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怎一个“乱”字了得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威权统治结束，台湾媒体在政治和社会多元化过程中的影响巨大。但同时，台湾媒体也在政治的影响下功能异化:吸引了眼球，但不负责任的报道所在多是，而鲜明的政治立场则又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

假新闻泛滥

以下是台湾一媒体的报道:

“三月五日上午，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当天，两千多位代表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长李肇星从东门走进大会堂，一名女记者冲过重重人墙，向他提问，声音一直发抖。李肇星问:‘怎么声音抖成这样?’女记者说:‘因为天气很冷。’李肇星向女记者说:‘来，我摸摸看。’就伸出双手摸了女记者的脸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引起现场记者一阵惊呼。”

这则新闻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并被岛内外媒体广为转载。但后来有照片证明，事实上被李外长摸了脸的记者，是“他”而不是“她”!可见台湾媒体制造假相之一斑。

类似“摸脸乌龙”的例子在台湾媒体的报道中确实屡见不鲜。这不，近期又一则假新闻在台湾引起风波――台中市11天里发生四起枪击案，有黑道分子将自拍光盘寄给TVBS电视台播放，自称他就是前三宗枪击案的开枪人。TVBS成为当天新闻收视率的榜首，其他电视台也紧跟播放。不料，有关方面随后发现这张光盘竟是由TVBS记者拍摄并制作的!

除了“政治+香艳”与“自摆乌龙”之外，颠倒黑白也是台湾媒体的一大本事。在2006年爆发的“倒扁运动”中，大佬林浊水在被媒体问及对“倒扁”的态度时，曾左右逢源地说，近几年的所作所为，“让反对他的人有正当性，但是施明德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也让绿军具有了反对他的正当性。因此，双方都该降温”。但是媒体却只报道了倒扁有正当性的部分，使“呼吁降温的说法，最后竟会被报道成加温的意思，”让林浊水备感无奈。

狗仔化､八卦化明显

“台湾媒体长久以来喜欢用匿名炒作新闻，或者追逐爆料，或者煽风点火，不加查证，愈写愈辣，使得媒体的专业水平下降。”原台北市副市长金浦聪算是说出了台湾媒体最大的症结。

如果我们梳理台湾媒体近年来的状况，将会发现台湾媒体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报道内容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关系普通民众生存大计和决定台湾未来发展方向的政策议题反而挤不上版面;第二，国际新闻相对较少，所占地位也不重要;第三，大多数的媒体都有相当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色彩;第四，媒体操纵了话语权，通过议题变换转移关注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媒体暴力。

整体上说，台湾媒体新闻报道向“狗仔化”和“八卦化”方向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闻的琐细化和娱乐化倾向有目共睹。“台开案”爆发后，有关女婿赵建铭的新闻连续两个月占据了大幅版面，而且琐细到赵某每天的胖瘦指数､三餐菜色以及有没有被陈幸妤白眼等。为了得到第一手新闻，多家媒体的记者居然守了赵家居所近两个月，最后还是赵建铭搬家，才使这些记者“解脱”出来。而据台湾媒体披露，为了得到赵建铭的消息，有的记者又别出心裁，竟然希望从赵的小儿子赵翊安口中套出父母有没有吵架等新闻。为达此目的，媒体记者连续多天包围在幼儿园外，园长为了防止其他孩子被骚扰，不得不将所有的床单全都挂出来遮挡记者的镜头。

“乱”由何来

台湾媒体的新闻报道没有国际视野早已受人诟病，其中除了媒体自身的偏好以外，更重要的是受众的因素。有的新闻媒体曾经尝试对此做些许改变，结果却令人沮丧。相反，以报道“湿､咸､辣”著称的香港《苹果日报》在台湾落地生根后，却极大地改变了台湾媒体的经营策略和各个媒体的市场占有版图――其发行量迅速飙升到台湾平面媒体前三名。《苹果日报》主要锁定年轻族群，迎合了他们追名逐利的心理。

台湾媒体除了显现政党“厮杀”，就是被大量“鲜辣”八卦无聊信息所充斥。究其原因，这种现状首先反映了台湾社会深层次的焦虑。当前，台湾社会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期，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太明朗;加上两岸关系的现状又为台湾社会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整个社会充斥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和年轻族群中，这种情绪更加明显。台湾新闻所呈现出的无论是娱乐化还是强化政治立场的倾向，其实都是这种焦虑情绪在不同层面上的宣泄。

其次，台湾媒体特征直接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的分裂性。蓝绿二分天下的政治生态对媒体的生存样态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往往被媒体的经营者所利用，使媒体的中立性丧失殆尽。电视台和政党一样，也在抓基本盘，即以特定的政治立场来吸引固定收视群。虽然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规模扩大收视率会形成瓶颈，但是维持一定的收视率，保证电视台的生存却不成问题。例如绿营喉舌《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近期谈电视业的发展，就认为，“未来只要复制过去在平面媒体的成功经验，站稳本土，争取分众，不无一搏的机会”。这种论调典型地反映了利用社会分裂来牟利的心态。

政客操作加剧媒体变异

言为时代之心声。媒体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就是作为社会喉舌与公意良心的代表，对当局进行监督。但是台湾的媒体却在公权力的干预之下产生了异化。虽然当局一直鼓吹“党政军退出媒体”，但这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在将的势力挤出媒体后，却不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上台后，为了挖的“桩脚”，设立了“客家电视台”和“原住民电视台”，这两个电视全由控制。“客家台”的预算编列在“客委会”，然后委托台视或其转投资的台视文化经营。因此，“客家台”必然听命于控制的“客委会”，其节目内容大都按照绿营的意图，直接服务于的政治目的。原住民电视台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对于不听话的媒体，如果不能控制，当局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打击。诸如吕秀莲状告《新新闻》，“国安局”搜查和扣压《壹周刊》，以及谢长廷在“行政院长”任上伙同“新闻局长”姚文智打压媒体。所以说，在台湾出现媒体指挥司法机关办案的怪现象决不是偶然的。

可以说，在“绿色霸权”和台湾“主体性”政治正确的台湾，媒体已经没有不主张“”的自由。因此，琐细化和娱乐化策略因其较少的政治倾向而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而政治人物争上媒体版面､甚至不惜以另类的方式上版面，提供从议会暴力到花边新闻，以求提高知名度，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而媒体也乐于借助于政客的炒作，甚至主动出击，借此提高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形成了利益共生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这种局面的出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可能是悲剧性的。有台湾学者评论，新闻及谈话节目走向娱乐化及民粹主义，使媒介作为公共领域论坛的功能减少。而当局和政治人物层出不穷的司法诉讼，会对媒体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其发展方向。一旦媒体失去了批判的功能，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只能加剧社会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