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

【关键词】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

【摘 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该墓位于徐州市东郊，1995年由南京博物院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联合发掘。由于早年曾遭盗掘，能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证据至今尚未发现，人们只能根据其它非直接因素来推断墓主是谁。西汉时期徐州地区共有12代楚王，墓主究竟是哪代楚王呢？学者们经长期讨论，排除了第一代以及第四至第十二代楚王的可能，将焦点锁定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身上。认为墓主是第二代楚王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认为墓主是第三代楚王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以及墓中所见种种反常现象等。本文拟对两种观点加以辨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们的意见。

一、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及墓中

所见种种反常现象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总体结构采用轴对称布局，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椁室、后室及陪葬墓等组成。刘照建、张浩林先生认为：“狮子山汉墓多处具有早期特征，其巨大天井更是徐州楚王陵墓所仅见，是西汉竖穴崖洞墓向横穴崖洞墓过渡的体现，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点。”[1]孟强先生通过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葬结构的分析，也认为：“此墓仍处于竖穴墓向横穴式崖洞墓过渡的阶段。”[2]

西汉早期，葬于徐州地区的楚王先后有五位。他们分别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前201—179在位）、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前178 —175在位）、第三代楚王刘戊（前174—154在位）、第四代楚王刘礼（前153—151在位）和第五代楚王刘道（前150—129在位）。目前，西汉时期徐州地区所发现的楚王墓共有8处，属于早期的有楚王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和北洞山汉墓。楚王山汉墓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因有《水经注》的明确记载为依据，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因此，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和北洞山汉墓的墓主将只能在第二至第五代楚王间选择。刘照建先生认为，北洞山汉墓为第四代楚王刘礼的墓，因此狮子山汉墓和驮篮山汉墓的墓主只能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之间选择，又因为狮子山汉墓早于驮篮山汉墓，所以狮子山汉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墓，而驮篮山汉墓为第三代楚王刘戊墓。

刘照建先生的推理似乎没有问题，但细察却大有疑问。首先，刘照建先生推论的前提是北洞山汉墓的墓主为第四代楚王刘礼，然而墓主未必是刘礼，也有可能是第五代楚王刘道。到目前为止，关于北洞山汉墓墓主的观点不一，迄无定谳，因此，如果北洞山汉墓墓主不是第四代楚王刘礼，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狮子山汉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墓的观点也就无法成立了。其次，狮子山汉墓未必早于驮篮山汉墓。刘照建先生判定北洞山汉墓为第四代楚王墓、狮子山汉墓早于驮篮山汉墓的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的特点，但墓葬形制的变化通常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第四代楚王与第五代楚王的下葬时间仅相差22年，第二代楚王与第三代楚王的下葬时间也仅相差21年，所以刘照建先生的推理过于简单，其结论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狮子山汉墓与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的形制相同点甚多，仅仅依据墓葬形制的细微差别，即排出三墓的时代先后顺序，其结论过于勉强，难以使人苟同。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有种种反常现象，如：墓道口外巨石尚未移走，墓内塞石混乱摆放，大多数墓壁加工粗糙，一间侧室与其余侧室相比进深过小，后室壁面有继续向后开凿的趋势，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并未彻底完工。

不少学者认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这些反常现象与第三代楚王刘戊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的生平正相吻合，进而认定墓主应为刘戊。我们认为，正常的营建活动的确可因突然事件而中止，但突然事件不限于刘戊的兵败自杀，同样适用于刘郢客的突然去世，因此该墓的种种反常现象与兵败自杀并无必然关联，不能据此就认定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

二、金缕玉衣和玉棺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虽早年遭盗，但仍有大量精美文物出土，为探究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信息。王陵随葬品中玉器甚多，这些玉器大致可分为丧葬用玉、礼仪用玉、装饰用玉和生活用玉四类。丧葬用玉包括玉衣、玉棺等，礼仪用玉包括玉戈、螭龙玉饰等，装饰用玉包括人体装饰和器物装饰，生活用玉包括玉卮、玉高足杯、玉耳杯和玉枕等[3]。

在汉代，以玉为代表的殓葬组合是等级和特权的标志。以玉衣殓葬是西汉刘氏宗族的特权，非宗室成员未经特赐不得使用。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共发现散乱的玉衣片4000余枚，个别玉片穿孔中尚留有金丝，经复原后，是一件奢华高贵的金缕玉衣。在清理楚王尸骨时，还发现了大量墨绿色的玉片，经复原后，是一具豪华的玉棺。奢华高贵的金缕玉衣，豪华的玉棺，再加上玉璧、玉璜、玉龙、玉冲牙，以及纯金打制的金带扣等，在西汉早期的徐州地区，究竟是第二代楚王还是第三代楚王更有资格享用呢？

据《汉书》记载，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颇受汉文帝尊宠，爱屋及乌，刘郢客之子亦受“爵比皇子”之殊遇。高后二年（前186），刘郢客被任命为宗正，封上邳侯。第一代楚王刘交去世后，因太子早卒，汉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4]。相反，第三代楚王刘戊在位期间，与朝廷关系甚恶。史载：“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 “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5]根据刘郢客、刘戊与皇帝的关系，黄展岳、刘照建等先生都认为“定狮子山为刘戊墓疑点甚大”[6]。

刘戊生平与宛朐侯刘执相似。刘执也参加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在平叛后说：“楚元王子执与濞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7]1995年，徐州发现了刘执墓。与正常死亡的侯级墓葬相比，刘执墓中的随葬品明显的数量少，质量差，级别低，未见玉衣或玉面罩出土[8]。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参加谋反的刘姓诸侯不能以玉衣殓葬，而狮子山西汉墓中出土金缕玉衣片4000余枚，如果其墓主是参加了“七国之乱”的刘戊，从制度上讲，显然是难以解释的。所以，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不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只能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9]。我们认为，刘戊墓规格较高的现象虽难以解释，但也并非绝对无法解释。刘戊是叛王，朝廷固然不会赐之金缕玉衣，但刘戊完全有可能自制。研究表明，西汉楚国玉器制造业发达，玉衣就是当地玉器作坊所制作。况且汉代多有关于大臣在葬礼中僭越使用随葬品并受到处罚的记载，这说明当时违反葬制礼仪规定的现象不是个例。因此我们认为，刘戊在起兵之前已经自行制成玉衣，其属下秘密以金缕玉衣葬之，并非毫无可能。有学者曾作如下假设：刘戊死后，楚国一方面向中央政府请罪，另一方面利用长安至楚国1000多公里之遥、消息不通之机，匆匆以王者之礼抢先一步将刘戊下葬。这种假设虽未必使人普遍认同，但应该说，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印章与疆域变化

在发掘狮子山楚王陵的过程中，曾经发现了200多枚印章。从印文看，印章可分三类：一类是楚国宫廷官员印，如食官监印；一类是楚国军队中武职官员印，如楚司马印；第三类是楚国下属郡县官员印，如兰陵之印、海邑左尉、卞之右尉等。通过对第三类印章的研究，可获知作为墓主的楚王下葬时，楚国下属有哪些郡县。

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徐州地区的第一代楚王刘交受封时“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10]。景帝二年（前155），薄太后去世，举国服丧，而第三代楚王刘戊竟公然在薄太后的丧期享乐，这是封建礼制绝对不能容忍的。汉景帝虽未杀刘戊，但决定削夺刘戊的势力范围，规定东海和薛郡不再属楚国管辖，收归中央管理。就在圣旨到达楚国的同时，楚王刘戊应吴王刘濞之请，参与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刘戊自杀身亡。第四代楚王刘礼袭封时，楚国疆域已没有东海郡和薛郡。

学者们通过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200余枚印章的逐一仔细研究，发现其中有属于东海郡和薛郡的印章。如：“兰陵之印”“海邑左尉”就属于东海郡，“文阳之印”“卞之右尉”就属于薛郡。刘照建先生认为：“这说明墓主人拥有东海、薛郡，墓葬时代当在景帝二年以前。景帝二年以前下葬楚王只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而第一代楚王葬在徐州西10里楚王山……因此，狮子山汉墓墓主只能是二代楚王刘郢客。如果定为三代楚王刘戊墓，墓中出现削郡以后不属自己属县的职官官印则令人费解。”[11]我们认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出现削郡以后不属自己属县的职官官印的确令人费解，但也并非绝对不可解，如韦正等先生便认为：“景帝的削郡之诏最终可能未付诸实施。参考‘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川’‘淮南王如故’的结果，汉朝廷在七国之乱后可能对王国实行了怀柔政策。”[12]另据原始发掘报告，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所出土的印章“绝大多数棱角完好，字划整齐，无使用痕迹”[13]，因此，这些印章也有可能是楚王自铸，留待反叛成功后使用[14]。其次，同样出土削郡以后不属自己属县的职官官印的北洞山汉墓，耿建军先生即给出了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15]。诸多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恰恰说明印章与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不能生硬比附。因此，在目前印章随葬原因不清、性质不明的前提下，印章的发现尚不具有明确的断代意义。

总之，在多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情况下，印章中出现属于东海、薛郡的官名，便不足以否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是第三代楚王刘戊了，或许印章与疆域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别样解释。

四、建成陵墓所需时长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总长117米，总使用面积850平方米，开山凿石量达到5100立方米，有庞大的天井和11间墓室，建筑规模十分宏大。不少学者认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条件，建成这样规模的陵墓至少也需要10余年的时间，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在位仅4年，不可能建成如此规模的陵墓，因此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不可能是刘郢客。

正当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之时，徐州博物馆的耿建军先生力排众议，认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建成大约只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他说：“狮子山汉墓露天部分的面积为600平方米，容积5100立方米，按照双乳山汉墓的施工速度，约需要6年的时间。由于狮子山汉墓中、后段及天井已全部完工（墓壁均经过了细加工），而外墓道因被用作了塞石石料采掘场，直到墓主人下葬时仍未完工。因此，外墓道虽为墓道的组成部分，但在施工时间上与中、内墓道并不同步，开凿方法亦不同。由此，外墓道约1200立方米的凿石量应从原计算的4600立方米中扣除，则中、内墓道及天井就剩下了3400立方米。按每年800立方米的开凿速度，则需要4年多的时间。但狮子山的石质结构较差，许多地方为质地较软的页质岩，较易开凿，因此，其每年开凿1000立方米当不成问题。墓道中、后段及天井部分的开凿时间大约需要3年多的时间。如果每年按250天的施工时间计算（扣除农忙及下雨等时间），则每天凿石量为4立方米。中墓道及天井的面积约为320平方米，平均深度11米，平均每天下凿深度不足73厘米，这个开凿速度应该说是可以完成的。”[16]

不久，刘照建先生亦撰文声援耿的观点。刘照建先生也主要是通过与双乳山汉墓的比较来分析建成狮子山汉墓所需的时长。双乳山汉墓是目前所知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汉代诸侯王陵，凿石总量在8800立方米以上。刘照建先生认为，该墓墓主为末代济北王刘宽。刘宽在位11年，故而平均每年凿石量当在800立方米以上。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凿石总量在5100立方米，若按双乳山的施工进度，大约6年左右就可完工。考虑到狮子山楚王陵的一些特殊情况，估计不到6年即可完成。狮子山楚王陵的特殊情况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结构独特，有一巨大天井，天井作业面大，可容纳100人以上同时作业，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其次，狮子山汉墓所在山体的成岩情况较差，石质松软，特别是山体下部，有的硬度几乎与硬泥相似，很容易开凿；最后，狮子山汉墓墓室内仅有局部雕凿平整，大多数未经进一步加工，这也会大大缩短工期[17]。

我们认为，双乳山汉墓并（下转42页）（上接6页）未最终确定墓主，以这样一座尚有争议的墓葬为坐标，来推断狮子山汉墓的修筑时间固然欠妥，但耿、刘二先生之论仍颇有启发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汉代墓葬开凿技术的发展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况且，不同客观条件都会导致开凿效率的差异，因此，建成狮子山楚王陵至少也需要10余年的论断的确主观。总之，在建成陵墓所需时长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断定墓主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还是第三代楚王刘戊。

五、小 结

综上所述，根据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第三代楚王刘戊为墓主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我们在选定此题进行研究之前，也想弄清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究竟是谁，然而研究的结论是：盖棺论定，为时尚早！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希望有一天，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不再是个谜！

（本文写作承蒙刘照建先生拨冗补正，特此说明，兼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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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 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7期。

[2] [9] 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3期。

[3] [13] 韦正等：《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8期。

[4][5][10] 汉·班固：《汉书》卷36《楚元王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a.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1期；b.同[1]。

[7] 同[4]，卷5《景帝纪》。

[8]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侯刘执墓》，《文物》1997年2期。

[12] 韦正等：《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8年3期。

[14]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印章中，“楚侯之印”出土数量最多，约占总数量的二分之一。黄盛璋先生认为：“近百方‘楚侯之印’就是景帝三年楚王戊为与吴合兵攻汉所铸，以为后备之用。”参见其《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9期。

[15] 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9期。

[16] 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