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和张生手中的扇子

越剧《西厢记》自1954年首演以来，崔莺莺和红娘手里都拿着宫扇，张生则手持一柄折扇。红娘用扇子扑蝶，翠袖翻飞、裙带飘摇，十分迷人；张生充分运用了折扇的收折和开张，显示儒雅倜傥的风度。这一切似乎无可非议。

对此，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心中不定。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认为这三柄扇子中，只有红娘的一把可以保留，莺莺和张生手里的扇子恐怕是多余的了。这个道理不是一下子就能讲清楚的，还是要从越剧《西厢记》的母本――王实甫原著说起。

《西厢记》以张生在普救寺遇见莺莺开始起笔。那是个“花落水流红”的暮春季节；而到了莺莺为张生长亭送别之时，则已“西风紧，北雁南飞”，秋已深了。作为一位擅长情景交融的写作巨匠，王实甫的这些名句历来被人传诵，由此《西厢记》在元、明两代都被人称为“崔氏春秋”。

按时序推算，“妆台窥简”、“老夫人赖婚”等情节应该全都是在夏天发生的。但是，王实甫却连一笔也未提夏景，更未写张生挥汗修书、崔府七夕乞巧等事。于是，《西厢记》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扇子，文本之中没有出现过“扇”、“宫扇”的字样。

元代的《西厢记》刊本均已失传。在明代的《西厢记》刊本中，有插图的颇多。这些插图作者之中，除陈洪绶等极少数几位是文人外，绝大多数是民间艺人、画匠。他们插图时对文本往往重视不够，又缺乏“尊重原著”的概念，所以在制图时想当然地画上、刻上了扇子。弘治岳刻本《西厢记》有插图《张生莺莺西厢步月》，与剧中情节无关，张生手中持有羽扇；莺莺说“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时的插图，手中都有宫扇。何璧校本《西厢记》的《写怨》插图，红娘手持宫扇。环翠堂本《西厢记》的《墙角联吟》与《红娘请宴》的插图，张生手持折扇；《妆台窥简》的插图，红娘手持宫扇。陈洪绶为延阁李廷谟本《西厢记》的《遇艳》所绘制的插图，红娘手持宫扇。

以上各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插图作者对原作的不同理解所致，很难一一判别其可否。总的来说，《墙角联吟》、《红娘请宴》都是夏天发生的事情，用扇比较合理。然而，折扇是在宋代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让唐代的张生手持宋代才会出现的折扇，难免令人感到滑稽。

明刊本《西厢记》今存40余种，这些刊本插图中出现扇子的是极少数。这说明大多数插图作者还是比较审慎的――原著既然没有出现扇子，他们也就不画了。

至于越剧《西厢记》第1场中的三把扇子，究竟是从明刊本《西厢记》插图中受到的启发，还是“技术指导”朱传茗、薛传钢、沈传芷从昆曲中借用而来的，还是导演或演员的主张，现在已弄不清楚了。

从规定情景上说，正是在“花落水流红”的暮春，在香客几乎都已离开的将近黄昏，张生才会唱出像“似垂柳在晚风前”那样吟咏莺莺腰肢的即景比拟的绝妙好词来。暮春的傍晚是用不着扇子消暑的。

从脚色分行来说，女主角莺莺是正旦，其上场装束如何，手中是否有道具、什么道具，剧本都是具体规定了的：

（莺莺引红娘捻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末做见科）呀！他那里尽人调戏鹑著香肩，只将花笑捻。

莺莺在上场时手中拿了花枝。张生后来见了，也对这种“只将花笑捻”的姿态十分欣赏，以至沉醉。在明刊本《西厢记》中，莺莺上场时手捻花枝的插图是较多的，这是因为手捻花枝比较符合“南海水月观音现”的造型，而观音菩萨是从来不拿扇子的。

红娘的身份属于丫鬟，脚色分行是贴旦（花旦），在舞台上行动举止完全可以放开，挥舞一下扇子是可以的。但莺莺若既“捻花枝”又拿扇子，两只手就没空使唤了。若是去掉花枝，则需修改剧本――这有什么必要呢？

昆剧舞台上的《西厢记》，是李日华的《南西厢记》。既然文本已有所改动，那么舞台演出自然不必一一按照元曲原本处理。昆曲舞台原都是一桌两椅甚至无桌无椅，演员在一个空无一物的舞台上演出。即使舞台上没有出现暮春景色，莺莺红娘手持宫扇、张生手持折扇的情景也同样给人以不和谐的感觉。当然，这比用实景、灯光的舞台还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我这话的意思是，假使当年越剧舞台上《西厢记・惊艳》出现3把扇子是出于朱传茗、薛传钢、沈传芷的建议，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个问题的责任不在他们。

以上是我的研究心得，供《西厢记》的导演、演员们参考。如果认为我钻了牛角尖，那么还是按照原样演出好了，我没有意见。戏者戏也，太认真了，戏就没法编、没法演了。然而如果太过马虎，又会闹笑话――其中分寸，很难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