿地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均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不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而且也促进传统制造业回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此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出台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这为我国扩大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提供了机遇。

第四，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卷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外资是其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它们不但希望承接产业转移，而且吸引外资改善交通、电力、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也非常迫切，但发达国家在危机后对外投资能力有所下降，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不得不寻求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企业扩大成本型和市场型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二）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促使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进一步加快

首先，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成本逐步上升，环保等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境外寻找低成本生产地区的意愿日趋增强，未来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型投资将进一步增加。

其次，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继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后，光伏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业也多为我国遭遇贸易保护的产业，难以通过扩大出口消化产能。通过境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既可绕过出口限制，也可发挥我国产业优势，还可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研发资源、国际品牌和全球营销网络等高端要素对我国产业和贸易升级尤为重要。扩大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可有效利用其先进要素为我国服务。

第四，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促使企业通过境外投资绕过各国贸易壁垒，寻求国际市场，导致投资替代贸易的“市场型”境外投资增加。

第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国际化经营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国发展境外投资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总的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仍将以能源矿产和交通、通讯、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为主，与当地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技术成熟产业包括纺织、轻工、机械、电子等产业也会增加。我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将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绿地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并购投资的重点仍在高技术等高端要素领域。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估计，到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

三、当前我国境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上良好的投资机会多为发达经济体把持

发达国家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力大，产业、技术和金融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境外投资能力和长期的投资经验，因此，目前全球直接投资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国际上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多被发达国家所占据。我国境外投资起步较晚，是全球境外投资的“后发者”，目前我国可选择的多为回报偏低、风险较大、东道国投资环境较差的投资项目。危机后我国虽获得一些较好的投资机会，但在很多投资产业，我国企业竞争优势不明显。

（二）东道国政治等风险因素更趋复杂

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面临一些新的政治风险。一是受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重返亚太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与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的政治外交关系明显恶化，甚至与我国长期友好的缅甸、蒙古的关系也出现一些变数，这些地区是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双边关系恶化可能引发针对我国企业的抗议、罢工、抵制购买甚至等风险。二是中东地区能源类投资机会和风险均有所增加，最近美国因国内页岩气开发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降低，一些美资公司出现退出中东能源项目的迹象，这虽为我进入中东地区提供机会，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形势更为复杂，今后美国仍会继续插手中东事务，而且存在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台的可能性，我对该地区投资要充分考虑这一新增风险。三是随着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逐渐增大，对投资涉及的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乃至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对这些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我国企业若不重视或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风险。

（三）我国境外投资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存量不多，企业投资关联性小，缺乏相互配套和协作，未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产业链，在与发达国家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我国龙头制造企业境外投资时，国内配套企业未能及时跟进，导致龙头企业不得不在东道国在当地采购，不但采购品的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难以保证，而且也没有发挥龙头企业境外投资的带动作用。

（四）东道国对我投资仍设置诸多障碍

近期以来，虽然国外对我投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但我境外投资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障碍。如，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崛起一直存在防范心理，特别担心我国投资会威胁其国家安全，对我在敏感产业投资限制严格。近期美国在能源、电信等领域出现多起针对我国并购的安全审查等。又如，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其发展阶段的限制，投资环境大多不如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

（五）我国境外投资发展尚不成熟规范

我国境外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行为都尚不成熟规范，仍处于初始阶段。在企业经营方面，由过去成熟的国内投资经营转向境外投资经营是一项重大战略转变，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在国外投资运营的经验和人才，对东道国环境缺乏深入了解，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一定盲目投资现象，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效果并不理想。在政府管理方面，我国境外投资管理起步较晚，目前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策法规，但在管理方式、投资促进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对境外投资形成了制约。

四、积极推动我国境外投资结构调整和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对我投资重视程度增加与我国境外投资意愿上升相互叠加，我国境外投资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但也要看到，未来一旦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困境、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的一些有利外部因素可能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现阶段，我们应高度重视境外投资面临的重要机遇期，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积极谋划，抓紧调整和优化我国境外投资发展布局，在保持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调整和优化境外投资结构，着力培育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逐步形成一个动态多元、安全高效的境外投资新格局，力争使我国境外投资再上新台阶。

一是重点推动以获取高端要素为主要目的、以并购为主要形式、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境外投资。这类投资是我国利用外部资源的高级形式，对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意义重大，而且这类投资机会与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走势密切相关，有可能稍纵即逝，须紧紧抓住。当前深陷危机泥沼的欧洲国家，应是我国高端要素类投资优先关注的重点区域。

二是大力推动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绿地投资为主要形式、面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境外投资。这类投资有利于我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土地要素，是我国中长期境外投资的主要方式，除制造业外，农业领域也存在不少投资机会。当前，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能力下降、发展中国家引资需求增加的背景，为我国发展这类投资提供了良好机会，我国不但可以借机“挤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竞争对手，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占有率，而且还可以在东道国建立经营优势，培育跨国经营能力。

三是积极稳妥推动以获取能源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境外投资。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美国页岩气革命、能源资源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能源资源投资领域也涌现很多新机会，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条件比较优惠，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并购方式转让现有投资项目等。但也要看到，能源资源类投资时间长，投资金额巨大，政治和商业风险较高，尤其经常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还将上升，继续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符合我国未来战略利益诉求。在境外投资机会增多的情况下，我国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的项目，如优先选择对海合会国家、拉美非洲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并购项目；对于中东等政局不稳的地区和国家，应慎重考虑，尤其应观察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布局走向，不要轻易接手其撤出的项目。

四是分类推动市场型投资。市场型投资可细分为不少具体类别，情况差别很大，需要分类推动。例如，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类投资既有很大需求，我国也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同时能带动设备出口，在发达国家投资减少情况下，我国应争取更多的此类项目。又如，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必要支撑，有助于打造完整的境外投资体系，也应把握当前机遇扩大投资。相比之下，对因贸易摩擦加剧而希望以投资替代贸易方式进入境外市场的投资，应谨慎考虑，一旦未来贸易摩擦减少，这类投资有可能面临损失。

五、主要政策建议

（一）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沟通协调

抓住当前很多国家重视甚至急于获得我国投资的难得机遇，我国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等应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重要社团等联系，在重点投资地区建立对话平台和机制，力促东道国减少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促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实现我国和东道国共赢。当前，与发达经济体加强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策沟通的重点是签署或修改有关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同时加强与东道国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营造有利我国境外投资的舆论环境。

（二）改善我国境外投资管理

进一步发挥“走出去”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统筹研究制订新形势下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规划和政策，加强在重大问题和政策立场上的协调。适时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减少政府核准范围和环节，探索研究将发展改革和商务部门境外投资核准权合并的可能性，适当下放核准权限，更好地促进企业境外投资。

（三）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在世界经济尚未摆脱危机阴影的大背景下，境外非实体经济投机的机会比较有限，放松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不易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风险，可考虑进一步放开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同时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积极投保，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面临的新风险，及时风险预警，及早制定应对措施。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处理与东道国当地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境外投资信息水平，建立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投资信息。

（四）加强对境外投资行为的引导和规范

加强境外投资企业形象建设，鼓励有实力的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举办公益、慈善、宣传等活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要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东道国能够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风俗，真正做到守法经营、谋求长远发展；同时，对不承担社会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要予以严格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