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野蛮生长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色”与“戒”的角力史，冯仑试图用亲历者的视角来再现和反思这一过程

在几天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冯仑。由于他非常巧合地选择在我身边坐下，我得以近距离打量这位著名的地产商人：一副黑框四方眼镜非常醒目，这种颇为流行的眼镜款式似乎是那种自认为有个性的知识青年的标志，头发有些稀疏，但剩下的头发倔强地立着，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精神，身上一件红色的夹克并无奇特之处，但衣服上充满阶层感的“宝马”Logo还是恰如其分地对主人的身份进行了诠释。

冯仑从出现开始，就没有停止脸上的笑容。我对这样的和蔼并不吃惊。我最近接触的企业家似乎都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得滴水不漏，刚从资本市场融了200亿美元的马云甚至笑得比他还谦恭。

谦恭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因为不管最后做得多大，他们基本就是一路“谦恭”过来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本能，一种生存技巧。你很难在国企老总身上看到这种特征，因为他们更像个“官”，而非“商”。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商人大部分出在民营企业之中。民营企业家们是真正理解市场、理解商业规则的一群人，他们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商业史的精髓，尽管他们从未被归入主流。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很多人都在为这30年来走过的路做总结，其中有官员，有学者，还有媒体，但却唯独缺少这激荡30年的真正主体――民营企业家。实际上，这个群体从出现开始就一直在压抑自己的表达欲望，因为他们每做一件事，几乎都是开风气之先，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和道德风险，他们大多信奉“枪打出头鸟”这样朴素的人生哲学，当说与做不可得兼时，他们只能选择“做”，而放弃“说”。

这种习惯直到冯仑这一代企业家的出现，才被慢慢改变。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民营企业家开始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主流人群。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表达的必要性，他们需要通过阐述观点和立场来获得认同，他们要在这个日渐多元和宽容的社会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和身份证明；而当他们的发展遇到瓶颈时，他们同样需要具有理论水平的反思与总结，来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调。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冯仑推出了他的新书《野蛮生长》，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灵史”，是他所经历过的近20年民营企业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事，以及对此的一些反思。

冯仑认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原罪问题、政商关系，也包括企业公民贵任以及一系列的组织内部管理等等问题，简单说来实际上也是一个“色”和“戒”的问题，即追求金钱的欲望这个“色”和社会伦理及政策法规这个“戒”的冲突。在这20多年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欲望，而仅仅只有伦理道德和规范，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有任何活力，反之，如果只有追逐财富和金钱的欲望，而没有“戒”，没有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范来加以约束，金钱的欲望也会成为社会的一大灾难。

很多企业家正是在色与戒的取舍中走向成功或者死亡的。“万通六君子”能够在企业膨胀到70亿的规模时，即时收手，把资产砍到只剩6亿，在六个人对企业发展方向的思路出现巨大分歧时，他们又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性方式分手，“用江湖的方式进入，用商人的方式退出”。

冯仑在书中重点提到了两位企业家，王石和牟其中。这两人都与冯仑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他们同样都是民营江湖时代的枭雄，他们都有着过人的胆魄和独到的眼光，但为什么最后他们领导的企业及个人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实际上还是在“色”与“戒”的权衡上体现的境界不同。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都容易形成快意恩仇的草莽习气，正是因为这种习气，他们才敢于打破体制束缚，藐视既定规则，成就了民营经济早期的辉煌。但是，随着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特别是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合接轨后依然沿袭这种习气，则可能对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

冯仑、王石这一代企业家的贡献，或许不仅在于他们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而且在于作为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最早洞察了这个群体的危机，并建设性地摸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让民营经济实现从“野蛮生长”到有秩序生长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