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创造

[内容摘要]马克思企业理论有着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其企业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殊使命，使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遵循马克思企业理论科学的逻辑框架基础上，通过引入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权力的相机介入而尝试构建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创造范式。该范式内生地解释了企业的产生，融合了企业内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了企业生产性本质和追求合作剩余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分工与协作；合作剩余；企业理论

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地进行过企业理论研究，但他在《资本论》各章中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发展及其资本雇佣劳动等问题的阐述，被我国很多学者认为是先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1937)这篇现代企业理论开山之作的企业理论研究源头。并且在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企业理论的论述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综合运用功能分析方法与动态、历史的分析方法，从生产与流通领域中，历史和逻辑统一地分析企业的起源，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认识企业的性质比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要高明。虽然在所得出的结论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合作剩余与非对称剩余权结构等，但其理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更强。然而，由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研究目的的特殊性(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研究对象的单一性(资本主义企业)及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企业理论还只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理论。在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具体组织形式多样化且对企业效率格外关注的今天，一般化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及其特殊性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的各个章节之中，但其内在逻辑还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社会分工演进的考察，马克思从商品生产者(主要是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述了企业的起源。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早期的社会分工是比较粗糙的，社会分工引起了商品交换，经常性的商品交换背后存在着的是商品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或者是一个集体组织，或者是个人。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商品生产单位不断分化、分解和组合，演化成了企业。

(一)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如图1)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出现源于自然动因和社会动因。其中，自然动因是技术的进步(分工的深化)，社会动因是产权的变迁(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斗争和合作)。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使社会分化成为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在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在貌似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一个不完全契约，而这个不完全契约就是企业。在企业中，资本家权威和协作生产是主要特征，实现资本家收益(剩余价值和协作创造的价值)最大化是根本目标。

图1中，虚线框即为马克思所说的企业。显然，马克思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他认为企业首先是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着的，其本质在于生产性和剥削性(剩余价值和协作价值――合作剩余的创造和独占)。企业出现的现实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存在一定规模的资本，企业不同于市场的主要特点在于企业内部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于两个清晰产权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之所以有热情雇佣劳动，创建企业在于他一方面可以运用权威强迫工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其指挥工人协作，在协作的9种效应下，创造并独享协作带来的价值增加(即合作剩余)；而工人参与企业却完全是别无选择，在没有任何财富的情况下，工人只有出售唯一的劳动力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区别，即企业内分工存在着不平等、权威、协作创造的价值以及剥削。不过，马克思对于为何出现企业内分工的解释更偏向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剥削。对于企业的规模，他也略有提及，即资本家自有资本和争夺资本的能力，资本家及其雇佣的管理者的能力，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及社会对产品的最终需求规模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特殊性

无疑，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历史和逻辑上统一的，他从社会分工演进的角度阐述企业的产生，要比西方建立在社会分工相当深化的基础上通过交易费用的节省来分析企业产生的现代企业理论要深刻得多。不过，由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写《资本论》的特殊目的，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一性)。应该说，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以资本主义企业为研究对象是理所当然。而且事实上，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主要研究的也是资本主义企业。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是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他也提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但他对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和股权分散化程度的认识没有现在的发展程度高；虽然他也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分析现代知识型企业；同样，也缺乏对于像我国所出现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研究。

二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目的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中所体现的，马克思对于企业的研究在于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因而，这种特殊的目的性就决定了马克思在研究企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各契约(产权)主体之间的矛盾，而对各契约(产权)主体之间(主要指资本家和工人)的合作性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如他指出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区别在于企业内部的不平等、权威、协作创造的价值以及剥削，但他仍认为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剥削，协作创造的价值(合作剩余)只是使剥削的程度更高。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更加关注企业各要素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而相对较少地关注企业的效率问题。

(三)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一般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一般化的必要性在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比如说，它认为资本要素的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工人)之间在签订契约时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然而，在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对于企业越来越重要(甚至具有专有性)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要求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的一般化。

1．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具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价值越来越大的挑战。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工人)也成为了资本的所有者，换句话说，资本越来越不稀缺；相反，随着技术的进步，具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价值越来越大，而且总是稀缺。显然，这样的劳动者不可能别无选择地接受资本所有者的剥削，而不分享任何合作剩余。具有特殊性的马克思企业理论只有将其分析框架一般化才能解释这一现象。

2．关注企业效率提升的现实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对剥削的批判和对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合作的较少关注，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关注公平的企业理论。然而，效率与公平一直以来就如一对孪生兄妹，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目前，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关注企业效率的提升。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却对企业效率关注较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在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中更加关注企业效率是必要的。

3．资本主义国家劳资矛盾缓和的质疑。马克思企业理论过多地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而忽视其合作的一面，致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受到西方企业理论和现实现象的质疑。不过，只要在其分析框架中重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这种质疑就可迎刃而解。

(四)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一般化的可行性

马克思企业理论相对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这也为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的一般化提供了可能。

首先，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相比，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方法论的科学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分析企业的基本问题。显然，在该方法论的前提下进行一般化，不受假设条件和分析视角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企业理论本身的开放性使其分析框架一般化易于实行。马克思通过分工的演变分化出两大产权主体资本家和工人。显然，如果只存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在资本稀缺，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占有剩余价值和全部协作创造的价值。这也正是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情形。但是，这样必然会使社会运行成本很高(如出现罢工，武装斗争)，此时，政府必然会作为第三者出面进行协调、仲裁、解决争端，甚至修改产权规则，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对产权进行重新界定。这样，“剩余权利”就可以在工人、资本家和政府三方共同作用下得到合理界定和使用。因而，只要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引入政府权力，让政府权力进入契约的“缺口”，构造一个“剩余权利”与法律产权之间的转换通道。通过对劳动力产权重新界定和立法保护，使其作为平等主体参与契约的签订，这样就可以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的一般化。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创造

遵循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分工和协作作为企业产生的自然动因和社会动因，以合作剩余的创造和分享作为组成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之间的黏合剂，我们构建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创造范式(如图2)。

(一)分工与协作

分工与协作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动因，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企业合作剩余的源泉。马克思认为，企业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而企业本身也是内部分工的组织。而分工(包括社会分工和企业内的组织分工)又是与协作密不可分的。因此，分工和协作是阐释企业本质及其内部结构的关键所在。

自亚当・斯密以来，专业化分工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而马克思从专业化分工的演变中分析企业的产生使其分工理论更为深刻。马克思指出，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分工的深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如产权形式的演变)，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得以产生和演进。其中，企业(内部分工)不能被市场(社会分工)取代的原因在于，一定范围内企业内分工由于“集体力”等协作效应的存在使企业内分工效率更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了场所。

分工与协作是密不可分的，分工的产生必然导致协作的出现，分工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协作跟进。参与了分工的要素(产权)主体之所以愿意进行协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协作能够增加其收益。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叫协作。”“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也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协作发展。同时，协作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地，马克思将协作体现的生产力归纳为9个方面：(1)协作可以使相互间的劳动差别相互抵消，形成社会的平均劳动；(2)协作可使生产资料共同消费而得到多项节约；(3)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集体力；(4)协作因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5)协作可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6)协作可同时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而缩短总劳动时间；(7)协作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急的任务；(8)协作可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使筑路等大型工程得以进行；(9)协作可集中劳动力以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约生产费用。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企业产生的起点，其演进是企业产生的内在动因。而分工协作之所以会演进，主要原因在于分工协作能创造出比个体生产更高的生产效率(或者说产出对各要素的相关偏导数大于0)。这种由于“集体力”等协作效应所创造的合作剩余正是企业内分工区别于社会分工的关键所在，也是企业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因而，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中，我们将其作为两个“基点”，两个“轮子”(其中，分工是“驱动轮”)，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连接两个轮子之间的“链条”。

(二)企业合作剩余创造与分配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合作剩余的概念，但他承认存在合作剩余。他所特别强调资本家的剥削所得，实质上不仅仅包括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包括各要素在协作效应下所创造的合作剩余。进一步地，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协作时指出，“单个劳动者的机械的总和，与许多人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里，综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无法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马克思“集体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我们将企业合作剩余作以下定义：企业合作剩余就是通过企业契约组织生产的收益大于要素所有者单干所产生的收益总和的余额，或者说，企业所创造的收益在支付了所有组织成员保留收入之后的余额。用函数关系式表示如下：

H=R(Q，P)-∑Yi，i=1，2，…，n

其中，H表示企业创造的合作剩余；R表示企业创造的总收益，它是产出Q和价格P的函数，Yi表示要素所有者的约束收入。显然，我们这里对马克思的“集体力”进行了一定的拓展，我们认为“集体力”不仅仅存在于生产工厂中工

人之间的协作，它还应包括企业内部知识的积累(技巧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以及缔约各方的协调与合作。

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中，企业合作剩余的创造和分配是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之间的黏合剂，也是企业的核心内容，这与马克思的企业生产性本质是一脉相承的。企业合作剩余是各平等要素(产权)主体合作的直接诱惑，只有存在正的企业合作剩余时，企业才能作为一个组织而稳定存在，一旦出现0或负的企业合作剩余时，企业也就解体了。但是，企业合作剩余大于0只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企业合作剩余能否合理地或对称地分配，直接影响到各要素(产权)主体参与企业的积极性，即使在特定的条件下，各要素主体消极或被动地结合在一起，也将影响企业合作剩余创造的效率。因而，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框架中，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的创造是一个互动的整体(这符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系统论证方法)。而它们之间运行的“剂”就是经济、制度环境以及政府权力的相机介入(其最基本的作用在于纠正各要素主体在签约之前的不平等地位)。

(三)一般化分析框架与企业效率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化分析框架中的企业是一个在特定的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权力的相机介入下由分工、协作与合作剩余的创造与分享三大元素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互动系统。它内生地解释了企业的产生，同时也较好地融合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由于企业生产性的本质，追求效率，实现合作剩余最大化是企业的首要目标和根本指向。但要实现企业合作剩余的最大化，公平是基础，因为只有合理和对称地实现合作剩余的分配，各要素主体才有积极性参与分工与合作，“集体力”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实现企业内部的公平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制度约束和政府权力相机介入(如产权的再界定、产权规则的修改等)使各要素所有者成为契约的平等主体；二是赋予要素所有者充分的谈判机会。不过，就企业的生产性本质来说，我们的分析框架更加重视企业效率，而将企业内部的公平作为实现企业效率的一个条件来看待。

那么，如何在一般化分析框架中提升企业效率呢?本文认为关键还在于通过协作尽可能地挖掘出“集体力”，实现企业合作剩余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协作”也变成一个“驱动轮”，从而实现企业合作剩余创造的“双驱动”。事实上，那些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已经实现了“双驱动”。具体来说，将“协作”变成“驱动轮”就是要让要素的所有者以个体经营者的强激励主动参与分工协作，形成稳定的合作博弈格局，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显然，除了平等参与签约和实现合作剩余的合理对称分配这个基本的公平条件之外，通过企业文化(默会知识、制度知识等“共同知识”)建设，使企业各要素所有者达成实现“焦点均衡”的稳定预期是最主要的途径。

(四)一般化分析框架解释力检验

从图2可以发现，我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的一般化关键在于引进了经济、制度环境以及政府权力相机介入的动态变化，这毫不违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却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解释力。首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结论仍可由此框架推出。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稀缺，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较低，再加上资产阶级政府在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不愿介入契约，从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决定了资本家一方面将全部合作剩余占为己有，另一方面还强迫工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了对工人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升，同时，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的罢工使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介入产权的再界定，通过立法等方式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工人作为更加平等的主体进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合作剩余。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参与管理”等等，都是让工人分享部分合作剩余的具体表现。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一般化的适用性更是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赋予并有义务保障各要素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因而在签订契约过程中，各主体完全按照要素的价值及自身的谈判力进行讨价还价，进而获得对称的剩余权利，合理地分享合作剩余。

三、启示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性在于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从生产与流通领域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历史和逻辑统一地从分工与协作的演进中分析企业的起源，并准确地把握了企业的生产性本质。但是，由于《资本论》特殊的使命(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以及马克思所处的特定时期，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关注的重点以及分析对象的特殊性)。不过，马克思企业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该理论的开放性，只要适当地引入某种变量就可以使其理论一般化。本文正是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下，通过引入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权力的相机介入而得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分工、协作与企业合作剩余创造范式。该范式内生地解释了企业的产生，融合了企业内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了企业生产性本质和追求合作剩余最大化的目标。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的一般化给我国企业效率提升带来两点启示：(1)保障各要素所有者成为参与企业契约的平等主体并合理地分享企业合作剩余是前提；(2)通过建立“共同知识”(企业文化、制度知识等)以形成各要素所有者达成“焦点均衡”合作博弈解的稳定预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