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红墙”的画家

自1949年中南海丰泽园的居所挂起《荷花图》（张大千所作）以来，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陆续流入红墙之内，变形为大陆政治符号的组成基因――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场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还是领导人出访所携带的国礼名册中，恢弘的绘画作品，总是必不可少的装点要素。

统计显示，仅就中南海一地而言，建国后至少有500名画家曾为中南海作画。这些画作的图片，后经中央办公厅主管的出版单位结集成册，以《中南海珍藏画集》示人，使得外界也可略品中南海画作。

事实上，在长长的作者名单中，除去像张大干、齐白石、傅抱石这样的公认名家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对于大陆绘画界来说，不太热门的名字，这显示出中南海在画作鉴赏上的独特趣味。

政治绘画的技术指标

对于中南海的经典画作，外界多半眼熟，但只知其画不知其名，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时，立于各委员身后的雄浑国画。此画创作于2001年国庆前夕，名为《雄峙》，由山东画家张登堂创作，书法家欧阳中石题款，体量为6.2米×3.2米。

同样身为政治舞台核心地带的人民大会堂，也盛产这一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红墙画作。逢中央领导人换届时，新任常委从会议室走出，步入东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常委们身后色彩柔和的国画，即为创作于1994年的《幽燕金秋图》。画作上题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系出自诗词《浪淘沙・北戴河》，睹画品词，眼前之景别有味道。

进入2000年后，又陆续有一批新作进入中南海，悬挂在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场所。这其中包括《锦绣江山听涛声》等。胡温新政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后，又有名为《和谐美好并蒂莲》这样新创作的国画流入。

什么样的画作可以进入中南海？据了解，尽管中南海的藏画门类，从山水、人物，到花鸟、鱼虫不一而足，但绝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尺寸巨大。

如工笔花鸟画家喻继高，在1998年秋天收到来自中南海的邀约，请他为中南海接待大厅创作一幅工笔花鸟画，尺寸达到8.25×2.8米。北京方面希望他能在1999年国庆前夕完成这幅超过23平米的作品。

大陆媒体报道说，当时已68岁的喻继高，在近10米高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共耗时100余天才创作完毕巨幅的《苍松瑞鹤沐朝晖》。这4张半的特型宣纸，几乎就是一面墙的体量。被送到北京荣宝斋后，又经过近一个月才装裱结束。一共裱了五层，三层宣纸，一层绢，一层布，重达几十公斤。该画由书法家启功题词。

而在此前，喻已创作了一幅4米×1.46米的《松鹤长春图》，被悬挂在主席办公室，以取代老画――由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爱新觉罗-溥佐早年绘出的《松鹤图》。《松鹤图》的画面尺幅较小，且开始泛旧。

另有一位曾走进中南海的画家表示，当他将样稿送到有关部门时，反馈回来的意见是，如果画成巨幅会更有气势。在更多的作者描述中，擅长巨幅画作的画家，被中南海青睐的机率会更高一些。

这些被选中的画家，来路身世不尽相同。大多数进入中南海作画的缘起，是逢七一、十―节庆，中南海有关部门需更替一些场所的画作；而他们得以能到中南海挥毫的缘分，则在于通过了一套成形的评估机制。

上海画家周成于2004年11月受邀进入中南海，画成《九龙揽胜》等3幅。周对上海本地媒体透露，他的画被悬挂在怀仁堂。

周成说，怀仁堂选国画前，中央有关部门为杜绝人情关系，派人出京在各地筛查人选。第一阶段从北方几个省着手，后来又将目光转移到浙江、江苏等南方省份，都不尽如人意。后经地方文艺界的老领导推荐，先评估周成的作品画册，再回京查询他的个人资料，确定邀请他赴中南海作画。

创作的前夜是难熬的。周成说，事前不知为什么会选择他，事先对领导人的画作喜好也一无所知。

红墙画作的政治功能

事实上，有时中南海也会对画家的创作有细致的要求。

1980年初夏，故居开放前夕，画家邱瑞敏被时任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以及中央警卫局领导请到中南海，为故居绘制两幅全新的油画，画作的主题设定为还原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的生活片段。

这次命题作画所调动的人力极多，不仅构图想法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曾任秘书）口述，中央老领导警卫员也提供了大量生活细节，如爱抽烟，刘少奇常穿布鞋，在夏日偏爱穿短袖衬衫。此外，为了更好地运用油画造型严谨、有立体深度的技法优势，又从中国青年话剧院请来演员，按草图进入角色。画家安排每一处细节，俨然成为大片导演。

画作初稿出来后，胡乔木看得很仔细，原画面上只有一只圆桌子，他说，刘少奇、陈云要放茶杯就太远了，既不方便又不合理，于是画家在画上加了一只台子。整整4个月后，名为《共商大事》的中南海油画才大功告成。

政治对于红墙画家的创作渗透还不仅于此。许多走进中南海的书画创作者，因其出色的艺术造诣，也会被有关部门委托创作书画，成为礼品。作为政治延续产物的意味，自然要透过画作来进行有效传递。所以“懂政治”，也是红墙画家的显著特质。

2005年4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通知吴进良等六位画家，希望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绘制出优秀画作，作为中共领导人赠送给主席连战的礼物。

吴进良此前已有数幅画作为中南海收藏。这次接邀之后，吴想到将紫藤画成龙的形状，代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血浓于水、同根同祖的关系。又画出两只大公鸡，9只小鸡，其中一只小鸡离鸡群稍远。吴进良解释说，这只孤单的小鸡代表宝岛台湾，总有一天它要回归鸡群，九九归一。

9个小时后，一副充满政治寓意的《合家欢・大吉大利》跃然纸上。大陆媒体报道称，主席在看过画作后，曾称赞“画好、创意好；懂政治、讲政治”。事后吴进良访台时，获连战招待。连战对吴笑称，将来你在大陆画鸡，我在台湾帮你售鸡。

实际上，红墙画作的价值很难以用金钱来量化。如创作了众多仙鹤题材的红墙画家喻继高，被人问起为中南海作画有多少稿酬时，喻称自己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艺术家，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与赏识，没有拿钱的道理。

而一般情况下，一旦画作被中南海收藏，作者都会收到一份由中南海某管理部门发出的收藏证书，证书中会有详细编号。如中新网曾在2002年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向南京画家万武宏颁发了其作品《珍珠泉韵图》的收藏及使用证书。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但稀缺的荣誉授予，使得画家经“中南海”三字加持之后，展现出附加效应。在书画中介市场上，不断传出打出球的噱头，中介业者将中南海画作照片贴出，明码标价，声称可约原作者再创作出相似的绘画。在许多书画中介人士眼中，“红墙画家”已是提振身家的卖点之一。（实习生黄轶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