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

【摘要】文章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取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专门化的主张,认为土司文化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领域,民族史研究虽然摆脱了中原王朝史框架,但不能回避国家政治的历史,运用历史的政治人类学方法,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实现与土司学的对接和转换。

【关键词】土司文化;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土司学

【作者】成臻铭,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20-009

Tusi Culture: National History can not ignore the field

Cheng Zhenming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entation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was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dea of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history that culture is the Tusi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not ignore the areas, natio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ing emerg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framework, but can not avoi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history, us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 national history can be achieved in many fields and the Tusi science to learn docking and conversion.

Key words: Tusi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usi science

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我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逐步实现了向土司学的转变。然而转变过程中,土司学与民族史学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平台,民族史研究基本忽略了土司文化研究领域,因而缺乏应有的引导与扶植。本文针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既承认自身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又故意回避国家政治史的研究倾向,对我国民族史学一百一十年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发现中国民族史研究虽然走出了封建王朝史的阴影,但并没有割断与国家政治史的必然联系,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与土司学实现对接与转换。

一、中国民族史研究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

中国民族史在现代“民族”概念提出后一百一十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步摆脱了王朝政治史的束缚,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脱离国家政治史的框架,另外开辟一块净土。中国民族史之根在“身/家/国/天下”粘连结构中,依然是中国政治史。

(一) 中原王朝史:早期民族史学科及其体系建构

早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由于严格遵守中国传统历史学原则,按照正史、别史、史料杂著等顺序使用史料,因而其学科体系其实就是一部以华夏族或汉族形成与演进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史。当然,说到早期民族史学科体系建构,不能不提及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以及三十年代的几部《中国民族史》的作者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人的贡献。

史学大师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开创者。为了进一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和自觉意识,他于边疆新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即展开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他在民族史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出“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史分期标准。1899年,梁启超撰写《东籍月旦》一文介绍日本史著时,首次使用“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1]1901年,他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他说:“泰东之主动全在中国,故泰东史中中国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杨民族之地位。……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在文中,他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阶段。他认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2]1902年,他在《新民》杂志发表《新史学》一文,进一步阐发历史研究以民族史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1903年,他在《新民》杂志第32号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认为伯伦知理以前的学者经常把民族与国家相混,他一改以前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时既专指汉族又专指中国所有民族的做法,提出民族产生于迁徙之中、识别民族的要素是语言、风俗与宗教的科学观点。[4]之后他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一文中说:“北国之先,其所自出,可不得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5]二是,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而研究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杂志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6]因此,他将中国民族分为九个派系,以华族为首,还有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八个派系,认为“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7]1923年4月,他在《史地丛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8],提出中国古代民族族属源流、语言系属、分布变化、民族关系等新见解,还将中国民族派系重新分为八组,即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各组之下包含民族。可见,梁启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民族概念、民族及族系分类、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等提出和研究方面。不过在讨论中,他常指“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为汉族,以中原王朝史框架为民族史的分期,讨论汉民族的源流及其与国内其他民族关系的发展。可见,他未能从中原王朝政治中走出来。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出版三部集大成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这就是1934 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订正增补本,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三部巨著在构建中国多民族政治实体理论方面各具特色:1.王桐龄认为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演变为血缘混合的群体。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种族内部的汉族“善于蜕变”、“尚中庸”、“无种族界限”和对外族“无歧视之见”。因“血统接近”且“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而易于融合。[9]正因为此,汉族的形成与“蜕变”就成了该书的分期标准。全书分“序论”、“本论”两部分。“序论”主要探讨定义以及中国史上之种族、地理、年代,“本论”将中国史分为八期。此即八个时期:一是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二是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三是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四是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五是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六是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七是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八是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全书就是以汉族发展史为中心,观察汉族与边疆各民族的交流以及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服色、语言文字、道德伦理等“同化”方式。[10]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为总论,其余按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诸族的顺序列为十二章。该书逐一考订十二个民族的源流、文化习俗、同化特点等内容,并据此对除白种诸族之外的十一族划分派别。其中,“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为北派;羌、藏、苗、越、濮为南派;……而汉族居其中。”[11]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民族分类方面,作者认为民族史宜采取历史分类与现实分类相结合的办法,“盖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不致互相柄凿。”[12]民族史分期方面,林氏认为“中国诸民族的主干实为华夏系。其他诸系则渐次与华夏系混合而销灭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于华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系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13]正是基于上述分类、分期标准,全书分为十八章。第一、二章先后讨论“中国民族之分类”和“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其余十六章则对应列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氏羌系、藏系、苗系、罗罗缅甸系、焚掸系、白种、黑种等十六个“系”,分别叙述其各自的源流、民族关系、历史沿革、支系变迁、当展等。除各自特色之外,上述三书共同之处就是以“汉族/中原王朝”历史为中心讨论民族演化和融合问题。

(二)民族区域政治史:新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使民族史研究视野迅速扩大,因而,政府和学者更多关注民族识别、族源和族别史研究。该时期最重要成果,就是从1955年起蕴酿出版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历经30年的努力,55个少数民族各自拥有一套本民族的族源、族别史著作,逐步形成区别于“汉族/王朝中心论”的民族史理论。

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民族史研究进入崭新阶段。出版的论著,主要分布于“民族/民族区域/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民族史研究领域。一是民族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通史、族别史、中华民族、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民族通史研究方面,据王钟翰研究,突出的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和王仲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14]族别史研究方面,五大自治区的蒙古族、壮族、藏族()、回族通史研究表现突出。[15]中华民族研究方面,提出了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凝聚力理论,产生了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版)、陈育宁等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卢勋等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重要成果,指明了族别史的研究方向。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研究方面,关注民族本身及伟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方面,出版康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重要著作。二是民族区域研究,涉及到民族地方史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史两个方面。民族地方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尤其是国家秩序欠稳定的民族区域史研究尤受国内外学者关注,重要成果有周伟洲等人的《英国、俄国与中国》(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史研究,涉足者不多,专著仅有张尔驹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两书。三是少数民族政权研究,主要集中于宋元明清时期,注重与宋朝并立的辽、金、西夏政权的研究,关注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国家关系以及自身内部关系。四是民族关系研究,兼顾到了总体研究与分朝代、地区、民族的局部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力图贯彻两个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民族平等的原则,“重点研究和讨论了关于民族形成、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平等与压迫、民族间和好与战争、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民族同化与融合以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等问题”,[16]因而为新时期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构建了基本框架。还有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对满清从兴起到清中叶由民族关系向王朝关系、国家关系的转变进行了系统探讨,展示了一个地方民族(族群)通过哪些方式在一定阶段成为中华民族代表的历史。五是民族政策研究,突出表现在政策通史以及宗教政策、民族地方治理政策方面。出版较早的著作有徐杰舜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田继周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通史性著作。田书主要从历朝君王民族观与民族政策的相关性角度,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可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史研究实际上还是以民族政治文化为主旋律。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族史学科更多地从“民族/民族区域/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角度反思以前的研究,期望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有新突破,而且还修订补充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民族研究方面:郝时远发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一文,对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再思考;国家组织大批资金重新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从书”;有关南方农业民族、北方游牧民族、民族甄别标准、族源、族别、民族英雄、民族上层、民族贡献、民族凝集力等差异性与同一性方面的讨论,仍在继续。民族区域研究方面:针对资源与环境、权力与秩序的有关民族边界、原住民与客民、民族迁徙、边界冲突、民族区域经济文化开发等历史,研究成果极为少见。民族政权研究方面:仍关注与中央政权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研究,对中央政权下面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和自治区域如土司政府对土司区的治理等的研究,未受到民族史学科和国家专门科研机构的重视。出版的著作有李锡厚、白滨的《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民族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民族内部凝聚力和民族之间和亲、竞争、战争等关系的反思。民族政策研究方面:出版了余梓东的《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金炳镐的《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主要重视民族外部政策研究,研究边疆民族地方政权内部政策者较少。

总之,新中国60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摆脱了封建王朝史框架,并因民族识别而从汉族史研究中走了出来,但它没有能够从国家政治文化史中分离出来。

二、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回避国家政治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国家与社会总体上处于稳态,“身/家/国/天下”有机粘连一起。在这样一个粘连结构中,“家”包括了从家庭、房族、宗族、家族到族系、族群、民族的全部内涵,其中的群体经历了生计、婚姻、血缘、文化、政治五个发展层次,民族仅为“家”发展最成熟的政治群体,直接与“国”发生粘连。正因为此,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在各级政府牵引下直接介入国家政治,中国民族史研究也无法回避国家政治。

(一)土司历史文化研究的历程

土司历史文化研究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8年到1959年。这一阶段,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一直重视残留土司问题的调查研究。上个世纪初,云生、安建二人研究云贵两省的土司现状。中华民国统一全国之后组织对土司问题的专门调查,旨在制定解决土司问题的对策。当时的学者葛赤峰和余贻泽在研究解决土司问题的政治对策时,首次提出“土司制度”概念。自此,“土司制度”概念作为特定名词一直使用至今。这期间有二部重要著作和一个系列论文:一部是余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版)一书,此书为土司制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部是江应梁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提出了明代云南土司制度的一些理论或概念。此外,凌纯声的系列论文《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上)》(《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期)、《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初步提出土司识别的标准。第二阶段是1960年到1979年。该时期,虽然传统土司在我国消失二十年,但土司或土司制度研究成果却成为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第三阶段是1980年到1998年。此时,我国大陆出现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热”。各民族学者从土司治理层面反思和评价本民族的土司制度,总结治理土司和土司治理的经验教训。这也使土司物质遗产作为现实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这时出版三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更系统地提出土司制度的理论;二部是龚荫著《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从总体上提出了土司制度的理论及一些具体的方面的理论或概念;三部是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创新了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理论与方法。这三部专著和前述两部著作,体现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理论的发展水平。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土司文化遗产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政府保护、开发之列。政府的这种取向使该时期的土司文化研究,开始由制度研究向物质形态研究转向。正因为此,“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旅游”、“土司政治文化”等概念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表达。[17]

可见,土司历史文化四个阶段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切合了国家政权建设需要,每一次新进展均在政府拉动之下实现,逐步形成历史与现实关连性研究的一面。这种趋向最终使土司历史文化研究演变成一门专门学科,从而实现了从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到土司学的转变。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缺失

我国民族史学科的最大缺失,就是不顾目前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存在,放弃“经世致用”传统,对土司学研究不能给予正常的引导与扶持。主要有四个倾向:

一是对土司区的演变以及当时人的考察视而不见。

土司区及其演变必然涉及土官与土司。土官产生于商朝,最初作为“土人头目”以流官政府胥吏的身份出现,大量出现于两汉时期,北宋中后期逐步转变为土司自署职官,消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而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土司现象及土司问题发端于两宋之交,形成于元朝,完善于明朝,衰落于清朝,苟延残喘于民国时期,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前后历时八百年。

自从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设置土司,就开始出现土司领地“土司区”。其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唐宋时期原土官区基础之上设立,二是从明朝初年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划地赏赐功臣。土司区较为广泛地分布于我国西南、中南、华南、西北、北方、东北二十余个省份。明末清初,中央朝廷借用家庭分产之法实行分袭制度或荫袭制度,对大土司实行析地管理,允许土舍、土目在原土司区建立衙署行使行政管理之权,致使土司区在局部地区由大变小、由少变多。清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我国青藏高原东缘与云贵高原西缘一线仍保留着为数众多的土司区,形成一条狭长的“东北―西南弧线形”的土司文化残留带。这条土司带集中分布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经的横断山区的峡谷地带,包括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等六省区二十四个地州市的近一百五十个县。除该土司带外,蒙古地区、湘西苗区在晚清民国时期仍残存一些土司区,略呈带状分布。土司区以及土司带的长期存在,给这里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根深蒂固的影响。

从明朝开始,一些旅行者和考察者开始进入土司区展开旅行考察活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等人进入土司区进行考察,并对其内部情况进行粗略描述。清朝康熙时期,文人顾采、陈鼎先后暂居云贵高原东缘的容美土司区及西缘的普安土司区,与土司及其家族过从甚密,从而留下《容美纪游》、《滇黔土司婚礼记》等珍贵的现场记录。进入民国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视残留土司问题的调查,政府部分幕僚参与此项活动。1919年,周希武在处理川甘土司地界纠纷之后出版《玉树调查记》一书。[18]1929年12月,民国政府内政部制定《现有土司调查表》及《现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咨请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康、湖南、四川、新疆各省政府,“饬令民政厅详加调查,凡与县治相当地方,现未改设县治尚有此类特殊行政组织者,应即依式填表报部,以资稽考”。[19]内政部的姿态剌激了学者的研究。江应梁还谋得副县长之位,利用职务之便专门调查傣族土司区的民族问题。到1959年,土司问题引起了新中国电影界的兴趣,制成反映藏族土司区和民主改革的电影《雪震》、《猛河的黎明》等。

二是对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等政治形式视而不见。

新中国与民国的明显不同,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在承认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同时,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另外识别出51个少数民族。如此,形成了目前公认的56个地方民族,持续建立省级、地级、县级、乡级民族自治区域。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46年1月到1983年12月,共建立了3个盟和30个自治州;从1947年5月到1965年9月,共建立了5个自治区;从1950年7月到2007年,共建立117个自治县和3个自治旗;从1955年到2004年共建立1126个自治乡和1个民族苏木。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1980年,国家进一步推行村民自治。截止到2006年,笔者估计实行村民自治的行政村约为56―90万个[20]。如果说在传统与现代化较量过程中传统文化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不断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化,另一方面不断向村社方向下沉的话,那么,民族史的研究任务就会变得更为沉重。它不仅要继续研究民族和民族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研究民族区域、民族政权和民族政策;不仅要研究民族区域,而且还要研究其内部的社区。这些研究还要更多地与民族政治关连在一起。这就是说,群在时空之间,经历了生计群体、婚姻群体、血缘群体到文化群体、政治群体的演进,新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要像早期民族史研究一样关注时间中的群或群体,而且还要关注空间中的群或者群体。

三是对地方政府热心土司文化研讨活动视而不见。

“改革开放”后,土司文化研究引起民族自治区域各级政府的兴趣。从1980年到1998年举办了四次会议,这就是1984年11月底和1990年10中上旬广西自治区田阳县承办的两次“瓦氏夫人学术讨论会”,1988年8月下旬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承办的“土司制度学术讨论会”,1996年4月中旬贵州省大方县承办的“纪念奢香夫人逝世600周年活动暨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除忻城会议研讨土司制度外,其他均研究“土司夫人”的历史功绩。[21]2002年8月到2009年4月,全国各地召开九次土司文化研讨会。这九次研讨会是:2002年贵州遵义的“平播之役400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广西忻城县的“首届土司文化旅游节”、云南芒市的“云南省傣族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云南丽江的“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甘肃永登县的“艺术风格与区域历史:妙因寺、感恩寺与明代西北土司家族史学术研讨会”;2008年广西忻城县召开第二届三节一会之“土司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甘肃永登县的“鲁土司属寺汉藏佛教艺术学术研讨会”、广西西林县的“首届句町国与壮族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广西忻城县的第三届土司文化旅游节之“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这就开辟了一条“文化开路,旅游搭台,经济唱戏”大道,从而也使各地土司菜、土司茶与土司酒等新的土司文化产业勃然兴起。一些不便举办土司研讨会的地区,干脆新建土司城和土司大道,请国家领导人题字和检查指导工作,公开打出土司文化旅游旗号。据最近消息,2010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与广西来宾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

四是对土司学研究漠然视之。

与各级政府热心办会的态度相反,我国历史学界、民族史学界和政治史学界对土司历史文化研究缺乏应有的热情,进入大学及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明显偏少,以土司学命名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不能入选。一些学者介入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一段时间之后,又转入其初始学科的研究,他们不能长期坚守土司学研究阵地。

尽管1908年以来,我国土司政治文化研究成果逐年增多,但截止到2001年,九十四年时间内共论著才300篇部,其中出版专著仅44部。从2002年到2006年,研究势头稍有好转,五年时间内200余篇,专著出版共9部。这些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参差不齐。据笔者对所统计的1908年到2002年300篇部土司学成果分析:土司研究共22篇部,其中有土司建置沿革研究17篇部,土司人物研究5篇;土司区研究共18篇部,主要集中于经济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有经济结构研究5篇,经济性质研究7篇,文化研究4篇,教育研究1篇,宗教研究1篇;土司政府研究共19篇部,其中有社会行政宗法组织研究12篇部,土司机构衙门研究7篇;土司关系研究共19篇部,其中有土司管区民族关系研究8篇,朝贡研究2篇,军事活动研究3篇,势力扩张研究6篇;土司制度研究共117篇部,其中有朝廷政策研究9篇部,改土归流研究39篇部,土司制度研究47篇部(尤以专著偏多),土司官制研究16篇,土地制度研究4篇,兵制研究2篇;土司学研究共25篇部,其中有土司文献资料研究24篇部,土司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研究1篇。笔者认为,前后持续八百年的土司区,面积一度占据我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由于民族史学科漠视导致的研究态势,无论对我国民族史、政治史研究还是对中国整体史研究,明显无益。

总之,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的民族史学科并没有远离国家政治史,完全不必要因回避政治史而导致学科中的缺失。

三、实现土司学与民族史学诸多领域的对接与转换

尽管土司学与民族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民族史学的“民族/民族区域/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研究领域仍可以与土司学的“土司/土司区/土司政府/土司关系/土司制度”研究,在研究领域实现对接与转换。在这种对接与转换过程中,历史的政治人类学就成了相对便利的研究工具。

(一)土司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对接与转换

无论是土司还是民族,均属于群体或群,其既具有区分性又具有关连性。

土司包容于民族之内,属于民族之中的上层人物甚至是英雄人物,他作为朝廷命官,更多的与王朝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因而与民族之中的中下层族众存在差异。我国56个民族之中,有的民族有土司,而有的民族无土司。有土司的民族,一个民族有几个、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土司,他们秉承王朝国家的旨意共同治理该民族的族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具有共同的认同。由于土司是朝廷命官,因而有些土官就转变为土司自署职官,土司家族被称为“官家”、“官族”、“官房”,各土司系统具有官本位或政治本位意识。他们特别讲究礼数和等级,允许同等级和相邻等级的人员流动。土司区长达八百年的小农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逐渐酿成的伦理型政治文化,内含强烈的念旧与守土情结,是为土司文化的灵魂与精髓,堪称民族文化经典,具有强大的内聚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意义上看,民族文化在其发展中,具有多元性、多向性和多样性,因经过生计、婚姻、血缘、文化、政治等多重力量的模塑,其多向性转化为同向性,形成费孝通所言的“多元一体”局面。在“身/家/国/天下”粘连结构中,群体从迁徙走向定居,并从村社走向全国,先后经历了从生计群体、婚姻群体到血缘群体、文化群体、政治群体的演变。在演变过程中,位于村社层次的“血缘群体”家庭、房族、宗族、家族被简称为“社群”,位于区域层次的“文化群体”族系、族群被统称为“族群”,位于全国层次的“政治群体”民族被统称为“民族”或“中华民族”,他们共同在内外区分的差序结构中认同并维系着“一体”。 地方民族(族群)一旦走向全国,就成为某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的代表。任何统一中国的民族,不仅具有乡土性、家族性,而且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就是政治性,其随着时代的变化,会发生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换。正因为此,以朝廷命官身份出现的土司群体,是一个民族的政治象征,他们也可以从村社走向区域,并从区域走向全国。各地土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他们就是在传统文化的下沉与边缘化过程中,不断地追逐现代化,从而使自已从下位走向上位、从边缘走向中心。正因为土司在某种层次上是血缘群体、文化群体和政治群体的龙头,所以土司研究者可以顺利进入其他群体的研究,并取得成就。如江应梁最初研究土司,后来又进行民族研究,先后出版《明代云南的土官与土司》、《傣族史》、《中国民族史》等名著。这样实现转换的专家学者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二)土司区研究与民族区域研究的对接与转换

民族区域与土司区的区分主要就是面积大小的区分。对于有土司的民族来说,一个民族内包含着众多的土司区。这个土司区在土司没有出现之前称为土官区,其在先秦时期分布于“五服”中的要服、荒服之地,两汉分布于“边郡”和“属国”,唐五代和宋时期称为羁縻府州县峒。土司出现后称为土司区,清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连接为土司带。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土司区、土司带完全消失。随着55个少数民族被识别出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了252个乡级及其以上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改革开放”后又将自治推进到了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这就形成了较以往土司区更为广阔的民族自治区域和村民自治单位。土司区乃至土司带内所能解决的政治文化现象,对于当今民族自治区域的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区是民族自治区域研究的重要实体。多元多样的伦理型政治文化,是土司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土司区与民族自治区域、村民自治的关连表现在行政区上面,更多地是村级、乡级、区级、县级、地级、省级层次上的沟通。它们均由中央或者省级政府批准设立,在社区至区域的同级行政区之间,具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同一性。清廷在大的土司区还分设小的土司区,并在土司政府安插流官进行管理,在村寨一级的管理区域则由土司自署职官进行管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好全国252个民族自治区域和几十万个村民自治实体,土司区的研究成果或许具有参考价值。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无人从事此项研究工作。江应梁最早提出了土司区的概念,但没有继续把这项研究工作做下去,也没有实行工作的转换。

(三)土司政府研究与民族政权研究的对接与转换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区域建立“初郡”(又称边郡),接受边疆民族政权内附的同时建立“属国”,形成了与内地郡国并存相对应的边郡属国并存的局面。之后,边疆民族政权时而有之,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和战关系。宋元以来,开始建立管理各族系、家族的土司政府。这些土司政府必然报经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备案认可,与以前的少数民族国家、土官、流亡政权具有一定差异。土司政府修造的衙署是举土司社会之力建成的,最后也要上级政府认可。

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民族政权是土司政府的重要来源,最后是“改土归流”,实行土司政府被流官政府所替代。在“身/家/国/天下”的粘连结构里,有古代“天下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说。在“天下国家”时代,强调民族就是强调民族政权、民族政府。在“民族国家”时代,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国家是民族的延伸。

(四)土司关系研究与民族关系研究的对接与转换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土司政治文化互动关系包括“朝廷/土司”、“土司/土司”和“土司/家族村社”三个层面。这里的“土司”是一个泛称,如前所言,有省级、地级、县级、乡级、村级不等。土司关系,上至朝廷下及家族村社,还有土司群体内部的纵向和横向互动,更多地反映了民族内部关系以及该民族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样,在“身/家/国/天下”粘连结构之中,民族互动关系就包括了地方族系族群与中央的关系、族系族群相互之间的关系、族系族群与内部的家族、宗族、房族乃至家庭的关系。这些关系,源自于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认同,既有良性的又有恶性的。

不管是民族关系还是土司关系,均可以中央政府、地方政权、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家族村社等层面上发生纵向的或者横向的关连。

(五)土司制度研究与民族政策研究的对接与转换

政策和制度是关系的外在反映,或者说是其物化形态。龚荫认为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各种政策,是通过管辖方式和贡赋体现出来的。[22]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是入木三分的。那些政策中,政治管理方式是其主流。夏商时期的五服制,秦汉时期的道、边郡与属国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俚郡俚县制度,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土官制度),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简要地反映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变化。其中,土司制度只是政治管理方式之一。这些制度和政策,在“朝廷/土司”和“土司/家族村社”层面属于国家“法令”,在“土司/土司”层面则属于社会“契约”。

在“身/家/国/天下”粘连结构中,民族政策是国家管理群或群体的政策,土司制度是中央管理地方的制度。由于土司是群或群体之中的上层,所以,无论是民族政策还是土司制度,均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巨大影响。放在文化整体的逻辑分层中,制度就是与心态、行为、物态相关连制度。正是由于土司制度和民族政策研究可以在“家与国”之间任意转换,因而,许多土司制度研究者后来就转向民族政策、南方民族史研究或其它制度史研究。如吴永章、胡绍华等,先后出版土司制度和南方民族史著作;龚荫,先后出版《中国土司制度》、《中国民族政策史》两部鸿篇巨制;李世愉先研究清代土司制度,后研究清代科举制度。

(六)以历史的政治人类学实现土司学与民族史学的对接与转换

民族史学是研究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记载和阐述的学科,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学科。[23]而土司学,则是一门研究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含土司政治文化)和土司现象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是一门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整合之下的专门学。

由于土司属于民族上层,因而,土司学属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中的专门学,与民族史学在民族研究方面具有同一性。它是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以历史的政治人类学手段研究处于下沉到村庄和边缘化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政治文化为旨趣。

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史学科不仅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而且没有远离国家政治史。正因为此,民族史学科可以在民族、民族区域、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方面与土司学形成研究内容的对接甚至是转换,并将研究推进到村社一级的历史田野,进而延续“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推动我国民族史的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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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梁启超在清华等大学发表的我国首部《中国民族史》演讲稿,长2万余字.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8)[M],饮冰室专集之四十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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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如果以2006年的乡镇统计数作一估计,则行政村的数量应大于37334个乡镇的数目,以每个乡镇有14―24个行政村核算,估计有560010―896016个行政村.

[21]会议组. 关于土司制度问题的讨论[J]. 贵州文史丛刊,1986,(4);关于土司制度的讨论[J]. 中国少数民族(人大复印资料),1987,(3).

[22]龚荫. 中国民族政策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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