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1 07:31:56
权力自古就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作者肯尼斯・E・伯尔丁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有深刻理解。伯尔丁区分了三种主要权力类型：威胁权力、经济权力和整合权力，三者中破坏、交换与整合力量比重各异。其中，整合权力是主导形式，给社会注入尊敬、爱与合法性，为另外两种权力提供支撑，在个人身上与组织之中发挥重要作用。
权力的本质
力：得我所欲的能力
力（Power），在英文中有多重词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指涉一种改变的潜能。在物理学中指的是，能量转化为功的时间率。这个概念在生物科学中并不常见，但在人类和社会体系中十分重要，也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于人类个体而言，力亦即获得自己所欲之物的能力。然而，这一术语还被用于表述达成家庭、社团、各种组织、教会、公司、政党、民族国家等共同目标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力是一种并不牵涉人类价值判断和决定的概念。决定，是从一系列或一整套关于未来的可行想象中进行的选择。一位罹患癌症、卧床不起并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受限于作为一个病人的所思所想，只拥有极其有限的可能的未来，并只需在少数事件上决择。而一个正当盛年、身体健康的富人，则拥有广阔的未来前景。如果我们将目光对准社会组织的高层人物，比如戈尔巴乔夫、教皇或布什总统，那么做决定的事务范围包括的就不仅仅是个人自身的情况或处境，还有数量庞大的他人的情况或处境―在一些极端例子中，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整个地球。
“力”（Power）常与“武力”（Force）混淆，后者实际是个狭窄得多的概念。武力与支配观念相关联，而支配确实是力的一般性质的一个小部分。人类有一种明显倾向，将力等同于取胜能力―即征服他人、意志或某一机构，而这如同武力一样，也只是力中并非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力的概念与经济学家的可能性边界（Possibility Boundary）概念很相似，后者将一整套未来的可能性分为两种：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比如说，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能够乘坐飞机去纽约，但不能去南极，当然更不能去月球。这可以成为“力的终极边界”，但这种终极边界并不一定至关重要，因为在此边界之内还有许多其他边界将限制我们的决定。其中有一种叫“禁忌边界”，它将主要的力的领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禁忌边界范围之内，是我们能够做到而且无须禁止的事情；另一个部分则僭越了禁忌边界，是我们能够做到但必须禁止的事情。除非在营（Nudist Camp）中，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中明确禁止演讲者在演讲过程中脱得―据我所知，这条禁忌从未被取消，尽管在生理上这毫无妨碍。因而在禁忌边界内，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做到，但我们不想做。我们根据喜好程度来安排各种可能的事务项目，并且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会选择做自己倾向程度最高的项目，即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矛盾中的权力
个人内部有着纷杂声音和多样人格
经济学家常常假定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总超越于可能性边界之上―即我们最想要的总在自己的权力或能力范围之外。并没有任何人类行为原则表明这一假定就一定是对的，在许多例子中人类都做出决定让自己停留在可能性边界之内：君主退位，富人设立基金捐献财产，僧侣发誓坚守“清贫、和服从”，圣人苦修，殉道者赴死……
实际上，可能地运用意志的最自由方式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力或能力。如果我们感到必须运用自己拥有的权力或能力，就会陷入一种确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僵局之中。经济学家常声称，人类的偏好不可分析或评判―但这一观点与人类历史和经验截然相悖。“酸葡萄”原理使我们决定：得不到的东西自己也不想要了。而在天平另一端，“成瘾原理”则使我们感到：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不仅社会将禁忌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在设立自己的禁忌：有些人成为了禁酒主义者或素食主义者。
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人类力量的最简单定义―即得我所欲的能力―结果被证明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当我们问以下这个问题时亦如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当我们问第二个问题时，它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是谁？”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个体做出的，但个体几乎总是代表着一个更大的实体。一个个体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系统，而是包含多元的人格。
我记得应该是俾斯麦说过：“我就是一个委员会。”意指个人内部有着纷杂声音和多样人格。每个人都拥有很多角色，其中的一些可能会相互矛盾：你可能是一个家长、一个老板、一名教会成员，在每一角色中你做出的决定或许都是不同的，而且其中极有可能会产生内部冲突。
每个决定都是由个体代表自己内部的那个“委员会”做出的；而当个人升至较高的社会阶层时，他决定的内容和代表的群体将会变得更大、更复杂。
一个家长决定再兼职一份工作，这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一家公司的执行官决定关闭工厂，这可能会影响到许多家庭；而美国总统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富有权势者所做的决定，可能会牵涉到世界整体状态的一大部分，如今甚至会影响到太阳系：我们应不应该在月球上扔垃圾？
另一个将社会体系中的权力概念复杂化的因素是以下事实：一个人有着多重可能性边界，而这些边界的位置，取决于其他个人、群体或组织所做的决定和所行使的权力。
权力的度量
确立一个当事人双方都赞同的权限边界
当双方之间的可能性界限发生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方权力削弱而另一方权力增长时，矛盾就会发生。有时甲方将边界推向乙方，乙方反过来又将边界推向甲方，接着甲方再次向乙方推动边界，长此以往，循环往复，将会导致代价高昂且旷日持久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确立一个当事人双方都赞同的权限边界（Property Line），这样任何一方都不能不顾对方的损失，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而移动可能性边界。以法律系统和政府为代表形式的第三方（Third Party），通常会协助推动这一过程：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触犯权限边界，它将会对其进行惩罚，以此将一些基本边界强制确立下来。然而，如果当事双方的其中一方试图篡夺政府权力或践踏法律，法律将会崩坏。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常常导致暴力文化。
在权力的整体结构中有一重要因素，即个体用来权衡他人的权力和福利的方式。
首先，以中立的利己主义为零刻度，善意和敌意在其上下浮动变化：如果甲感到乙的福利增长会使自己也受益，甲就会对乙充满善意；如果甲感到乙的福利增长对自己毫无影响，则会停留在中立的利己主义立场；而如果甲感到乙的福利增长会削减自己的福利，甲就会对乙产生敌意。善意和敌意都会以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来。我们购物时会对售货员产生温和有限的善意；而面对孩子、家人、好友或与自己的亲密战友，我们产生强烈的善意。同样地，在小街上尾随一辆车速极低的汽车行驶，会让人产生稍微的敌意；选举中的对手也让我们多多少少心生敌意；而面对战争中的敌人，产生的敌意将会十分强烈。而在这个衡量标尺上的零刻度―中立的利己主义立场―其实在我们与他人的实际交往中很少见。尽管对居住在远方、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们，我们一般态度中立，但即使一条关于遥远大陆上的大灾难的新闻，也会勾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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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词汇，它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