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LES模型的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动态分析

摘要：首先描述了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现状，然后以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4-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与收入相关性强；自2004年以来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增加的居住消费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且呈下降趋势，居住消费需求是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不同收入户居住消费差距缩小；中国城镇居民对居住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和享受型，居住质量得到了提高。最后提出了缩小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确立科学合理的居住消费理念、加大调控力度，抑制住房投机行为、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等建议。

关键词：居住消费；ELES；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263-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66

1 文献综述

“吃、穿、住、用、行”，居住对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居住消费支出是指用于各种与居住有关的支出，包括住房、水、电、燃料方面的支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6年，席凯明[1]分析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影响，指出了改革进程中城镇居民居住消费规律所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并提出了制定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政策的几项原则。到了21世纪，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研究增多，朱高林[2]对1992年之后的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进行了分析，指出私有住房的比重急剧攀升，住房设施日益完善，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居住开支迅猛增长，城镇居民居住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受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居民居住消费过程中，一些诸如住宅私有率过高、住宅面积过大、一房伴终身等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和基本国情的问题日益突出。吴炜峰等[3]认为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重要联系，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间呈倒“U”形结构。转型时期中国居住消费的收入弹性是人均收入的函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收入弹性的模式处于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的倒“U”形结构左边的快速上升阶段。同时，改革因素构成我国城乡居住消费收入弹性变动的主要特征，特别是房改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弹性的增加产生重要影响。吴炜峰[4]指出转型时期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较好地适用持久性收入理论，城乡之间居住消费模式具有一定差异，农村居民居住消费较多地受当期收入变动的影响，而城镇居民更多地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赵晓罡等[5]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区域发展动态，并对城镇居住消费收入弹性作出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收入弹性区域差异较大，呈中部崛起特征，高房价是推动消费收入弹性增加的因素之一，主要因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对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收入弹性的具体区域特征提出相关对策。既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有的研究成果已经与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现实脱节。本研究对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以期对中国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所裨益。

2 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现状

中国经济的发展惠及城乡居民，尤以城镇居民为甚，表现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高，从2004年的9 421.61元增加到2013年的26 955.1元。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带来了作为消费结构之一的居住消费需求的平稳增长，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1 484元，增长5.6%，增速在2005年以来位列倒数第二，仅略高于上年0.1个百分点。其中，物业管理费支出增长11.4%，水电燃料支出增长7.0%，住房装潢支出增长3.3%[6]。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分为三大类：住房、水电燃料及其他、居住服务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支出从2004年的247.89元提高到2012年的463.64元[7]（表1）。房屋产权私有化程度提高，更多的城镇居民拿到了自己的房产证，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表2），城镇居民新建住宅面积从2004年的5.69亿m2增加到2012年的10.0亿 m2，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004年的26.4 m2上升到2012年的32.9 m2。水电燃料及其他费用从2010年的807.9元增加到2012年的900.6元，居住服务费从2010年的103.1元增加到2012年的120.0元。三大类消费支出中水电燃料及其他在居住消费中所占比重最大，2010-2012年占居住消费比重的60%左右，其中以电费所占比重最多，占到了27.5%左右，即城镇居民配套设施日益完备。其次是住房，所占比重为31%左右，居住服务费所占比重最小，为7.9%左右。中国城镇居民在对住房需求提高的同时，也重视室内装潢，对地板、墙壁、灯具等要求提高。城镇居民居住现代化程度提高，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的淋浴热水器、电冰箱、计算机、空调器、洗衣机分别从2004年的69.40、90.15、41.52、69.81、95.90台上升到2012年的91.02、98.48、87.00、126.80、98.02台，家用汽车从2004年的2.18辆提高到2012年21.54辆，移动电话从2004年的111.35部增加到2012年的212.64部，城镇居民居住条件日益舒适。城镇居民在居住硬件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软件建设，即周围居住环境、物业服务、交通情况、环境与学区情况，有的仿效“孟母三迁”，为了孩子的上学不惜搬家数次，居住消费在中国城镇居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3.2 ELES模型检验

根据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住消费支出等截面数据，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可以得出中国城镇居民居住等消费支出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表3）。中国农村居民居住等各项消费支出？茁i值大于0小于1，符合模型中对于？茁i值的假设条件。同时，2004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R2值都大于0.955，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居住R2值等于1.000，且各年居住的R2值大于0.996，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与可支配收入相关性强。各年各项目的？茁i值都在显著性水平α=0.1下通过t检验，利用ELES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居住等各项消费支出进行分析可行。

利用表3所计算出来的参数估计值，可以计算出中国城镇居民居住等消费支出的边际预算份额、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支出等值（表4）。

4 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4.1 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是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表3可知，自2004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增加的居住消费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2004年的0.066下降到2012年的0.042，下降了2.4个百分点，这与中国城镇居民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变动方向一致，城镇居民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从2004年的0.618下降到2012年的0.552，下降了6.6个百分点，故中国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也在情理之中。2004-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在类中位居第四位，居于食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之后，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杂项之前。此后，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2009年居住边际消费倾向与衣着并列位居第四位，2008、2010、2011年居住边际消费倾向退居第五位，居于家庭设备及用品、杂项、医疗保健之前，食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衣着之后。到了2012年，居住边际消费倾向降至第六位，仅居杂项和医疗保健之前。与之相反的是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食品、文教娱乐在这10年间一直位居前三位，即城镇居民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交通通信、食品、文教娱乐支出较多，城镇居民重视出行的方便，对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手机等通信方面的支出增加，且注重教育与娱乐方面的支出，故对这3个方面的支出旺盛，挤占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

从边际预算份额来看，与边际消费倾向一致，中国城镇居民居住边际预算份额也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居住消费中的住房支出主要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且在当前中国政府抑制房价的条件下，城镇居民在居住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投资欲望减少，影响了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

4.2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的公式是？浊=β×Y/Vi，表示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从动态时间序列来看，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一直大于0小于1，且呈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0.848下降到2012年的0.696，说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居住消费需求的提高，但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可支配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即居住消费需求对城镇居民而言属于刚性需求。中国城镇居民不管是租房还是通过贷款购房以及装修，都属于必需品，故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呈现出缺乏弹性的特征。2004、2006、2007、2009年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都位居第五位，居于交通通信、杂项、家庭设备及用品、文教娱乐之后，衣着、医疗保健、食品之前。2010 ― 2011年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退居第六位，衣着跃升至第五位，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进一步下降为第七位，仅居食品之前，居住消费越来越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项目。这是因为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共有传统的观念，把住房当作面子工程，希望安居乐业，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升级，追求住的生态、环保、智能，故对住房的购买乐此不疲，同时，房价的过快上涨助长了人们的投机行为，城镇居民在购完第一套房后，只要有余力就会进行第二套房的购买。而城镇居民交通通信需求收入弹性在这9年间一直大于1，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文教娱乐需求收入弹性也大于1，说明对中国居民来说，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属于奢侈品，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灵敏，是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4.3 基本需求支出分析

居住基本需求反映了中国城镇居民对居住的最低需求支出。从表5可以看出，整体上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支出稳步上升，从2004年的338.74元上升到2012年的742.27元。城镇居民各年的平均居住消费需求都远高于基本需求，说明整体上中国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从城镇不同收入户来看，2004、2005、2007、2009年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支出都高于最低收入户、低于较低收入户，说明在这4年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户居住消费差距较大，最低收入户的居住基本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满足。2006、2008、2010年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中的困难户，低于最低收入户，说明这3年间占城镇居民5%比例的困难户居住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差距不断缩小。2011、2012年，城镇中困难户的居住基本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居住消费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占平均消费支出比重来看，这9年间这一比重稳定在48%左右，说明有52%左右的比重是满足居住的享受型需求，城镇居民不但追求满足居住的基本需求，而且注重住得舒适，面积大、户型好、高端房、装修豪华、物业服务好、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成为城镇居民热捧的对象，城镇居民对居住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和享受型，居住质量得到了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与收入相关性强；自2004年以来城镇居民居住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增加的居住消费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且呈下降趋势，居住消费需求是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城镇居民居住基本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不同收入户居住消费差距缩小；城镇居民对居住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和享受型，居住质量得到了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缩小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需求与收入紧密相关，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导致了居住消费支出的差距，201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居住消费支出分别是最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较高收入户的3.75、3.38、2.69、2.26、1.83、1.45倍。就居住支出中的住房支出来看，201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住房支出分别是最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的8.57、9.01、5.44、4.28、2.80倍。较大的居住消费支出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故要缩小城镇不同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关键是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最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这些中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使这些中低收入户转化为中等收入户，提高这些收入户居住消费能力。同时，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也存在着差距，2012年中国东部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分别是中部、西部的1.31、1.37倍。故也要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提高西部城镇居民收入，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平稳发展。

2）确立科学合理的居住消费理念。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对居住的消费还存在着错误的消费理念，对住房来说，盲目求大、求新，甚至求品牌，装修方面追求奢华、气派。城镇中的新富阶层对居住的高端消费形成了推波助澜的示范效应，引起城镇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攀比，恒温、恒湿等概念性住房受到了城镇居民的欢迎。在这种居住消费理念的指引下，一些城镇居民不惜举大量债务购房、装修，每月还款任务沉重，成为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房奴，引起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其实，不管是住房还是装修，都是为了满足遮风挡雨的使用价值，居住消费如同食品、衣着一样，应该追求实用性，够住即可，住得舒心、自在应该是衡量居住消费的标准。由于城镇不同收入户经济实力不同，故城镇居民对居住的消费应量力而行，避免盲目跟风，根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购房，形成科学合理的居住消费理念，推动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

3）加大调控力度，抑制住房投机行为。城镇居民居住消费中住房的建造与一般物品不同，存在着土地价格、建筑成本、广告、杂项税等系列价值链，属于准公共产品，由于此特殊性，中国住房价格的变动与政府的调控有关。在2008年，当房产市场不景气时，政府采用降低首付、利率、公积金贷款优惠等手段刺激城镇居民购买住房，带来了城镇住房市场的繁荣。城镇房价的一路飚升，给一些高收入者进行房产投资带来了可乘之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助推了房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使房产价格远远超过自身的价值，也影响了中低收入者对房产的购买。自2013年开始，为了抑制住宅投资，政府采取了提高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款，从原来的三成提高到七成，并提高了贷款利率，减缓了房产价格的上涨。当前，为了抑制房价，使城镇居民在既定的工资水平下买得起房，需要政府继续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进行调控，控制房产价格，剔除房产泡沫，还原房产的真实价值，不给炒房者以可乘之机；降低土地的供应价格，对于购买第一套房的城镇居民减少限制，给予更多权益。

4）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城镇房价居高不下，远大于可支配收入，一些城镇中低收入户处于蜗居状态。且由于城镇化的实行，一些农民工市民化，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但针对这部分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需求，不能单靠市场机制，需要政府干预，进行住房的供给。要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加大对政策性住房的投入，加强公租房建设，与此同时，推行廉租房建设，使二者能同时运行，即要按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保障房建设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支持。”各级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量，并对保障房的质量严格控制，切实为城镇低收入居民服务；推行货币直补制度，把货币直接发放给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使城镇居民都能买得起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天下寒士俱欢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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