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4－0010－05

21世纪伊始，东北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展进程不仅对区域一体化的参与者来说具有特别的迫切性，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东北亚国际次区域的发展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占据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很大比重，成为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国际要素。在这一区域有世界上两个最大黄金储备国，这里集中了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储备，其意义是无法估价的。据统计，这一区域劳动力数量占全球的1／3。

其次，这一区域的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技术进步起很大作用。

第三，东北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通过将亚太其他国家吸收到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扩大其经济潜力。东北亚各国不仅是这种互动的发起者，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最近几年，这种互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考虑这种互动就无法对东北亚经济作出完整的估价。

区域内经济联系在促进发展上的作用日益增长。例如，东北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一直在增长。1985年区域内贸易只占区域对外贸易的22.35％，1999年增至45.37％，2003年汰51.8％。这已十分接近欧盟61％的水平，并且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45.8％的水平。

外国直接投资也向区域内部化发展。例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吸引了170个国家的投资。1990年仅从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吸引的投资就占吸引外资总额的54％，1996年为58％，1999年为61％，2005年超过了70％。

世界主要对外投资国的资金投向也转向亚洲。自1990年起，日本的投资迅速向亚洲区域集中：在21世纪初年亚洲只占日本对外投资的27.8％，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接近结束时这一份额已达52.7％。韩国对外投资也从北美洲转向亚洲。

最后，2005年12月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以及在这一框架下建立亚元外汇体系的设想，表明区域内已提出进行体制和金融一体化的总目标。

尽管许多研究对如何推动建立东北亚区域协作机制问题作过探讨，其中对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建立某种东亚一体化集团予以特别的关注，但要实际建立包括东北亚三个最大国家在内的经济集团似乎还遥遥无期。

在实施三边一体化(通常体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议)的体制化上存在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东亚三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有日益重要的意义、三国均认同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历史及文化的共同性等等。但这一进程频频遭遇各种现实的难题：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区域主导权的竞争、领土纠纷以及在对美关系上的差异。其中的许多因素是历史遗留的，但却对未来有持续的影响，因而期望在短期内建立区域性一体化联合体的想法并不现实。东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商业联系，而不是建立在国家间协议的基础上。有一种预测认为，“近期内各种区域一体化方案之间的竞争将导致区域内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竞争的尖锐化”。这种预言暂时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如果说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显示出该区域的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摇摆的影响过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催化剂，并在现实中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倡议，以弱化世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紧随其后较高的经济增长期和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区域内各国在很大程度上转向扩大内需，并通过国家财政投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外贸发展减缓，一体化的活力有所下降。

在现有条件下，区域内经济合作演化出各种模式，其作用并非要替代关于自由贸易的三方协定，而是经济一体化的前奏，且为这种一体化创造良好的基础。这些模式包括在个别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特定地带的共同开发，交通、能源和金融一体化的一些形式，以及东北亚国家与其他区域性联合体之间的合作。

由于立即建立包括东北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和近期“三驾马车”(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均不可能，三国中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与东盟的合作。与此相关，在2010年初，三国都各自签署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一中国、东盟一日本、东盟一韩国模式。在发展与东盟各国合作的同时，加强东北亚三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使得“东盟+3”模式或前述的东亚共同体的合作体制化成为可能。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的、且展示各种效益(主要是GDP增长和外贸总量增长)的计算结果，通常是作为贸易合作体制化的好处的基本事实加以使用的。此外，还会产生特定的地缘政治后果，表现为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减弱、区域内经济政治联系的作用提升。

在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框架下的另一合作领域是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东北亚“三驾马车”不仅大力发展本国交通网络，同时还就建设高速铁路系统和江海联运达成协议，从而开始构建连接中日韩的环形交通体系。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可显著提升三国之间的游客流量和货物流量，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客货运输开辟新的前景。此外，海运线路过长和缺乏可靠性，迫使东北亚各国寻求更为安全快速的线路，以便从非洲、中东运回原材料和能源，将自己的产品运往欧洲。与此相关，东北亚所有国家都在研究各种连接欧亚的铁路桥建设问题。也包括利用俄罗斯铁路干线的问题。中国对这一设想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在近年它一直致力于本国铁路干线的现代化和铁路网络拓展。在这一领域的协作不仅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周转额的增长，同时也可推动区域内港口、物流的发展，以及促进朝鲜交通领域的发展。

能源合作模式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日韩两国早就成为能源净进口国。日益增长的需求迫使它们在这一领域寻求新的合作方式。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高速增长。这不仅引发了建立石油储备的必要性，而且也须在区域内和区域之外寻求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产地。不过，在这一领域未必能够形成三方合作体制，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资源的竞争者。

因此。尽管在东北亚的“三驾马车”框架下都有推进各种形式的三方合作的意愿，但在国家层面上具体贯彻这些合作措施大多遭遇到一系列客观障碍。这一情况还被以下事实所证明：本区域三个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竟不能实施强有力的超国家规划，为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吸收经济上不那么发达，但却具有同等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区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如朝鲜、蒙古和俄罗斯。

对于东北亚在金融方面的区域间合作须加以特别的关注，这一进程通常体现为双边和多边合作方案。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我们认为还包括区域合作的一系列根本转向。与贸易合作方式不同的是，东北亚的金融合作已经具有一定的体制框架。同时，所有上述协议都是多边协议，既包括东北亚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国家，有时还包括亚太区域的其他国家。东北亚国家在金融领域

直接协作的一个例子是“1989年关于建立区域内专门的金融组织的设想”，这一理念在1991年关于建立“东北亚开发银行”的建议中得到延续。如果说此前金融领域的合作方案都带有为防范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而相互保障的性质，那么后一方案的目的则是对共同区域经济开发项目进行直接投资，首先是交通和能源项目的投资。尽管这一倡议具有良好的前景，并为推进和深化东北亚经济合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这一方案的实施仍然遇到很多问题。此次金融危机也有可能造成影响，使得建立上述银行的进程被拖延。

不断加强的金融合作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东北亚各国经济独自发展、在20世纪的下半叶的某个阶段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形成经济社会跨越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已经接近终点。这一区域同样被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所笼罩，必须在这一区域的国家间尽快建立和推进有效的金融和货币协作，这一课题已经显得日益迫切。2005年12月14日东亚16国领导人签署的宣言证明，参与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新途径。在很长时间里，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一直是贸易和投资，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建立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的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更为引人注目的协作领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清楚地体现出区域内国家间在金融领域一体化上的显著分歧，它也使东亚国家懂得了加强金融合作的必要性。显然，东北亚国家没有对防止和控制这样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它们对自己的茫然无助和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过度依赖感到愤怒。它们懂得了，是西方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制造和强化危机，并把自己的资本从这一区域抽走。正因为如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亚国家在组建国家间水平上的金融架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无数事件中，可以挑出三件对于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影响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是在《清迈协议》框架下的区域外汇互换体系的形成，二是在中国、俄罗斯远东、越南和朝鲜边境地带形成的特别外汇制度，三是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亚元)方案的进展。

一、《清迈协议》

东北亚与东亚金融合作的总体框架是由《清迈协议》确定的，其最终目标是为保障区域内国家间相互援助和财政支持而签署一项区域间外汇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在东亚制定和强化货币流动性措施，在金融危机期间保障成员国货币的流动性。

《清迈协议》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涵盖东盟13国和外加3国(中、日、韩)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货币回购机制。2005年签署了总额为585亿美元的16国货币互换协议(与东盟国家总协议一道签署)。目前，在《清迈协议》框架内为保证外汇稳定，已经在双边协议框架下投入900亿美元，其中350亿美元来自东北亚国家(见表1)。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是为了保障协议成员国在支付能力遇到短期的匮乏时的货币流动性。东亚国家懂得，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负面影响的扩散必须加强区域合作。这些措施对于保障金融稳定，预防极端的危机现象或国家金融体系失灵做出了贡献。在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正是由于金融体系的失灵导致了金融问题的迅速蔓延。

但《清迈协议》由于参加国之间的互动均通过双边协议来调节，众多的参加国使得实行机制过于复杂。有鉴于此，2007年通过建立“亚洲稳定基金”使得《清迈协议》在多边基础上获得了进展。在这一框架内，中、日、韩以及其他十国达成协议，各自从本国外汇储备中出资建立专门的稳定基金，必要时可动用这些头寸预防区域内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这一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尝试摆脱对国际金融体制的依赖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逼迫该区域内的国家进行非常规的经济改革。基于一系列峰会的磋商，中、日、韩与亚洲十国就组建总量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所需的份额达成了协议。日本和中国分别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东盟国家共出资240亿美元。基金的头寸可在反危机援助的框架下以借债的方式予以提供。基金的主要目的是扶持短期流动性和提供外汇储备。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就签订了互助协议，在此框架下建立了储备基金。此外，2009年在年度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日本又宣布准备提供总额600万亿日元(61540亿美元)以扶持受金融危机之害的国家。

二、俄中边境区域的金融尝试

在区域金融实践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在一系列边境省份进行了外汇制度的宽松化尝试。从我方的立场看来，在这一进展中俄远东的进程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俄中经贸关系推进在很多方面受到两国本国货币功能化特性的制约。人民币甚至不属于有限可兑换外汇，因而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籍公民都不允许将人民币携带出境(及入境)。俄罗斯卢布也有类似的限制(尽管稍微宽松一些)。贸易业务通过等价的美元来进行，衍生出额外的换汇成本以及与中介货币汇率变动相关联的风险。沿边地带日益增长的贸易活力，对于使用更为便利的金融杠杆提出了要求。2002年在上海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区域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其中包含了尝试用卢布和人民币直接结算的内容。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中国黑河的银行和银行分行均获准进行这类结算。《协定》的核心思想是把边境贸易中的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自然人在过境时携带现金的结算方式转变为银行间结算的形式，同时放宽了外汇业务中对卢布与人民币之间自由兑换的限制。中国政府允许中国银行和企业从俄方贸易伙伴那里接受该国货币结算(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接受美元或人民币)。这也开了允许卢布在境外业务中合法使用的先河。

2005年，这一尝试得到推广。在俄罗斯的六个区域的银行被允许进行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业务以及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赤塔州、犹太自治州、阿尔泰共和国。中方获得卢布业务上类似许可的有黑龙江、吉林省和内蒙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这一尝试所带来的效果可归纳如下：(一)为进行对外经贸业务创造了更为良好的环境，首先是使中国在俄经商人员和俄罗斯在华经商人员的收益遣返渠道问题得到了解决；(二)为在试验区内吸引更多的银行客户提供了新的刺激因素，这一方面是在履行外贸合同时有意使用本国货币的法人，另一方面是通过银行结算方式将资金汇兑到境外的自然人；(三)通过开设外汇汇兑账户而利用银行间借贷，扩大了银行的储备金资源；(四)减少了外汇黑市，可对外贸过程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并对之进行更为可靠的调控。

三、亚洲统一货币(亚元)方案

应特别注意超国家计划在推进双边关系一体化进程中起到的显著影响，这些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将根本改变亚太系统的特征。

2001－2003年，该区域内的一系列金融组织

对构造东亚国家共同货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一系列研究中心参与了这项研究。它们从理论上证明，东南亚国家、日本、中国和韩国可以构建一个货币共同体，这个货币体系在承担区域外汇的功能上在很大程度上要优于美元。同时，它们还证明，通过这一货币可以对东亚的贸易平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促进区域内的货币流动。

2006年，亚太货币一体化进程持续表现出活跃性。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以及区域内最大的几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代表纷纷发表宣言，人们据此判断亚洲统一外汇的方案已经进入了实际实施的阶段。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许诺：从2006年开始，亚元将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货币，并且在可见的将来取代现有的国家货币的地位。

一旦在亚太区域出现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则它对整合为一个货币体系的经济，以及对与之相邻的俄罗斯的积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在亚元出现之后亚太区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动也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其中，俄罗斯在亚太区域的定位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如何在世界经济的各种“中心”――北美、欧洲和东亚协调国家利益，涉及对所使用的外汇杠杆的结构做出抉择。因此，金融领域的合作在保障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的稳定发展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体制和推进亚洲统一货币的建议，可以推动区域内国家建立起稳定和高速发展的财政体制。

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过程完全不同。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的动机加以保障，而不是由国家推行的制度上的一体化来保障的，制度一体化的进程显著落后于经济合作的速度。暂时，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的和半正式的联系方式，以及达成共识的机制。

作为整体的东北亚及其各国都成为令人关注的目标，用于检验财政和货币合作是否比贸易生产投资合作在更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发动机。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是接续性，先进行贸易合作，然后是货币合作。但有一点是已知的：金融合作带来的利益是随着贸易合作水平的增长而增长的。主张“新区域主义”的东亚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集团：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区域内贸易整合基础上的地区。

四、俄罗斯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

俄罗斯东部地区参与东北亚的一体化进程，一直受到一系列客观局势的困扰，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领土和人口密度上的差异、民族和文化差异以及地理因素(与中日韩不同，俄只有一部分领土属于亚洲，并且没有经济、政治上的自主性)。所有这些因素对俄罗斯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体制化进程造成了特定的障碍。尽管如此，俄联邦及其远东地区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其中，包括俄罗斯作为未来东北亚开发银行的成员，其资本应当占总股本的7％，这将使它成为这一项目中与中国、日本相同的最大股东，使它将来有权在需要的时候在开发亚洲的项目实施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俄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另一个金融领域的范例，是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尝试和推广本币结算。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方面，俄罗斯实际上一直在潜在的多边合作中保障了原材料需求，并提供了自己的交通网保障东北亚与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

关于俄罗斯如何加入地区内正在进行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我们可以设想出不同的模式：

(一)按照“东北亚三强+俄罗斯”模式构建贸易一体化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俄扮演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同时又是东北亚国家投资(主要是在原材料领域)的接受国。这一模式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只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这是因为，俄传统上不是东北亚国家，它的经济政策是以欧洲方向为其发展重点的。与此同时，它并不被亚洲国家认同为区域经济合作完全的参与者，因为它与其他国家在民族、地理、政治和经济特征上都有显著的不同。此外，建立一个包括“东北亚三强”的，在对俄关系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集团的设想，又受到中、日、韩围绕俄原材料和市场份额竞争的困扰，以及一系列政治分歧和领土纠纷的妨碍。有鉴于此，更有可能在相邻国家的边境地区建立一种局部的自由贸易区或经济特区。理论上，大乌苏里岛(黑瞎子岛)、图们江人海口以及千岛群岛的南端(即日本所称“北方四岛”――译者注)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特区。

(二)目前，以双边贸易协定为先导，在个别领域、地域和企业之间推进的经贸合作方式。2009年签订的《俄远东及东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就是这种合作的范例之一。这一模式下一步可能向更多的伙伴在个别领域、在实施一些个别的远景规划方面推进双边合作发展。不过这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东北亚邻国(在中俄之间是中国)首先倡议的，寄希望于俄方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经常性让步。在这种合作方式中，外国投资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增长，主要是在一些关键经济部类(战略资源领域)的关键项目上，外国合作伙伴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继续实施这一模式须对东北亚国家合作的战略进行仔细的研究，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利益，明确而详尽地确定外国伙伴参与实施俄领土上的共同开发项目的界限(地理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界限)。必须更加准确地确立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政策的目标，确立能够规范自由经济区活动、吸引外国投资、边境贸易、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动的法律基础。在这一发展模式框架下，逐步摆脱原材料加工、鼓励在俄境内建立有外国投资并且俄罗斯工人占一定比重的高技术组装企业(包括汽车制造)，是一个方向。

(三)更广泛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潜力和邻近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有目的地实施扩大俄在东北亚国家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份额的战略。对原材料产地进行监控，从而加大这些国家对俄能源供应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俄推行更为刚性的经贸政策，在双边关系中通过操纵资源供货条件，以获得投资和更为优厚的商品价格条件。在远期，可考虑建设远东石油期货市场，这可以使俄罗斯主导本地区的石油贸易(2008年4月在圣彼得堡已经建立这样的期货市场)。它也可以起到原材料商品期货市场的作用，可以规范贸易市场秩序，同时也可以确立石油产品定价权，并获得林业产品定价权。尽管这一模式显得有些极端，且实施的可能性不大，但推行这一方案的先决条件俄罗斯是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