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亿元金融诈骗大案揭秘

这是一起震动高层的惊天大案，总理、黄菊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山西省省长张宝顺称这是“本省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票据诈骗案”……

拨开迷雾，“7・28”系列金融诈骗案浮出水面

2004年7月28日，山西证券控股的山西智信网络公司的会计到开户行――建设银行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支行提取一笔上亿元的资金。因为是大额款项，智信网络公司提前一天电话通知了万柏林支行。但7月28日，他们仍被告知：这笔款当天无法提取。晚上，银、企双方对账发现，在山西智信网络公司拥有1.5亿元的账户里，只剩下了20多万元。

山西证券迅速向山西省银监局报告，并联合山西省银监局等部门清查山西证券及其控股的四家子公司在太原的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各个支行及其分理处的存款账目。

7月28日，建设银行太原市万柏林支行到太原市公安局报案。此后，太原市公安局又陆续接到其他银行关于票据诈骗的报案。案情就是命令，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组成了“7・28”专案组，对此案展开彻查。

7月28日，建设银行太原市万柏林支行首先发现伪造山西智信网络公司印鉴的诈骗案件；8月3日，交通银行太原市分行晋安、并东、府西分理处发现银企账单不符案件；8月5日，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旱西关分理处发现伪造山西智信网络公司印鉴的诈骗案件。经进一步调查，8月7日，建设银行太原市并州支行胜利桥东分理处发现银企账单不符案件；8月11日，农业银行太原市水南、双塔、漪汾街分理处发现银企账单不符案件……

“7・28”系列金融诈骗案涉及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这5家银行共73起案件，涉案金额10.38亿元，犯罪嫌疑人35人。山西证券公司、山西智信网络公司、深圳广赢投资公司、山西万通资产公司等四家“山西证券系”企业共“蒸发”银行存款8.8亿元，另有数家企事业单位超过1亿元的银行存款“不翼而飞”。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重重迷雾被拨开，“7・28”系列金融诈骗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绝大多数案件的作案手段雷同，而且是数个团伙分别作案，各个团伙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如朱玉杰以建设银行为作案对象，而胡吉贤主要选择股份制商业银行下手，王力民则主要以农业银行为目标。

他们的作案手段一般都是金融掮客和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通过私刻印章、伪造转账支票等方法，将银行存款转至金融掮客的账户，再以直接提现、办理质押贷款、转为承兑保证金等形式骗取巨额资金。

此案中的一批支行行长和分理处主任纷纷落马，他们被媒体称为“银鼠”，这些“银鼠”利用自己在支行或分理处中担任第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把储户的存款用于账外循环为自己牟利，或通过内外勾结等手段，悄无声息地把银行的巨额资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每一起案件中，均涉及金融掮客、“银鼠”、存款客户和中间人等环节，一般是中间人以高息为诱饵拉来存款客户的存款，金融掮客通过“银鼠”的协助，如私刻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和伪造转账支票等方法，将存款挪到其他账户。他们各怀鬼胎，各有所图，结成同盟：存款单位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息或好处费，“银鼠”是为了多拉存款，完成上级下达的存款任务，而金融掮客的目的则更为明确，就是骗取巨额资金。

“金融掮客”在资金的腾挪转移中创造财富神话

大约是2000年以后，太原市出现了一批从事“资金运作”的金融掮客。这些人活跃在银行巨大的管理漏洞中，投机钻营，靠玩弄银行资金而一夜暴富。朱玉杰、胡吉贤、田志刚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朱玉杰，“7・28”系列金融诈骗案中的第一要犯，太原御龙工贸公司、山西银鑫科贸有限公司、山西德利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底曾获得“中国当代慈善企业家”光荣称号，还是山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山西省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头顶上笼罩着很多光环的人。1992年朱玉杰创建了山西英特集团，这是一家涉足建材、医疗研究、药品生产、餐饮娱乐、影视制作、环保产业等领域，在山西拥有10多个子公司的综合性企业。1996年他又创建了大同英特俱乐部，因举办过两次赈灾义演而名噪一时。

胡吉贤，绰号“胡秃子”，早年曾是太原市河西某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名内保人员，后来他抛弃了“铁饭碗”，成为太原市较早下海的弄潮儿。胡吉贤曾称在北京投资了典当行，经查并无此事。胡经常去澳门，他把很多钱通过地下钱庄转到了澳门的。据说在著名的葡京大酒店他花巨资承包了一个豪华赌厅。

朱玉杰、胡吉贤等人最初主要是通过给银行拉存款，以获得银行分支机构的信任，然后通过自己设立的公司，帮助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从中牟取不菲的利差或中介费。在长期的合作中，他们和“银鼠”互相依存，获取了不少的共同利益，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成为“亲密战友”。

朱玉杰、胡吉贤们逐渐不满足于做赚点中介费的小角色，开始关注利润颇丰的产业投资。他们背靠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行资金，打起了“借鸡生蛋”的主意。他们利用高息揽储或协议存款的资金有“冻结期”的特点，挪用银行资金投资产业回借给其他企业而坐收高额利息。银行几乎成了他们24小时服务的提款机，在腾挪转移中成千上万元的银行资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资金贩子”，许多企业老总、个体老板都绞尽脑汁，希望能打进他们的交际圈，以获得更高的存款利息和更多的贷款机会。他们的“马仔”每日的必修课就是“盘点”申请面见“朱总”、“胡总”的人员名单，按照背景、事由、申报时间等，安排召见时间。他们“业绩”最辉煌的时期，上千万元的资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便捷程度不亚于探囊取物。每天，他们身边都聚集着目的不同的各色人等，固定的节目就是上饭馆、下歌厅，夜夜笙歌，邀酒买醉。

就这样，金融掮客与“银鼠”一起成功地建造了一个独立于银行信贷系统之外的资金体外循环链，正是由于金融掮客的“实业投资”的回报不尽如人意，使这个资金链中的某一环节发生了断裂，“7・28”系列票据诈骗案才东窗事发。

分理处主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分理处是银行最基层的组织，分理处主任负责分理处的日常经营，包括存款和取款。银行对分理处主任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存款的数额，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更关系到他们的升迁。据说，某一分理处若能成为若干家支行中的“状元”，这个分理处就有可能升格为支行。这样，吸收存款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分理处主任头上。

分理处主任为拉存款而绞尽脑汁、疲于奔命，这时金融掮客就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比如胡吉贤的生意做得并不大，所办公司多为空壳公司，但他的能量却不能小视，许多分理处主任都知道他是一个“倒钱”能手，他能够拉来大额的存款，甚至能在银行内部考核的关键时刻，把数千万元的存款存到分理处的名下。

在“7・28”系列票据诈骗案中，与胡吉贤有关的有三个分理处主任，他们是交通银行晋安分理处主任周晋云、农业银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和交通银行并东分理处主任李瑛。

周晋云，女，32岁。大约九十年代末，周晋云还是交通银行河西某支行的一名工作人员。一天，胡吉贤的一张磁卡发生了故障，周晋云帮他处理，两人就此相识。周晋云的精明干练作风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胡吉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晋云调到了另一个分理处，胡吉贤主动把100万港元存了进去，完成了周晋云的存款任务。周晋云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感动，热泪盈眶。2003年4月，周晋云到晋安新村分理处任代主任，主持工作，为了拉大客户完成存款任务，她主动找到了胡吉贤，从此双方越走越近。据他们下属的工作人员回忆，此后“两人关系很是密切”。

从2003年7月至2004年案发，胡吉贤先后把2亿多元拉到了晋安分理处，作为回报，周晋云则在转款、购买支票等方面为胡吉贤提供多种便利，并应胡吉贤的要求，指示下属为存款客户出具虚假的对账单。2004年5月，周晋云收受胡吉贤送的价值26万余元的本田雅阁轿车一辆。

张建国曾说自己“走到这一步是迫不得已才和胡吉贤合作”。1996年他从部队转业，由于他工作卖力，业绩突出，2001年便当上了分理处主任。

张建国的第一个老师是范光华，对他进行了违规经营的“启蒙教育”，比如如何账外经营、如何高息放贷。后来在农行龙城支行任客户部经理的张建国又认识了拥有多家公司的“大老板”魏家汉，在票据诈骗的路上越走越远。但魏家汉的人品、信用极差，经常将好处费独吞，挪出去用的资金也是有去无回。

张建国一直生活在窟窿无法填补的噩梦里，2002年3月，已是农业银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的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胡吉贤。胡当时在河西搞房地产，很有实力。胡对他说：魏家汉不是个东西，你别和他来往，我想办法把你的窟窿补上。不久，胡告诉他可以从北京帮他拉回4亿元存款，不但可以把魏家汉的窟窿补上，自己还可以有钱用。张建国听后将信将疑。后来，胡吉贤果然拉来了2亿元存款，1亿元存在了农业银行，1亿元存在光大银行。胡吉贤还告诉张建国，他不要回扣，条件是“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

几年间，张建国分别与魏家汉、胡吉贤合伙进行票据诈骗，给农行漪汾街分理处造成了1.46亿元损失。此外，在2004年4月到6月间，张建国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3000万元公款供他人使用，获取了153.5万元的高额利息用于归还个人债务。

2004年7月28日，也就是建设银行太原市万柏林支行到公安局报案的那一天，张建国请胡吉贤吃饭，说起建行的案子，张建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胡吉贤赶快还款，当时胡吉贤挪用农业银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资金有1亿多元的缺口，胡吉贤答应立即到北京去想办法。然而在这次午餐后，胡吉贤便销声匿迹了。8月2日，张建国接到上级清查账目的电话，他慌了手脚，第二天便逃离了太原。临走前，他写了一封信放在办公桌上，大意是求告银行的各位行长再也不要让他完成拉存款的任务了，这种金融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否则都要犯错误等等。这封信还列出了与他往来中的欠钱大户的名单，有范光华1000多万、魏家汉1000多万、胡吉贤1亿多……最后张建国还写道：“什么也说不清，怎么能说得清？”

在法庭上，说到自己留给上级领导的那封信，张建国哽咽着说：“我写信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领导，我是为了工作而被人骗了。同时写清了欠款的去向，也是希望能抓住实施诈骗的人。”而对于逃亡北京，张建国则辩称是为了找胡吉贤要钱。

“胡式诈骗法”三部曲要义解读

1999年6月至2004年1月，胡吉贤先后成立了5家公司，这些公司下面没有实体，没有业务往来，除了在北京设立的一家公司外，在太原的4家公司只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套财务人员，由胡吉贤的姐姐张香林任财务主管，但资金流向却异常复杂，涉及9家银行，65个网点，69家企业，其中太原市的50家，省内8家，省外12家。胡吉贤的5个公司在太原的各家银行共开设了28个账号，其中在交通银行就有6个账号。

有了这些铺垫，胡吉贤开始大展身手。

“胡式诈骗法”的第一步是帮助银行大量拉存款。胡吉贤在社会上招募了一批“中间人”，以给他们和存款单位高额好处费为诱饵，胡吉贤经常对这些中间人说：你拉回来1个亿，我就给你1100万，刨去给客户的，剩下的就是你的！这些中间人和存款单位签订《财务咨询协议》或《技术服务协议》，实际就是“拉存款协议”，将从存款单位拉来的存款存入胡吉贤指定的银行。而作为回报，胡吉贤会通过中间人给付存款单位6%～11%的好处费。一时间愿意为胡吉贤效力的大有人在，而很多存款单位也见钱眼开，认为这“坐收渔翁之利”的好事岂有拒绝之理？就这样，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胡吉贤指定的银行。胡便取得了银行的信任。

第二步，胡吉贤有时会和存款客户达成默契，允许他在一定时间内动用这笔存款或存款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如果存款客户不同意，胡吉贤就对“银鼠”进行拉拢腐蚀，互相勾结，采取私刻存款单位的印鉴、更换客户预留印鉴卡、用假印鉴伪造转账支票等手段，将存款单位的巨额存款转入胡吉贤控制的公司或与其相关的公司账户。

第三步是将已骗得的赃款经过多家银行多个账户，多次分解整合后，有的归还存款单位；有的转为承兑保证金办理承兑汇票，并由李虹等人违规贴现，将贴现的现金据为己有；有的甚至假借存款单位的名义用假印鉴在一些分理处开设账户。这个过程可谓眼花缭乱、错综复杂。胡吉贤逐渐形成了链条式、滚动式的资金运作模式，其实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达到骗取巨额资金的目的。

2005年7月，“7・28”系列金融诈骗案一审开庭，本案犯罪嫌疑人多达35人。遗憾的是，朱玉杰、胡吉贤等4名主犯在逃。

此案目前仍在庭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