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喜剧的背后

葛优演艺生涯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喜剧作品也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转折，很多人看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喜剧天分，葛优从此有了自己的专用跑道。

葛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红火、最有观众人缘的演员。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虽年过30，却默默无名，最终从《顽主》中走出，开创了小人物大角色的新天地，平民演员的大世界，葛优和他那时的电影一起成为时代的经典流传。回眸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葛优的电影创作，多以喜剧而老少咸宜，在他的喜剧电影背后，还有很多真诚的故事；同时，他的作品也不仅仅是喜剧，在喜剧的背后，还有像《活着》这样有力度的作品。正如《三国志》所言“大器晚成，终必远至”。今天的葛优一个演员却有三部电影同时出现在贺岁档，且不论在目前中国市场下这是不是一种成熟的现象，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葛优的影响力。即便如此，今天的葛优仍然是低调的，面对媒体，他也会惜字如金，不是他不会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他不是一个重复自己的人。

一部《顽主》定戏路

从1979年考入全总文工团，葛优算是正式踏入了文艺圈，但在近10年的时间，他是在看着别人在表演艺术的跑道快速冲刺，而自己只能作为赛场的志愿者跑龙套。因为一直没有饰演主角的机会，妈妈曾考虑让他转行做摄影，但他却坚持下来。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创作圈里，还没有今天的浮躁和炒作，练内功的想法是很多默默无名的演员为自己未来打气的做法。因为入行晚，葛优觉得自己开始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演戏到底是什么，对于自己的龙套生涯，他将其归纳为“那是个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的阶段”。

1988年，葛优终于等来自己的表演破纸之作――《顽主》。这部由米家山执导，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在当时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新鲜的，此后20多年，类似这样有意思的影片也不多见。葛优能参演这部影片，纯属偶然。据导演米家山介绍，当年为《顽主》招募演员时，有个人前来应征，此人是葛优的朋友，因为没有单人照，于是交来一张合影，照片里的一群人中就有葛优。米家山把照片上的人逐次看去，当目光扫到坐在后排一脸装傻表情的葛优身上时，米家山立马认定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了。

在中国电影史上，1988年有“王朔电影年”的说法，因为有4部改编自王朔的电影同时公映，但最具王朔小说原著风味的莫过于《顽主》。影片里，青年于观、马青、杨重办了一个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T公司。一时间，客似云来。杨重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马青替一男子舌战娇妻；经理于观接待号称作品应获大奖的“作家”宝康。但很快，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杨重的顾客刘美萍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因为杨重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很会聊天，给刘美萍聊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葛优愣是把这个“冷面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给演活了，并因此获得了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

1988年的中国是新潮的，改革开放让青年人有了很多自由的空间，看着影片中杨重玩世不恭的样子，很多人都会将他和生活中的葛优划上等号。其实，那是葛优他们有意设计的，“我和张国立、梁天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像影片中的这样，我们当时都是看的小说。我们在搭词时都很随意，把生活中的一些原生态气息都带了进来。因为对白都很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表演时的状态也比较放松，这与以往的影片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样的表演也对葛优日后的演艺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顽主》中的表演方式对我以后的风格影响很大。现在我是人多了就得躲，但那个时候有人在大街上叫我一声杨重，我简直得意极了。不但观众喜欢，在圈内这部片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影协还专门为《顽主》开了一个专家座谈会。之后我演了许多创作风格和人物特点都比较类似的戏，这种表演风格也就延续了下来。现在回过头想，当年就是没有宣传一说，不然这部片子一定会更火。其实这部片子很好看，即使现在重新拿出来放映也不逊色。”

葛优演艺生涯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喜剧作品也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转折，很多人看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喜剧天分，葛优从此有了自己的专用跑道。“后来，滕文骥找我演《黄河谣》中的土匪黑骨头。完了黄蜀芹找我演《围城》，王朔、冯小刚找我演《编辑部的故事》，我还犹豫着不想去呢。再接着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的《活着》，然后是小刚的贺岁片，这些事说起来呀，特别顺。”

以《大撒把》封影帝

葛优的表演让很多导演认识到了这个虽其貌不扬但却极长于表演幽默与风趣的本领与魅力，同时观众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并喜欢上了他。他生就一副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形象，既不英俊潇洒，也不特立独行，就是那么一份简简单单的真实让他打出了一片天。他就像是你我周围的某一个人一样，平民又带着那么一点的幽默，况且脱离银幕的葛优确实就是这么个人，完全没有明星该有的架子，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了。

电影《大撒把》可以说是专门为葛优写的戏，但它却差点夭折。因为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在筹拍《大撒把》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留守女士》，题材有些撞车，因此事情被暂时搁置。后来是夏刚的坚持和制片人、夏刚的妻子孟珠的公关，才让北影厂的领导看到了《大撒把》和《留守女士》的不同，最后，北影厂决定上马《大撒把》。在演员的选择上，当时的夏刚和北影厂主管生产的马秉煜副厂长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葛优，夏刚更是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一闭眼睛就觉得是葛优。”

葛优进组，编剧郑晓龙和冯小刚量体裁衣，每一句台词都设计到位，目的就是激发葛优身上的黑色幽默。影片开始，葛优特有的嗓音、不紧不慢的说话节奏，为整部电影定下基调。他饰演的顾颜到机场送别为即将去加拿大留学而兴奋不已的妻子，他对妻子说，这是“肉包子打洋狗”的事情，一个男人面对满怀理想的妻子的无奈尽显其中。以顾颜为叙事张力，《大撒把》整体气氛非常温馨，展示出现代都市人的无奈、苦涩，还有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温情。被“专门定制”的葛优在此片中使自己的表演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主人公顾颜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等把握准确到位，他也因此片荣膺金鸡奖影帝桂冠。

电影《大撒把》公映后，一次葛优正走在街上时，斜拉里过来一个青年，拉着他的手说，“（《大撒把》）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感动，你演得真好。这影片说的就是我的遭遇，好不容易把爱人送出国去，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还有一个哥儿们也是这样。”说着对方的眼里闪着泪花。葛优说，那个时候的电影好看，是因为“那个年代，人物好，生动。把那些社会上的一些事全集中在那儿了，演出来能不好吗。”

从生活中走出来的明星，自然懂得生活的馈赠。

笑中带泪的《活着》

演了一系列的喜剧，塑造了杨重、李冬宝、顾颜们之后，葛优虽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获得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奖项，却很难迎来自己演艺的高峰。直到电影《活着》，福贵这个悲剧人物，让葛优实现了演艺空间的拓展。在与葛优合作之前，张艺谋表示，“葛优在以前的片子，有控制地压着自己，表面是松，其实还是紧。”真正到了《活着》里的福贵大哭大笑，大悲大喜 ，葛优时时出彩地演出了一场人生悲喜剧。这一人物不仅时间跨度长，表演幅度大，更重要的是张艺谋要求葛优改变戏路，改变在观众中已形成的冷面形象。其实，在葛优看来，福贵这个角色和自己很像，“这个角色的性格跟我有点接近，张艺谋也这么说。我理解这个角色不是很困难，挺容易的，就是理解上挺容易，演起来可能有难度，因为感情的戏多一些。”

对于这个角色，葛优曾经犹豫过。“当时接这个戏，因为报酬的事我还不想上。我妈因为看过余华的小说原著，也看过卢苇写的电影剧本，觉得这个剧本好，对我说，这个戏你还挑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戏是张艺谋导演，巩俐和我联合主演，也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戏不错，后来，我就接了这个戏。”拍一部这样有历史感和人物感的电影，导演和主演都很用心，因为有很多高难度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张艺谋是个认真的人，常常会拍戏到深夜，回忆当年的拍摄情景，葛优用累字形容。“有时拍哭戏，就是跟老谋子电影里拍的那些情感挣扎的场面，特别悲的时候，你得压着它，以行为和动作来表现，特别累。而且当时的剧本也有问题，拍完当天的戏，当天晚上剧组都要开会讨论第二天的戏怎么安排，我记得在那一段时间，睡觉的时间很少，人很疲惫，但得经常熬着。”

1994年，葛优凭借《活着》在戛纳夺得影帝桂冠，张艺谋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这样评价，“这一次我对葛优这个人物是按照中国老百姓的个性的欣赏来描写的，他演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演了一个小人物。葛优在把握小人物的心态，普通人的心态，那种老老实实生活，本本分分过日子，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这样一种最普通的中国人的那种美好的心愿，生活态度。这种人物，葛优把握得非常好，他演戏的过程中，很多次我都很感动。”葛优的表演始终是和生活贴近的，他的喜剧如此，他的悲剧也是这样，因此，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看成喜剧演员，因为即便是演喜剧，他也会加入自己的想法，“我演的所有的喜剧你仔细琢磨全不是纯粹的喜剧，都是里面有喜剧的元素。所谓喜剧也都是通过台词表现出来的。其实王朔和小刚的东西，其跟搞笑不一样的东西在哪里呢？它属于讽刺、幽默，高于搞笑的，你说《甲方乙方》是讽刺也可以，《编辑部的故事》也是讽刺，但是那个讽刺在咱们这里有的时候是一个陷阱，你不能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