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村计划”的时代意义

但文红简介：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长期从事文化地理学、农村地理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自然基金、贵州省自然基金等研究项目20余项。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社区伙伴、世界山区联盟等国际组织的项目专家或咨询顾问。（作者供图）

贵州省文物局启动的“百村计划”，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与“美丽中国·多彩贵州”建设紧密结合，从“五位一体”的高度，推动传统乡村生态文明迈向现代乡村生态文明，实现传统村落的“跨越”发展。它的意义在于：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智慧，构建“和谐贵州”。贵州传统村落文化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规范村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文化制度，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尊从自然的文化精神。黔东南苗族每年在插秧之际举行“开秧门”：清早到育秧田烧香化纸、祈祷、献供品、酹酒祭拜土地，再采三兜或五兜秧苗，用单数的茅草将秧苗捆扎好，秧根轻轻地沾上从家里带来的油和盐，插在稻田的中央，之后围绕这几蔸秧苗开始插秧。这种仪式是将土地“亲人”化，表达人对土地（自然）的深厚情感，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的行为方式，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村落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至上、掠夺自然等等相比，怀有感恩（敬畏）自然的村落文化精神，在村落自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可能关注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和谐贵州”模式。

提升乡村传统经济价值，实现小康“贵州梦”。自明代建省600年来，“人无三分银”就成为贵州的代名词，累积性的“贫困”成为贵州挥之不去的“梦魇”。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贵州在传统农业发展中获得的物质积累较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叠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农村贫困普遍发生。“百村计划”的实施，赋予乡村新的功能，农业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等等保护模式的实施，使农产品、村落建筑、梯田景观、传统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等都可能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品质认证、价格制定、城乡互动、政府扶持，村落传统自给型经济将转变为现代生态（绿色）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贵州梦”。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之际，“百村计划”警醒我们，村落传统生态智慧必须与新的生态技术结合，在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发展新的绿色生态技术体系，实现绿色生态发展。乡村的文化智慧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应尽量避免外来者主导的村落文化资源“开发”，转由村落集体共同决定文化变迁，赋予村落文化新的功能，寻找新的生计模式，让文化、经济和生态共同铸造未来“美丽中国·多彩贵州”生态文明新时代。（责任编辑/喻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