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村寨文化保护模式的新探索

李松简介：文化部民间民族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工程”、国家社会公益研究专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拯救项目”等项目负责人，历届央视青歌赛原生态组评委。（本刊记者 张 丽/摄）

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缘于地理学的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将其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表现出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从理念到实践的综合性、整体性取向是十分明确的。在贵州，自1997年就开始了国内第一批四个“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质上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2005年开馆的“黎平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随后开始实施的文化部创新工程中“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以及2012年启动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社区发展”等一批文化保护项目，实质上都是对村落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一以贯之的探索与实践。

此间，在“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产生的《贵阳建议》中提出“村落文化景观要注重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时的整体保护；倡导尊重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变特性，延续村落的文化脉络，维护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倡导政府在政策导向、法律体系构建、技术保障与资金筹措、资源整合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引导。强调村民是村落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的重要力量，重视村落发展诉求，维护村落文化景观发展途径的多样性。”这些内容较为全面的概括了这种探索和实践的主要原则和目标。不难看出，其中整体性是一个前提性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一批文化保护项目以村落为单位展开，这是因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村落基本上可以相对完整地包含社区所有成员的生活文化事项和与之相关的内在文化联系。因此，将村落文化保护的整体性思考落实在村落，同时将保护与发展作为工作目标，可以说在理念、方法和实践三个层面对于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村落文化保护的核心价值是乡村文化传统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文化保护，尤其是村落文化保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宏观上来源于文化的多样性原则，作为对人类创造性源泉保护和未来发展秩序（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社会实践，从宏观上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是作为全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予以保护的。在这一整体性维度下，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保护，对于社区及其成员以及其所属区域和国家来说，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保护的义务性担待，就此，能完成或努力完成这一社会公益性责任的群体，从社会公平角度得到补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期待一种“供养式”的保护方式，就像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对大熊猫的保护方式，个案性的“供养性”保护虽具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不可能期待底特律（充分享受工业文明的地区）为亚马逊雨林的保护买单。更为重要的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同，文化价值的实现和遗产地民众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被视为“目光短浅”的发展）都要求我们不能以限制发展为前提，使保护陷入一种与基本人权对立的状态。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平衡文化保护与未来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村落具体落实这种关系的平衡，对全社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因此，同样出于整体性原则，村落文化保护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将保护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同时，文化变迁是一个常态，这决定了文化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保护区别于文物和自然遗产保护，由于其生活文化属性与社区成员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系，使其具有动态性特质。因此，发展性保护决定着社区文化保护很多内容，即便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静结合、利用性保护或保护性利用的基本原则同样合情合理。

保护与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具体落实到村落的工作框架设计时，受行政分工及专业划分限制所导致的整体性能力受限，文化保护工作碎片化、表面化的现象严重。贵州文化部门积极探索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化与村落所有事项的关联与支撑作用，探索文化保护与村落社会发展和谐，这既是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也是其具有创新和全局性示范意义之所在。（责任编辑/姚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