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立法保障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

作者简介：余雅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教育法学、未成年人法学、青少年发展与青少年政策。主要论著有：《构建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法律保障机制》《学生权利概论》《新编教育法》等，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科研管理》《系统工程》等期刊50多篇。主持课题10余项。

从国内青少年社会问题的现状以及国外性教育的实践来看，在我国学校中开展青少年性教育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虽然一些地方和学校认识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对中小学生实施性教育，但总体来看，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和普及还存在着较大障碍，有的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因此，在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下，需要通过权威性、强制性、带有引领性价值观的性教育法律规范，强力推进对青少年性教育的普及工作，确保青少年正确性观念、的养成，促成青少年健康发展。青少年性教育立法，必须明确和重点规范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以学校性教育为规范重点

现代青少年处于大量性信息和性刺激的环境中，同时，作为一个正常发展的人，其生理和心理上有接近异性的需求，用一味回避和封闭信息的态度对待是不可取的。正因如此，早在1988年，原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颁布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指出要适时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教育，正确引导、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1992年，卫生部监督司和原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卫生司印发了《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要求将青春期教育的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融入到中小学生健康教育的内容中。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以及《中小学预防专题教育大纲》等文件，都对学校性教育提出了要求。2008年，教育部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中小学每学期都要安排健康教育课，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学生将接触到有关青春发育期的相关健康卫生知识；高中阶段的健康教育课程将涉及避免婚前等部分内容。

然而，在我国，学校性教育仍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整体来看，由于我国缺少统一的性教育大纲、教材和系统的性教育课程，性教育只是渗透在学校的生物、心理健康、体育和思想品德等课程当中，内容肤浅、简单，大多限于性生理知识的简单传授，缺乏性心理、性道德和性法治的教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性教育并非国家强制要求的必修课程，学校性教育课程开设状况未纳入学校教育评价体系，在高考、重点率的指挥棒下，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性教育教师，性教育师资严重缺乏。性教育教师多为兼职，大多数本身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性知识，有的把性教育课上成避孕知识和性病防治课，有的则是缺乏正确的性观念从而误导学生。

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以及长期以来性教育的空白，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系统的性教育，他们本身对性知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和理解，而且很多人耻于谈“性”、害怕谈“性”，更不主张学校对其子女进行性教育，担心子女因此而误入歧途。由此看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子女提供性教育的帮助和指导是极其有限的，这也造成了我国家庭性教育普及率极低、青少年从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处获得性知识极少的现象。而且由于价值观的裂变和现实存在的代沟，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友情、恋情、爱情、家庭等方面在观念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要想主要依靠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普及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是不切实际的。

法律是一个设定义务和规定权利的行为规则体系，“法律的存在最起码要使某种行为具有义务性”。[1]截至1992年，美国已有17个州立法实行性教育，另有30个州立法“建议”地方校区提供某种特定形式的性教育。[2]瑞典则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使性教育从选修课成为全国学校的必修课，还制定了九年“一贯制”学生性教育教学大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计划体制，也冲击了我国奉行已久的伦理文化。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如下岗、失业、价值观混乱、道德沦陷、暴力犯罪以及婚姻、家庭伦理真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给青少年性观念的形成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青少年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体现。而目前，我国大众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对其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学校作为国家公共教育机构，在信息时代应强化其对青少年在网络安全上的保护职责。公立学校系统除了具有教育责任之外，还是处理贫困、种族歧视、虐待儿童、青少年犯罪以及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机构。[3]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应当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做出强制性规定。而且，青少年性教育立法还必须以学校性教育为规范重点，将对青少年实施系统、渐进、全面的性教育作为法定的学校任务，依靠由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消费的现代学校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

二、明确性教育的基本概念与性教育目标、内容

1992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2006年进行了全面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从前述几个部门颁发的文件的名称和内容看，虽然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性教育，但都冠以“青春期教育”。可以说，“青春期教育”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也是中国人谈“性”色变的心理在措辞上的真实体现。然而，青春期教育并不等同于性教育，也不可能替代性教育。

一则，从教育的对象来看，青春期是针对个体生殖器官功能逐渐成熟和第二性征出现的时期而言的，尽管不同学者在青春期的划分标准上各执一词，但都认为青春期是人发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和最重要的时期，年龄在10~20岁这个阶段之内。因此，青春期教育应是对年龄在10~20岁这个阶段内、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发育趋向成熟的青少年实施的教育。而性教育的对象还包括年满6~12岁的儿童，对处于童年期的“小学生”，也应具有实施性教育的哲学、心理学以及教育理论基础。[4]儿童不能成为性教育的断层，也应该接受性教育。正因如此，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瑞典、荷兰分别从7岁、6岁，美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性教育。[5]应该说，性教育是一个人从出生开始，终其一生都要接受的教育，青春期教育难以涵盖全部性教育。

二则，从教育的内容看，《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将青春期教育概括为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教育三方面。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学校青春期教育比较侧重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包括两性生理、青春期卫生、青春期情绪调控、人格塑造、人际关系等方面，教育的内容相对比较浅显。[6]而性教育是涉及人们对“性”的理解的教育，其内容不单单关涉性的结构和，还涵盖性心理、性道德、性法治等问题，目的是要产生社会和道德所接受的态度和行为，是性文明的完整理论体系。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该法将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性健康教育分别列举，体现了对学校性教育的重视和强调，也表现出对性教育与青春期教育的差异性认识。可以说，性教育是进行性道德与伦理和性文明修养的教育，是文明社会每一个人都要得到的教育，与青春期教育的目标、内容是不同的。

立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法律规范的具体性和准确性，以便于“法”的适用和遵守。用“青春期教育”指代，导致了性教育内容的不确定和性教育目标、功能的虚化，以及学校性教育难以全面、系统、有效地开展。性教育是有其具体内容和特定教育目标的教育，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规定及价值目标看，我国已将性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的任务之中。而专门的青少年性教育立法，应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性教育以及相关的基本概念，保证相关立法与教育立法的衔接。通过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解决法律之间的概念冲突问题，以利于学校性教育的实施，确保之后的性教育教材、教育行为符合国家的性教育框架与价值观。二是明确学校性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体系，将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必修课程。通过立法，确立性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保证各阶段的学校可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系统地进行性教育，使性教育成为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的职责，规范性教育的行为。

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域广阔、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青少年性教育立法不能不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性文化传统和地区发展状况。因此，在国家统一的性教育立法中明确规定性教育目标和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可授权各省、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民族文化传统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或实施细则，从而保证性教育立法的可操作性，保证每一个青少年都得到必要的、基本的性教育。

三、强调政府在青少年性教育中的职责

市场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求，但“市场在权利保护中只能起部分作用以及工具作用”。[7]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健康发展是其成长的必然要求，所以应满足其不同方面的发展需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青少年发展权在法律上的设定，其实是通过对国家、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父母及其他监护人义务的规定来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寻求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发展的同时，不能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转嫁给其他主体。针对性教育缺失以及青少年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我国的性教育立法应从以下方面强调政府的职责。

1.明确规定政府经费投入与条件保障义务

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一定的经费与条件保障，包括性教育的系列教材、影像资料、媒介器材、专业师资与咨询教室、性教育讲座、父母教育等等。在当前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应承担实施性教育的经费投入与条件保障义务，开发多种形式的性教育途径和计划，保证所有青少年能够接受基本的性教育，使青少年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2.明确规定政府实施教师培训的义务

从性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看，性教育涉及面广、专业性极强，这就要求性教育师资必须专业化。而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着专业性教育师资严重短缺、教师性知识匮乏、教育方法简单、教育内容缺乏计划性等问题。因此，在实施青少年性教育之前，必须对所有教师进行性观念、性知识培训，提升其性教育素养和协同教育的能力，提高专职教师开展性教育工作的水平。

3.明确政府的管理、监督职责

依照《宪法》和《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依法对学校实施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建立有效、切实可行的学校性教育课程的分阶段标准与督导制度，以及专职教师的资格认定标准，为学校性教育提供方向。另一方面，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建立专门管理机构，依据标准对学校性教育的条件、课程或其他有关活动、教师资格水平进行专业管理与监督，保证学校性教育的科学实施。

参考文献：

[1][美]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12.

[2]靳琰.中国与瑞典、美国学校性教育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3][美]保罗・C・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1,32.

[4]丁志芳.论儿童性教育课程的基础[J].中国性科学,2010(4).

[5]看看外国如何进行儿童性教育[DB/OL].www.省略/edu/content/2010-08/25/content_5186478.htm,2010-8-25.

[6]吴薇.中美两国青少年性教育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7]凯斯・R・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原书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