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乎情,止乎礼”看孔子对“情”和“礼”的把握

摘 要：在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情”一方面指发自人本性的情感和欲望，另一方面指人用于触发真情实感表达的自觉意识。而“礼”一方面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成为了个人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情”和“礼”在孔子人生哲学构建中既体现着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自由与秩序、内涵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又体现着礼应以情为基础、情应以礼为节制的联系。孔子对两者的把握原则为“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而在“中庸”精神追求下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正是其对“情”和“礼”关系把握的最高境界。孔子对“情”与“礼”和谐状态的追求体现着我国早期先贤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也对我们当今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有深刻启发。

关键词：“情”“礼”孔子 礼乐制度 中庸

引言

以“情”和“礼”为着眼点对孔子哲学思想中的感性和理性进行分析，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如：于莉莉在《论中的情与礼》一文中，立足于《孔子诗论》的文本，对其中所体现的“情”与“礼”的关系加以研究；王海成、卓在《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从说起》一文中，论述了从孔子到孟子、荀子的先秦儒家是以何种方法解决“情”与“礼”之间的矛盾，以此论述先秦儒家对“情”与“礼”关系的把握；梅晶磊于《发乎情，止乎礼――孔子思想中情与礼的辩证关系》一文中则以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孔子思想中情与礼的辩证关系。此方面论文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纵观近十几年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方法都仅局限于以文本为基础的论述，如以《论语》、《诗经》中的相关篇章为基础，对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进行探究从而得出“情”与“礼”关系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式虽直接明了，但不免浅显粗略。本文则在深入究析孔子哲学思想中“情”与“礼”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从孔子所构建的哲学命题本身出发，以抽象的推理方式对其中“情”与“礼”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探究，并将其与文本中所体现的孔子的社会实践一一对应验证，研究孔子对于“情”和“礼”的把握，并思考其社会意义。

一、孔子思想中“情”与“礼”的内在理路

“情”和“礼”作为孔子思考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何以立世的两个着眼点，深刻地体现着其人生哲学。为深入探究孔子对“情”和“礼”的把握问题，此部分首先对两者在孔子人生哲学中的内涵及其内在理路加以分析。

《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1这句话对“情”的叙述包括两层含义：一则为情是人与生具有的本性，所谓“情生于性”、“性自命出”；二则为天地万物的准则“道”都以情为基础，所谓“道始于情”。这是先秦儒家对于“情”的基本看法。基于此对孔子人生哲学构建中的“情”加以分析，可知其有两层内涵：一则为其所谓“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2，即发自人本性的情感和欲望；二则为人用于触发真情实感表达的自觉意识。这方面虽无直接记载，但于孔子对“巧言令色，鲜矣仁”3和“吾不与祭，如不祭”4的批判和愤慨中，可见孔子对虚伪“巧言令色”和缺乏真情实感祭祀的否定态度，反而言之则是对真性情抒发的肯定，孔子认为君子应当充分体现自己的真性情并将此贯穿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如此才能坦荡荡。这个层面的情实则强调的是人之于感情的能动作用，即唤起真性情表达的自觉意识。孔子对此之所以如此注重则正是因为“道始于情”，只有发自人本性的感情意识得到唤发，天地万物方才有道可言，人类社会才能有纲纪可寻。若非发自真性情，那么社会上只会充斥“巧言令色”之徒，又何言仁义？何言道德？由此观之，孔子十分强调情的重要性，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言“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5，孔子所提倡的道德实践都是以发自真情实感为基础的。

而孔子对“礼”的重视则源于其对“周礼”的追求6。周公作礼，追根溯源，是在殷商零散且不系统礼仪活动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而礼在殷商时期的初始含义，据王国维研究，是指宗教色彩浓郁的祭祀上帝和各种神灵的活动，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当时人们出于对天和神的敬畏心理，以祭祀表示对神的无限尊敬，以求多福。这种传统至周公系统化、完善化。周公使“礼”与“乐”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礼乐制度，并将此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志，所谓“礼不下庶人”7，从而使礼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具体、严密，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孔子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礼治”模式，如其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他将周礼世俗化、内圣化，使其一方面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一方面成为个人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如其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使礼具有一定伦理纲常的意义。由此来看礼的发展演变可知，礼在殷商时期是带有原始宗教主义色彩的对“天”、“神”崇拜和敬畏之情的表达，至西周系统化、完善化后，其对“天”、“神”的崇拜、敬畏转变为对统治者即周天子至高无上权力崇敬的表达，因而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贯穿礼发展过程的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使其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被“信而好古”的孔子予以强烈重视，并发展为人所以安身立命的道德规范，成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综上所述，在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情”一方面指发自人本性的情感和欲望，另一方面指人用于触发真情实感表达的自觉意识。而“礼”经孔子的发展、阐述，一方面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是个人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两者哲学内涵的形成均基于社会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们时间活动的能动作用。

二、“情”与“礼”的辩证关系

通过以上对孔子思想中“情”和“礼”内在理路的分析可知，“情”和“礼”在孔子人生哲学构建中既体现着一定的矛盾，又体现着一定的联系。

其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情自内而发，体现的是个体情感的自我表达，而礼作为理性思考的道德准则，体现的则是合乎群体的价值诉求。正如于莉莉所言：“情重视自由，礼强调秩序”10。这是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其二为 ，情作为人与生具有的本性，是“道之始”，是一切行为准则之所以立的基础，这是一种对内涵的追求。而礼所具有的宗教色彩和政治意义，使其外在形式和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种对形式的追求。这体现的是两者内涵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其联系表现在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为，礼应以情为基础；二则为情应以礼为节制。就第一方面“礼应以情为基础”而言，从上部分对“情”在孔子哲学命题中含义的究析过程中可知，孔子十分注重人用以激发真情实感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道始于情”，只有真情实感被激发，道德实践才得以完成。那么反过来讲，一切道德实践和万物的准则也只有建立在“情”的基础上，才符合道的要求而被真正付诸实践。孔子认为统治的最高境界为“民莫敢不用情”11，即民众发自心内地归服于统治者，而礼亦如是，只有以情为基础，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真实情感的认同，从而得以实施和完成。另外，从对孔子思想中“礼”的内在理路的分析中同样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礼在殷商时期作为最原始的祭祀方式，其中本身就源自人们的情感需要，即对天、神的崇拜和敬畏。之后经周公的发展，与乐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礼乐制度，而乐的本质，如孔子所言“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12，正是人感情的载体，因此礼与乐的结合就使礼的感情内涵便更加丰富。这与其说是以乐的形式丰富礼的内涵，不如说是礼为了更好满足于社会实践需求，而不得不走向与体现人类情感的乐结合的必然道路。综上所述，从“情”和“礼”在孔子人生哲学构建中内在理路而言，都可得出礼应以情为基础的结论。就第二方面“情应以礼为节制”而言，我们通过上部分对“礼”形成过程的探究可知，礼实质上是作为感情的载体而更有效表达感情、引导感情、节制感情的手段。殷商时期人们以礼的形式表达对天、神的敬畏之情，这表现了礼之于感情表达的作用；西周时期周公作礼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以引导人们对统治者权力的归服，这表现了礼之于感情的引导作用；随后孔子对礼的继承、嬗变赋予礼以规范个人道德情感的意义，这表达了礼之于感情的节制作用。显而易见，情是一种内在意识，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来表达，情以礼为载体，因此情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礼的节制。

三、孔子在实践中对“情”和“礼”的把握

孔子曾教育其弟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他本人也始终践行着这句话。孔子“发乎情，止乎礼”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孔子十分注重礼的情感内涵，他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14他认为不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祭祀是没有意义的，这样还不如不祭祀。其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甯戚。”15相对于奢侈浪费、仪文周到的形式，孔子宁可追求朴素节俭、情韵深厚的礼仪，正如《礼记・檀弓上》所云：“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对于曾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发问16，孔子反而问之曰：“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情感作为礼的基础的重视。

孔子又十分强调情应以礼为节制，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7，提出应以“礼”来节制“和”。而“和”的含义据《礼记・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知，“和”是人感情恰到好处的一种状态，而以礼节制“和”则正体现了情应以礼为节制。他认为当个人情感追求与礼发生冲突时，应当“克己复礼”，如此才能“天下归仁焉”18。他进一步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有耻且格。”19这表达了以礼制情在教化民众上的意义，七情六欲乃人之本性，但只有“齐之以礼”才能使民众有廉耻之心，对不当情、欲加以节制，从而归服统治。这正是所谓的“发乎情，止乎Y”。

孔子认为，对情和礼把握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中庸”的状态，正如其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0的评语，在恰到好处发状态中实现情与礼的平衡，方能最大程度彰显情之于礼的内涵、发挥礼之于形式的意义。孔子在总结自己生平时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1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正是对情和礼把握最高境界的体现，此时道德规范已经深入人内心情感，正如王海成、陈卓所言“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的”22，哪怕完全随心性行事，也不会超越礼仪制度的规范。

四、总结

孔子对“情”与“礼”和谐状态的追求体现着我国早期先贤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社会要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人心性的自由发展，而社会也需要一套制度体系指导人的心性往良性道路发展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有力支撑。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联系，实质上就是“情”和“礼”的辩证关系。如何让两者在被合理引导的过程中达到“和而不同”的状态，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思考的重要命题。而孔子对“情”和“礼”关系的思考及对两者的把握方法，则为人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重要思路。这一命题之后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述和发挥，内涵不断丰富完善，从而内化为中华民族传统独具特色的性格，对历朝历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社会，礼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美德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但孔子对“情”和“礼”把握的思路，仍然能为我们在新时代下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以与时俱进的机制引导人们在个人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共建和谐社会提供启发。

参考资料：

[1]鲁同群（注评）.《礼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

[3]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性自命出》.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2010年版。

论文：

[1]于莉莉.《论中的情与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9年5月期。

[2]王海成.陈卓.《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从说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2013年第3期。

[3]梅晶磊.《发乎情，止乎礼――孔子思想中情与礼的辩证关系》.《商业文化・学术探讨》，2007 年 12 月。

[4]汤勤.《孔子礼学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冰楠，1995年9月6日，女，汉族，河南洛阳市人，职称：学生，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专业：人文科学实验班（国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