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之一)

内容摘要：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佛教造像较多，时代从十六国至明清时期均有，多由甘肃省各地出土，系统地整理与研究尚未开展，部分精品造像不断被各种图录发表。从目前所发表的资料来看，对于其年代、真伪等方面的判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选择十六国铜造像、西魏大统二年造像塔、“太平真君二年”款铜菩萨像及出自麦积山石窟的泥塑造像等几件年代稍早的作品，结合其他资料对其年代及特点、来源等做必要的补充说明及辨识。

关键词：甘肃；博物馆；佛教造像；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34—11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批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主要为金铜和石雕造像，也有少量的泥塑作品，以石雕作品居多。这些造像有些被不同的图录收藏介绍，也有个别的被研究者所关注，引起重视。但却没有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外界也只能借助已发表的零星资料对其做局部的研究。本文就几件造像有关的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鎏金铜坐佛像

鎏金铜坐佛像（图1），高7.2cm，圆形磨光肉髻肥大高凸，高度约占头部的三分之一。头微俯，宽额，大眼。颈较短，溜肩。穿圆领通肩袈裟，衣纹在胸前呈U字形均匀下垂。双手于腹部结禅定印。衣裾圆弧状垂于两腿之间。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高座上。座前两侧各一蹲狮，狮头已磨平，双腿轮廓尚可见。佛座正面偏左残蚀一洞。背面头部、身体与座相接处各有一柱状隼，原来应有套接的头光与背光，已丢失。

该造像的时代在甘肃省博物馆出版的图录里被定为十六国时期[1]。从肥大的肉髻、宽广的额头、大眼、U字形衣纹、方座及座前蹲踞向前的双狮等特征综合分析，该像的时代确与已发现的其他十六国铜造像有许多相似，定为十六国当无大碍。尤其与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藏十六国禅定佛坐像（图2）[2]、天水市博物馆藏十六国佛坐像①等极为相似。胸前下垂的U字形衣纹底端呈弧形，与其他十六国铜造像U字底端较平略有所不同。

甘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较早传播的地域，佛教艺术也较早兴起，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首先在这一地域开凿，如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单体的佛教造像尤其是铜造像发现较少，泾川玉都出土的带有身光与头光的铜造像是甘肃出土的十六国铜造像，已为学界所熟知。甘肃省博物馆及天水市博物馆所藏的铜造像较少为研究者所知。这两件造像的来源不详。其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已发现的十六国铜造像相一致，增加了十六国佛教造像研究的新材料。

二 大统二年石雕造像塔

大统二年（536）石雕造像塔，为青砂岩，高170cm，秦安出土（图3）。

这件石雕造像塔组合得比较完整，雕刻较为精美，并有明确的造像纪年，故比较重要，不断被一些图录发表①。关于该造像的出土，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存其基座造像发愿文的拓片。拓片旁有毛笔题跋，文曰：“此文在浮图造像石底墩上面刊刻，距邑城南十五里吴家川庙儿寺地方发现（寺址今荒芜）。由土人耕地掘出。经蔡君浚安所见，随抬至县教育馆保存。字迹剥削，即拓石真。想彼处埋藏着不少，惜无人发动觅掘。民国三十一年古三月间出土。”（图4）可知其出土于秦安县南15里的吴川村叫庙儿寺的地方，出土时间为1942年农历3月份，由当地农民耕地挖出。后移至当时的县教育馆保存，可能是建国后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题跋未说明当时除了基座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出土。拓片为新中国成立后冯国瑞先生捐赠给麦积山石窟保存。

基座上有西魏大统二年（536）的造像发愿文，所以均认可为大统二年的塔。我们首先来看基座的情况。

基座为方形，基座顶部四角各雕一爬卧的狮子，每两身狮子之间雕覆莲，成为方形的覆莲座。基座四面浮雕供养人和造像发愿文。

基座供养人题名：

第1面：左面有3身供养人，题名：

清……/清信……/清信女……

右面有7条供养人题名，分别为：

邑子权僵/邑子权保多/邑子权显恭/邑子王金/邑子权杨/邑子权/邑子权

第2面：8身供养人，左侧5身较小，右侧3身较大。3身大的题名：

弟子……供养/弟子权……供养/弟子权……供养

第3面：6身供养人，题名分别为：

亡弟……/亡权……/亡母吕小……/亡父吕供养佛时/……

第4面为造像发愿文，部分文字磨泐不清，现根据拓片录文如下：

大统二年岁次正

月癸卯朔廿八日

清信仕权丑仁兄弟

宿著弥浓恒

远知三宝可以（供？）（私）

发微愿情惠心（以？）

尽竭才力造立三劫石

一区愿合家口大小

延长子孙

习内外通达

用之无亡后死

不处八难生遇

兴隆人民宁

六趣咸蒙斯庆

一切

发愿文为当时北朝常见的造像发愿文的格式。由发愿文可知，此为权丑仁兄弟出资为全家大小祈福所造，供养人多姓权，也有吕姓和王姓的。权姓为略阳（今甘肃秦安陇城）的大姓，西魏北周时期有著名的权景宣。吕姓为略阳氐族，十六国时吕光在姑臧（武威）建后凉政权。这件造像上权姓和吕姓有姻亲关系，属家族供养，由具有姻亲关系的权、吕和王姓为成员的邑社组织共同供养。造像时间为西魏大统二年，即公元536年，属西魏早期的作品。

经过我们认真观察，对其年代提出了质疑，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此塔并非同时之物。

第一，该造像塔为三层楼阁式出檐方塔。方形塔座，塔座顶部有方形的可垒接塔身的方形凹槽，每层塔檐顶部也有相同的凹槽。塔檐四角有脊，塔檐四个表面略向下倾斜，塔檐底面四角刻成一道凹槽。虽然现存三层塔身与塔檐被套接垒积起来，但仔细观察每层塔身的底部与基座及塔檐顶部的凹槽并不相符，均略大于凹槽，不能完全套接在一起。因此，笔者怀疑塔檐与塔身及塔座并不是一套成组的东西，而是被勉强套接在一起的。该造像塔的出土情况不明，所以也就已无法了解出土时的真实情况。

第二，三层塔身龛内的造像组合及细部结构有明显的区别。塔身第一层四面龛内造像分别为：一坐佛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一立菩萨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一结跏趺坐佛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一交脚菩萨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均为一铺五身；第二层四面龛内造像分别为：一结跏趺坐佛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一交脚菩萨胁侍二菩萨、二佛并坐、一倚坐佛胁侍二菩萨，为一铺三身或五身；第三层四面龛内造像分别为：一结跏趺坐佛胁侍二菩萨、一结跏趺坐佛胁侍二菩萨、二立菩萨、一树下思惟菩萨，为一铺一身或三身的组合。从三层各龛内的造像看，其上下组合的关系不是很清楚。第一层和第二层各有一交脚菩萨，其中第一层的交脚菩萨被置于四阿形殿内，应该象征弥勒菩萨所居的兜率天宫。从各龛内的组合来看，第三层较为简单，是一铺三身的形式，而第一层和第二层增加为一铺三身或五身。每层各龛的龛楣均为圆拱形，其中第三层一龛的龛楣尾向外卷起为卷云状，而第一层和第二层则不见这种形式。第三层龛楣与岩石面刻成的方框上面的空当比较小，而第一、二层的龛楣与岩石面刻成的方框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间，空间内有的刻莲花瓣。以上的区别均可说明，这三层塔身龛内的造像组合数量、龛楣的做法等均存在一些很明显的区别。

第三，三层塔身的造像风格并不一致，下面两层与最上层的造像具有明显的差异。第三层的佛像肉髻较高，成柱状，面形长圆，身躯略显瘦长，穿双领下垂袈裟，袈裟宽博，衣纹线条流畅，衣裾从右脚腕分开成八字形外撇，底端较平（图5）。而第一、二层的佛像低肉髻，面形较圆，穿双领下垂或圆领通肩袈裟，袈裟衣裾由上向下成底端圆弧形内收（图6）。佛像和菩萨像，身躯都略显粗壮，衣饰紧裹身躯，已不像北魏晚期西魏时期那样飘逸流畅。第一、二层和第三层造像的明显区别代表了其不同的时代特点。

第三层佛像，具有明显的西魏大统时期的时代特征。西魏大统时期比较典型的造像有麦积山石窟第44窟[3]、秦安县博物馆藏大统四年（538）造像塔[4]、大统六年（540）吉长命造像[5]、甘肃省博物馆藏大统十二年（546）权旱良造像碑[6]等。其中麦积山第44窟造像（图7）、权旱良造像碑中的佛像（图8）与上述第三层佛像更相似。因此，该塔第三层应与大统二年塔座同时，应该是属于同一件造像塔上的。

第一、二层塔身的造像则具有明显的北周时期的特点。北周时期天水一带出有一些带有纪年的造像塔和造像碑，如清水北周天和二年（567）鲁恭姬造像碑[6]216—217、秦安保定三年（563）权道奴造像

碑[6]205—206、秦安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图9）①、张家川建德二年（573年）王令猥造像碑（图10）[7]、秦安建德三年（574）建崇寺造像碑②等。这些造像碑上的佛像、菩萨像的特点与该塔第一、二层的造像基本一致。因此，第一、二层塔身应为北周时期。

总之，这件造像塔虽然被组合在一起，但是确非同一时期的作品。第三层塔身与基座应为西魏时期，而第一、二层塔身则为北周时期。至于塔檐与塔刹的年代，另当别论。

三 太平真君二年铭张宗锡造铜菩萨像

太平真君二年（441）铭张宗锡造铜菩萨像，高16.7cm，青铜。该造像第一次正式披露被定为唐代（图11）[1]87。

菩萨头戴宝冠，宝缯下垂，面瘦，鼻高，颈戴项圈，袒胸赤臂，佩两道璎珞，下着羊肠形长裙，左手下垂提净瓶，右臂屈肘斜举，右手握莲蕾，身躯略向右扭曲，跣足立于莲花上，莲花下为四足方座。披帛于绕腹际和膝盖各一道，底端各饰一乳钉装饰物。火焰形头光，最顶端柱状凸起。头光内侧粗凸线组成两道同心圆，内有三个圆窝形装饰（上、左、右各一）。

头光背面刻铭文，共6行35字，文曰：

大魏太平真/君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张锡宗/为合门大小居家/平安敬造佛像/一区供养

无独有偶，天水市博物馆（1件）[8]、宝鸡市博物馆（5件，多较完整，其中两件为通体涂银）①、扶风博物馆（1件，四足方座残失）[9]及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件，仅存头光）[10]也藏有完全相同的造像，头光背面的铭文也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同模所制，供养人为张锡宗。关于其来源，扶风所藏为“1992年县公安局在本县午井乡破案缴获”，西安市所藏为“西安市北郊出土”，甘博和天水博物馆所藏均来源不明，宝鸡博物馆所藏为旧藏。只有西安市所藏据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

甘肃、陕西两省多地藏有完全相同的造像，令人怀疑其真伪。首先，头光背面铭文纪年为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据我们了解，目前所见太平真君时期的造像不多，如河北定州发现太平真君元年石雕佛坐像[11]、日本个人收藏太平真君三年石造半跏思惟菩萨像[12]、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太平真君三年定州鲍篡造石塔基座[13]、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鎏金铜佛立像[13]图23—25、河北蔚县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14]等，多出于河北定州一带。太平真君二年张锡宗造像与上述太平真君时期的造像大相径庭。张锡宗所造为观音菩萨像，从其扭曲的姿态及两道披帛来看，应模仿了隋唐菩萨像的某些特点。其次，张锡宗造像的铭文，第三行的“张”、“锡”二字及第四行的“小”、“居”二字又明显有意躲开头光背面的铆钉，显然是像铸成之后加刻上去的，且刻画较浅。再次，其脚所踩莲花下的椭圆形装饰在唐宋及其以前的菩萨造像中从未见过，显得有些特别。第四，同一人造如此众多相同的造像，这在已见的铜造像中是很少见的，显然是同模铸造了多件。因此，张锡宗造像既非太平真君二年，亦非唐代所造，而是后代伪造的。首都博物馆藏展览有一件宋仿南朝刘宋铜菩萨像，其基本特征与张锡宗造菩萨像一致。故推测，张锡宗造铜菩萨像最早也是宋代（960—1279）仿造的，但其后面的铭文可能是更晚时期加刻上去的。甘博及已发表的西安市和扶风博物馆藏品未识别出其为伪造，笔者在此特加说明。

四 泥塑佛立像

泥塑佛立像，高22cm、宽8cm、厚3cm。保存十分完整，出版的图录定其为北魏（图1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