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

摘要：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受政府干预较少的企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国有企业性质并不会带来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提升，政府干预越少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而非国有企业影响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绩效，企业绩效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质量也越高。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 所有权性质 政治干预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三聚氰胺”、“紫江矿业”、“富士康跳楼”和“塑化剂”等事件的涌现，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有关部门了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或指导意见，主要有：《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2005），《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6），《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08），《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在以上规范或指导意见的引导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呈现井喷式发展，从2007年24家到2009年的371家，而2011年截至6月30日已有531家上市公司了社会责任报告。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增强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从而有利于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Dhaliwal et al.， 2009； Cormieret al.， 2009）和公司价值的提高（Orlitzky et al， 2003； Barnett， 2007； Mackey et al， 2007，温素彬和方苑，2008）。既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司有利，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呢？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以及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投资意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此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结论，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增加企业价值，有的研究发现没有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通常显示社会责任报告（CSR）的披露行为受到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Gray et al.， 1995， 2001； Hackston and Milne， 1996；Reverte，2009，李正，2006；沈洪涛，2007；马连福和赵颖，2007；刘冬荣等，2009）。信息披露和公司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因而不同的经济-社会机制将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质量。中国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使得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区别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两个显著的差别：首先，从1992年开始中国就进行了市场化经济改革，但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当地政府仍然行政干预当地企业；其次，中国经济主体虽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但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民营经济非常活跃。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必须考虑上述两个特定制度环境。基于此，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通常显示，社会责任报告（CSR）的披露行为受到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Gray et al.， 1995， 2001； Hackston and Milne， 1996；Reverte，2009） 。大部分研究表明公司绩效好、规模大、负债比率高、媒体关注度高和所在行业是敏感行业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Cormier and Magnan， 2003； Cormier et al.， 2005； Hackston and Milne， 1996； Reverte，2009；李正，2006；沈洪涛，2007；马连福和赵颖，2007；刘冬荣等，2009）。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公司所在地或所在行业制度环境对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及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Campbell（2007）运用制度理论分析了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进行社会投资的影响，但并没有实证研究。而Maignan and Ralston’s （2002）比较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四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二）国内文献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具有不同于欧美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环境，由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我国经济中还保留大量的国有成分，同时改革开放虽然已有30多年，但政府干预经济仍然存在，地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樊纲等，2009），另外不同行业的管制程度也存在差异（陈斌，2008）。国内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转型经济中政府干预这个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产生很重要影响（夏立军、方轶强，2005；方军雄，2008；程钟鸣等，2008）， 同时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上存在差异，国有企业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目标还需考虑社会目标，因此有必要考察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Li and Zhang （2010）发现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分散程度与社会责任绩效负相关，同时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的国有企业越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次他们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也没有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另外他们也没有考察不同行业制度环境的影响。介于此，本文将研究中国特定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按照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别进行假设。由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有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致使中国还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之一――60%左右的上市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Li and Zhang，2010）。Smith等（2005）表明各国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通常有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目标，国有企业需要非常重视社会福利，因而国有控股企业不仅需满足股东价值最大化还需满足其他社会目标。2008年1月，国资委在颁布的“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持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另外，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国有企业更容易从政府那获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Kornai， 1993； Li and Zhou， 2005； Brandt and Li， 2003）。在2000年之前，国有企业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更容易获得上市发行股票资格（Gordon and Li， 2003），同时也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Sapienza， 2004）。作为获得政府支持的交易，国有企业相对其他企业也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国有企业的高管层通常由政府任命，对于高管层而言更加看重的是政治上的提升，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典型的高管层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考核时，其中就包括对环境和安全方面的非盈利指标，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层而言，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声誉资本，也会热衷于满足从事社会责任投资从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总之，国有控股公司相对其他类公司更愿意也更需要执行或报导社会责任投资行为，因此，本文可提出如下假设：

H1：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越高

关于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Jones（1999）认为一国的经济越发达，那么该国公司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Maignan and Ralston’s （2002）比较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四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企业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同时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加认同，因而西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越发达企业越愿意从事社会责任投资（Welfold， 2004）。而亚洲等新经济体国家由于经济不发达但出于高速增长阶段，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差，公司治理环境也较差、社会文化等都有别于西方国家，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同于发达国家， Chapple and Moon（2005）在对亚洲七国的实证研究中就发现人均GDP与社会责任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对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开放时间不一致，这就导致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差异，各地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在经济发达的沿海东部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主要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而在西边偏远省份（比如，贵州、和青海等），资源的分配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干预经济非常严重。在政府干预较严重的地区，民营企业要想获得上市资格非常困难，同时资源和政策也不向此类型企业倾斜，因此上市公司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以市场为主体分配资源，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获得国有企业类似的待遇，因此其他类型企业发展迅速，可利用的资源也较多，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消费者的认可，这些地区的此类型企业比较愿意从事社会责任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5月20日中国四川汶川地震时，广东省的一家民营企业――加多宝集团（其主导产品是王老吉）在此次事件中捐赠了1亿元，本次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带来了后来王老吉的火爆销售。因此，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信质量，本文可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干预越严重，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同时考虑到企业性质，可进一步作如下假设：

H2a：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越严重，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H2b：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越少，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变量可以分为企业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反映企业自身的特征，包括企业的公司规模、盈利状况、财务杠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等（Li and Zhang，2010），后者主要是指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包括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程度和行业特征等。为了检验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等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性以及信息质量的其中：（1）被解释变量：CRSD是虚拟变量，“1”代表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0”则表示公司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Score表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本文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得分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专业咨询机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LCCW）正式的对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得分。润灵环球（RKS）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该机构自主研发了一套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评价体系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以来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满分为100分，其中整体性评价M值权重为30%，满分为30分；内容性评价C值权重为50%，满分为50分；技术性评价T值权重为20%，满分为20分，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2）解释变量：Cgov衡量企业的所有权性质，“1”表示国有控股公司，“0”代表非国有控股。Gint衡量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水平，在本文中采用樊纲等（2009）的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代表当地政府的干预水平，市场化指数越高表示政府干预越少。（3）控制变量：第一，公司特征变量。已有的研究通常表明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通常呈正相关（Orlitzky， 2001），本研究用ROE表示公司绩效。建立在成本理论基础上，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为了减少成本以及降低资本成本，将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用D/E表示财务杠杆LEV。Cowen et al. （1987）也表明由于大公司受到社会的关注越大，因此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研究用资产负债表中期末总资产Assets来表示公司规模Size。Johnson and Greening（199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本研究用Ishare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第二，行业特征变量。Cowen et al（1987）和 Gao（2009）都发现公众的压力会迫使一些行业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其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公司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公司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中用IEsen代表环境敏感性行业，如果为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用ICsen代表消费敏感性行业，如果为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除此之外，Campell（2007）认为公司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由于供应商和消费者可选择性较小，公司声誉和顾客忠诚度不会影响其销售和经营，因此该类公司倾向于较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用Imon表示行业是否为垄断行业，如是则赋值为“1”，非垄断行业赋值为“0”。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自1999年壳牌公司在我国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我国企业陆续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真正实现规模增长是2008年。考虑到Wang et al. （2011）在研究中发现在2008年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我国的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之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才受到公司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以及我国上海交易所在2008年底才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因此选择2009年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期。根据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的监测结果显示，在2010年年报披露期间，沪深两市共有471家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2009年度年报的同时同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170家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其中有6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别是乐普医疗、探路者、莱美药业、北陆药业、以及吉峰农机，301家为上交所上市公司。总共有132家公司选择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深市有7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沪市有48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考虑到金融类公司财务报表的特殊性，与Haniffa and Cooker （2005）思路一致，剔除了金融类（SIC代码为I开头）的29家上市公司，最终研究样本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类公司为442家，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后其余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公司样本为1279家，总共研究样本为1721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行业分类则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划分为标准）见表（2）。从表（2）可知，我国2009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集中在采掘业（B）、石油、化学、塑胶、塑料（C4）、金属、非金属（C6）、机械、设备、仪表（C7）、医药、生物制品（C8）、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D）、建筑业（E）、交通运输、仓储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H）和房地产业（J），这和Reverte（2009）和Clarke and Gibson-Sweet（1999）的研究相似，他们也发现对环境有较大影响和对消费者有较大影响的行业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数据来自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财务数据、行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所有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数据来自RESSET数据库，政府干预水平来自樊纲等（2009）《中国市场化指数――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7年报告》。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可能呈现不同的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SPSS16.0对这两大样本变量的均值进行T检验，然后再对变量进行中位数的非参数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可知，不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的差异检验都表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在政府干预水平Gint、公司绩效ROE、机构投资者持股Ishare、公司规模Imon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与前面样本分布结果相似，披露社会责任公司所在行业更多为垄断行业或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另外还可知，相对未披露公司，披露社会责任公司规模更大、绩效更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而更多为国有控股公司（支持假设1），但政府干预水平确较低（此与假设2相违背），为了证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首先需要对影响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可知，企业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从相关性结果初步显示，国有控股能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支持假设1），但政府干预水平越低，社会责任披露质量越高（此与假设2相违背）。同时还可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规模都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在5%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另外公司所在行业是否是垄断行业和环境敏感性行业也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

（三）回归分析 本研究用前述回归模型来证实前面的假设，并且分别对全样本、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分别进行了研究，（1）运用模型（1）检验所有权性质、政治干预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关系，其实证结果见表（5）。由表可知，企业性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假设H1的前面部分，即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另外，从全样本的分析中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并不高，因此并不支持假设2的前面部分，同时从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仍然相对并不高，也就是拒绝了假设H2a的前面部分，而非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中可发现，政府干预并不影响非国有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即也拒绝了假设H2b的前面部分，该结果与Li and Zhang（2010）相似。同时，从表4可知，控制变量会影响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另外，影响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变量会存在差异，如：政府干预程度和公司所在行业是垄断行业是影响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因素，而公司绩效是影响非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因素。

（2）为了检验前述假设中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用模型（2）对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全样本、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6）。从结果可知，企业所有权性质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拒绝了假设H1的后面部分，即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并不会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另外，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因此并不支持假设H2的后面部分，同时从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不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也就是拒绝了假设H2a的后面部分，而非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中可发现，政府干预会影响非国有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政府干预越多，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低，因此支持了假设H2b的后面部分。从表6还可知，控制变量会影响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公司所处行业是垄断行业和消费者敏感的行业，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另外，影响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变量除了政府干预造成的影响不同之外，行业是影响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司绩效是影响非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主要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在政治干预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回归模型中本文对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测，所有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表明模型共线性问题较弱。除此之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使用其他的政府干预指标，Li and Zhang（2010）使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的变量，Welfold（200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司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同时受到外界的关注也越多，因此地方经济水平与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之间正相关。另外，程钟鸣等（2008）使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指标作为政府干预的变量。因此本文也利用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的人均GDP和樊纲等（2009）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指标作为衡量政治干预的指标代入模型1和模型2中，得出了与表（4）和表（6）相似结论。 （2）考虑到前面研究中发现公司绩效ROE是影响非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与Reverte（2009）相同，本文还把公司绩效的另一指标ROA代入有关模型，也发现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ROA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正相关关系。（3）本文还采用TobinQ作为公司绩效的变量，发现TobinQ高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上研究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无实质性差别。限于论文篇幅，结果不予赘述。

五、结论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RLCCW）的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其评价得分着重考察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企业性质和政府干预两个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中发现：（1）国有企业和受到政府干预较少的企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国有企业这种企业性质并不会带来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提升，政府干预越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同时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绩效，企业绩效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披露质量也就越高。（2）以上结论也就表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政治驱动下的行为，该种行为并不会带来社会责任披露信息质量的提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基本没有决策价值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引导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提高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首先需要政府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行政干预，同时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规范，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指导，鼓励更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以广州企业为例”（项目编号：10Y78）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本与企业多元化战略”（项目编号：09JYC63009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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