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政治与有限国家

摘 要：本文基于一个企业纠纷的案例分析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及其国家理论。在详尽的案例呈现基础上，我们将行动者的国家理论称之为“二重性国家理论”，即行动者对国家既有“规范期待”，对国家权力机关也“谨慎戒备”，这两个层面的事实共同存在于行动者与国家的关联当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意识到，行动者对国家的想象及其日常实践，构成了定义国家的必要环节，这区别于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而试图从“观念”和“实践”的维度来看待何谓国家。而从此两种维度所定义的国家，不但意味着行动者是意义导向的存在，更使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中心论的国家而存在的“有限国家”。

关键词：抗争政治；二重性；实践；观念；有限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061-18

一、抗争政治的国家向度

七十年代末期_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导致持续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随着各种矛盾的显化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失地农民、城市业主以及企业工人等群体，在权利遭受侵犯的时候，纷纷通过各种形式的抗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我们看到的情形便是，近年来集体抗争事件不断涌现，呈现出难以抑制的态势。中国社会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1。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是稳定的，集体抗争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整体社会的稳定。

针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抗争事件，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在如何“命名”这些在性质、规模、诉求、参与人群等都存在显著差异的抗争行为时，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往往将之定义为“抗争政治”，其中尤以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以及于建嵘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两书为代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是道格・麦克亚当等人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所指的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然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这一定义将国家纳入到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中，意识到抗争政治的政治/国家向度。1

在抗争政治相关的研究中，抗争行为与国家的关联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国家的政体性质、制度安排、组织实践、意识形态、国家建设等引发和塑造了抗争行为，而抗争行为本身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大体上，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向，我们分别称之为“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前者侧重从作为结构变量的国家出发，研究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后者偏重从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出发，研究抗争行动的具体展开过程。2而这两种研究，又共享着“国家中心论”的逻辑，即侧重关注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3具体而言，在结构研究中，国家被当作是一种政治机会结构，以此来研究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有研究者意识到，作为现代组织的国家塑造了抗争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作为“概念变量”的国家在政治结构、政治环境、政治背景等方面影响着抗争政治4，或造成了抗争的“合法性困境”。5大多数研究者还试图解释，国家为何在面对频繁的抗争性事件时，还能保持其总体稳定，论者多从国家的角度，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宏观的稳定性或者说权威主义的韧性6，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割有利于国家处理社会抗争策略的灵活性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相对稳定性。7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极为明智地使用了各种科层机制，尤其是各种调解手段，成功地将抗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最后化解了这些矛盾。

而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多从行动者自身的行动策略出发，围绕着行动者的权利意识8、无行动9、道德资源整合10、弱者身份11、抗争的权力-利益之网12、阶级形成13以及公民权14等，来解释和理解抗争事件的策略性框架。但在这种研究取向中，“行动研究”实质上还是受制于“国家中心论”，即它依然侧重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行动者如何安排其行动策略，以及抗争政治具体如何展开。换言之，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15、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抗争16、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矛盾的激化17，或者从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行动者的行动策略18。

国内学者从国家中心论对抗争政治的研究，无疑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对社会运动与革命研究的深刻影响。在1970年代以前，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侧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并没有关注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关注的是“怨恨”、“相对剥夺感”以及“一般化信念”等因素对社会运动的作用。1970年代摩尔在对革命的研究中，借鉴了托克维尔的理论，重点关注了国家，并发展出一套较为简单的国家理论。后来者蒂利对政体的重视，也是在国家的意义上展开的。但这些都未曾形成规模。直到80、90年代，国家理论才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真正受到了重视。这一方面是源于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这个经济过程中，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既开放了市场，又有效地保护了国内新兴工业，另一方面来源于对社会革命的研究，尤其是1979年斯考切波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1，认为中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崩溃。他进而认为，国家具有自主性，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2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基于抗争政治与国家之间关联的分析，所建构出来的是一个“强国家”的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国家中心论”理论对国家的核心假设，这种理论导致了对国家能力和国家本身的神秘化。3这一理论所勾画出来的是神秘化、也具有神话般地位的国家形象，而没有看到“国家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体现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国家的冲击，也体现在国家内部各个部分运作过程中的不一致，尤其体现在行动者对国家的规范化观念与多样化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上。“国家作为一种看似与社会及其个体相分离的实体，难以通过将个人认同与其自我意识中作为国家的一部分的感觉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4换言之，对国家的理解，既需要分析日常生活中行动者与国家的遭遇，也需要从一种意识和文化的层面，考虑到行动者的认同和自我意识，来理解何谓国家。这是一种国家人类学。这种有限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基于行动者的个人认同与国家之间的悖论，个人完全可能身在一定的国家领域之内，但在自我意识和个人认同方面，却形成陌生感，并不认同或者感觉不到自己就是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自己就是这个群体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无疑与国家的内在规定性相背而行。国家机构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使个人认同与国家相互关联起来，使个人意识到自身与国家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达到既建构个体身份，又实现国家认同的目的。但这种国家行为的效果，往往不尽于人意。

在这些事情之外，公司又主动咨询了律师。律师认为，受理和立案是有区别的，在不同的司法机关有不同的含义。在公安机关受理是前提，对公民的举报控告，首先要受理，并进行侦查活动，然后根据侦查结果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才立案，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立案。检察机关亦然，对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首先要受理，受理后进行侦查，符合立案条件的才立案，否则不予立案。可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受理是立案前提，没有受理就没有立案。而法院就不同了，法院对于公诉机关或者自诉人的，首先是立案，然后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才决定予以受理，否则不予受理。法院立案是受理的前提，没有立案就没有受理。

L认为，他们若不是咨询了律师，恐怕又给这位警察愚弄了。前天的所谓口供笔录，不是调查的开始。受了理、备了案，调查才开始，立不立案还是未知之数。L称：“老百姓如何逃得过派出所的玩弄？”由此，公司的策略又l生了变化。如果村民来要放拖拉机，公司便说连网上备案还未做，等等吧，不着急。事实上是连调查还未开始。公司的举报是“破坏生产经营”，派出所写了“扰乱单位秩序”，公司强硬反对。10月8日，L去派出所作笔录，所长坚持受理的案件只是扰乱单位秩序，不是破坏生产经营。前者是公安法23条，罚款或行政拘留十天左右，公安局自己决定，无须立案。后者是刑事法276条，必须立案，移交法院。对此公司不同意。

之所以坚持要先立案再谈赔偿，是因为企业和企业主认为，法律才是私营企业赢得生存空间的坚强后盾，离开法律私营企业会举步维艰。另外一方面，在他们看来，法律也代表着国家对他们的承诺，坚持在法律框架中解决问题，便是将问题纳入到国家的既定范畴之内，坚守对国家的规范期待、对地方政府的规范期待，以此来合法化自身的话语和策略。在此意义上，坚持在法律轨道中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企业和企业主对国家的规范期待，尤其是对外资企业而言，在陌生的情境中，这成为了他们首要的策略。更进一步而言，伴随着法律意识而来的，便是即使对法律条文不熟悉，企业和企业主也会在较为抽象和规范的涵义上陈述他们的理据，对国家是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他们的权利何在等等，他们都能予以较为清楚地陈述。

2、居间联络：施压

在事情发生后，L积极想办法要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试图通过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给下一级地方派出所施加压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朋友提出，他有一同学在中央媒体工作，他同学找了他们报社在河北省分站的朋友N，希望能帮助公司化解这次困难。L随即与N取得了联系。在同一天，N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联系，说明了公司的情况。28日，L再与N联系，告诉他，在N的电话攻势下，公司的小门可以打开了，但大门还是被锁住，拖拉机依然堵塞着大门。并且告知，县公安局副局长也与他们联系了。

但这之后，媒体的涉入并没有对事件发生多大影响。L于是想请N到B县来一趟，与宣传部和县委书记见面，用中央媒体的影响给地方施加压力。N电话联系县宣传部副部长，副部长与L取得联系，但事情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安局副局长Y又来电，还是要企业先付赔偿，才谈立不立案，又要企业先放了拖拉机才谈。当日，朋友又建议，如N身份不足以影响地方官，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找人写内参。L认为，事情还未走到这一步，让事情自然发酵吧。

在宣传部副部长与L的见面过程中，他解释了县宣传部的工作流程，若是记者只来电，他们是不理的。若是记者来到B县，他们先核对记者真伪。如果核实没有问题的话，便问清楚来访何事，按记者的要求见谁，然后再安排。L认为看来需要N来一趟B县。但是，经过反复地沟通，N表示对此事已经尽力，朋友又和同学沟通，同学新找一位总编室的版面主编，不成。又试图找人写内参，又不成。面对困境，10月9日，L说道：“私企最弱势，正好是派出所长和老百姓鱼肉的对象。私企只有靠自己维稳。”

因此，在日常实践中，企业、企业主与国家的遭遇，充满着不确定性。行动者不得不通过多元化的策略，在复杂的情境中与各种势力周旋。企业主通过上级权力机构或者意识形态部门对县级公共权力机构的施压，就是一种较为适用的策略。在这里，国家在日常实践中的呈现，就不再是整合划一的整体，而是充满着矛盾性和悖论。这即是说，民众的维权，并非遵循确定的逻辑，或者说存在一个确定法律框架，而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中展开。“如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无定形的‘场所’，在有序和冲突的‘时刻’上演着。维稳只是多维度的国家-社会接口的一个切片，不过它很关键。”1

3、网络战

在10月1日，环保局人员来电告知L：在百度贴吧某分吧上，有民众攻击公司。该帖认为公司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公司进行了声讨，并要公司滚出当地。针对此，L也在吧上以公司名义发了个敬告贴，请发贴人向环保局实名举报公司，不用躲在暗处。这是公司第一次以贴对贴反击，L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令一些不良媒体知难而退，少一些麻烦。

在10月2日，有网友在网上说：“污染大户，滚出去！你这是吓唬没人敢举报你吗！当地人顶起。”L回应道：“我公司在贵地十二年，对当地劣吏刁民的多年骚扰也厌了。不用你号召贵地人，我公司也准备撤退了。希望县政府看到此贴，派员与我公司商讨撤退事宜。”

之所以在网上与网民展开论战，是因为L认为一旦在网上，便无须考虑村民是否联合作战，因为他们是强势一方。所有这些噪声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各方注意，对于弱势一方的私企只能是好事。网上争论从来是强势一方吃亏，因为强势一方越说越失分，暴露其道德上的亏欠。既是身在强势，便应气定神闲，不必强势出击。网上战争没有一举歼敌的可能，所以连治人者也只能用屏蔽，这是信息社会的特色。

4、讨价还价的结局

公司与村民的冲突发生之后，L坚决要求派出所立案处理W，并派公司员工代表公司与派出所协调解决此事。该工厂干部接受任务后，大概五、六次前往派出所催办处分W之事。期间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一是派出所调查取证，约谈了工厂门岗和大班长若干人；其二是乡长和乡书记出面请求调解此事，希望L能够不再坚持对W的处分。对此，乡派出所说明虽然自身处于属于政府和公安系统的双重管理，所以对于乡党委和政府的协调必须等待结果，且担任村计划生育委员的W也属于乡管干部，所以对他的处理必须慎重且尊重乡党委和政府的意见；其三是乡派出所认定W身体不适，正在石家庄接受治疗，暂不符合行政拘留的身体条件，希望等治疗结束后再做处理。在L坚持要求对W先行处理的要求之下，乡政府和乡党委的调解失败，W最终被处以十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前面所述的工厂干部最后一次前往派出所催促此事时，乡派出所所长向其展示行政拘留通知书并主动取出案件卷宗请其拍照并发送给L，以作为处理完成的证据。

2、二重性国家理论

我们在中国民众的维权抗争中，实际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即国家与民众关联中的民众的二重性国家理论，行动者不仅对国家抱有“规范化的期待”，这种期待是对作为抽象国家的意识形态，既希望国家承担某种“道德”任务，又能够在规范的框架中行事。与此同时，行动者也对国家始终抱持着“谨慎的戒备”，这种戒备是对具体国家机构的防备。行动者不是将自身利益的实现完全维系在国家身上、维系在对国家的想象和预期的主观过程之中，而是既相信又戒备，两者同时呈现在一个过程中，构成了一副相映成趣的画面，更加强化了我们对国家的理解。我们将同时存在于行动者策略中的“规范期待”和“谨慎戒备”倾向称之为行动者的“二重性国家理论”。毫无疑问，这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既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两者共同构成了真实的、对国家的想象。

二重性国家理论所实践的场景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地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性渠道如果不通畅，民主空间不够完善，民众自身利益的维护很难在制度性的框架中得到有效地解决，在这个前提下，民众维权的空间，就是在脉络不清、不确定的情形下展开的，而不是在确定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这正如查特吉对印度民主实践的理解那样，“民主化的政治，不是在传统上所理解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交涉往来的层次上操作，而是在定义较为不明、法律规范暧昧、在相当脉络化及策略上区隔出来的政治社会这个场域中来实践。”1

在制度不够完善，或者说存在着人难题的国家里，虽然有诸多的法律法规的存在，但公共权力、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人很难在制度或者规范的意义上得到有效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就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即从道德/规范层面对国家的期待，并以此对国家进行道德/规范制约，同时，个体/群体自身通过自身的具体行动策略，对抗或者戒备国家可能生发出来的风险。换句话说，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从制度层面部分地转向了个体/群体层面，行动者从自身的行动出发，对公共权力尤其是基层权力的行使进行了勉强的监督。尤其是在“维稳”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甚至基层政府的政绩可能因此被“一票否决”的前提下，民众的行为对公共权力/基层政府权力滥用的制约性质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有运作的空间和实现的潜能。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国家是一个“必要的恶”。因此，必然要设计出一套制度安排，来制约国家可能会有的“恶”。2但在不存在这种与国家的“契约”，或者说形式上存在，但“契约”无法具体落实的情境下，对国家可能会有的“恶”，就必然会导致行动者的担忧和防备。这即是说，并不存在完备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和维护个体的权利，权利维护的责任就被转移到了个体身上。与此同时，行动者对国家可能会有的“恶”，缺乏组织上团结起来予以抵制的可能性。在权威主义国家，各种类型的组织，被严格地控制，抑或依附于国家，个人权利的维护缺乏了组织上的支撑。并且，在权威主义国家，相对于国家的价值，个人价值并不占优势，行动者还无法基于个人价值的现由来正当化自身的行动，这样一来，行动者始终处于一种政治伦理的困境中，或者说“合法性困境”。

上述种种，都导致行动者对国家，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有一种深深的戒备心理，在他们的观念中，“官官相护，民不与官斗”，他们都难斗得过政府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就会消极应对，恰恰是这种戒备心理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规范化期待，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与他们对基层官员的不信任，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决定了他们接下来的行动策略。3在他们的行动策略中，他们从较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或者牢牢地根据法律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自降身份，与国家讨价还价。甚至于通过种种不合法/非法的手段，在灰色空间中运作特定的策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此，我们也就能够知道，行动者们为什么不诉诸法律，而是要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表达诉求，比如上访、静坐等方式。

行动者国家理论的二重性，行动者的国家观念一方面是“道德化/规范化的”，对国家有道德/规范的想象，希望国家能够承担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实现其道德/规范化的承诺，为它的“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公平。另一方面指的是，虽然行动者对国家有规范化的想象，但这不意味着行动者就会坐收其成，等待着国家的恩赐，将其当作是一种命运。行动者对国家的规范化想象，具有能动性或者说建构性，它能够反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行动者以此来质疑或者正当化国家，或者为自身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他们会积极地利用和借用对国家的规范化期待，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但之外，基于实际的情形，行动者还会对国家抱有谨慎的戒备，心公权力的行使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这种戒备和提防心态是很普遍的，也是行动者实践智慧的体现。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给官方行贿或者攀附官员的现象那么普遍，这其实就是对其不信任或者戒备的表现，但是以一种保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利益。他们不大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对国家予以戒备的体现。这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通人国家观念的二重性。

行动者的二重性国家理论，无疑也是从主观、而非客观的层面来看待和理解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框架。这种从认知和意义的维度开展的研究，与裴宜理以及项飚所进行的杰出研究很类似，裴宜理意识到行动者所诉求的，并没有超越其生存伦理，因此是在“规则意识”指导下进行的，这没有构成对国家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这还强化了国家的权威和统治。项飚对普通人国家理论的分析，认为普通人将国家道德化，并且这种国家理论具有强大的能动性，能够对国家进行反作用。他们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本文试图更进一步，不但意识到行动者的“规范期待”，还要说明在此之外，行动者的“谨慎戒备”，并进而对国家概念本身提出一些新的思考。隐含所指是裴宜理和项飚都没有意识到，在行动者的规范期待之外，所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这便是对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冲击。

3、作为竞争者的基层政府

二重性国家理论所反映出来的，是作为竞争者的基层政府形象，即道德化和规范化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中央政府，但在现实层面上，基层政府则往往背离规范化的规定，具有“赢利化”的现实取向。对于本个案而言，地方基层政府与社会个体共同处于对利益的追逐场域中，亦即国家人具有强烈的经济化取向，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个人看来，基层政府是作为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竞争者而存在的，当然，国家作为规范制定者和遵守者的角色并没有抹去。与此同时，个体的形象亦部分地呈现出竞争者的色彩，他不得不进入与基层政府相互竞争的场域中，甚至于会以公民权利为代价，获取自身的物质补偿。在这个过程中，公共与私人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这无疑既是对国家的损害也是对个体的损害。

换言之，如果国家更多地担任着“裁判”的角色，游戏规则是各个组织通过竞争过程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几乎置身事外了，而“社会”则往往成为抗争事件的目标。1相反如果国家承担了太多的事情，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基于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国家安全等政绩表现上，一些细小的问题和矛盾，都可能引发对国家的不满，极易将问题政治化。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国家过多地参与到了经济发展等事务上，它就不仅仅是裁判的角色，还直接地与各种利益相关涉，这就为它的竞争者角色提供了机会。

4、不确定的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于国家的各级部门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即“碎片化权威”，因此，行动者所处的空间便是“不确定的空间”，一个非正式的、不规范的、组织不良好的空间。在这里，国家以两种不同的形象出现，一种是权威和道德形象，一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两种形象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实际上冲击着国家的权威，因为，在国家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的同时，意味着它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这区别于裴宜理关于“规则意识”的分析。

在“不确定的空间”中，抗争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于博弈双/多方的力量较量，这是一个积极组织自身力量，参与互动博弈的场域，双/各方的行动者需要动员其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各种资源，甚至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去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威迫对方作出让步或者承认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行动者在面对国家时，会谨慎地将行动和诉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踩线不越线”，保持必要的克制。更关键的是，“不确定的空间”具有自我再生产的特征，即在此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确证了所处空间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非正规的手段和途径，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所无法实现的利益。就此而言，经由这种效应，“不确定的空间”再生产了自身。

在我们的个案中，企业始终没有办法与基层派出所等政府管理部门确立规范性的关系，使得企业不得不周旋于政府的、社会的各种势力之间，寻求暂时性的平衡。甚至于，在面对政府和社会上的人与事时，由于企业员工大多是本地人，担心受到牵连，企业内部的员工之间都无法统一起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L本来想要企业办公室主任去与派出所所长协调，但她怕事、怕遭到报复，不敢出面。即使是在事件的最后，在商定承诺书时，内容由“此后（W）绝不再去公司寻衅滋事”，改为“绝不再因此事去公司寻衅滋事”，都可显见其中的奥秘所在。在最后的最后，村支书顺便提出村里正在筹建安装治安摄像监控设备，请求工厂支援，工厂支援了3000元，都是饶有趣味的情节，为我们理解“不确定的空间”提供了诸多的想象的余地。

四、重新界定的国家：观念与实践

行动者国家理论的二重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对个案的延伸性讨论，我们在中国社会抗争政治的呈现过程中，实际上看到两个层面的事实，即观念或者表象上的国家和日常实践中的国家。在观念层面的国家里，国家是规范化的存在，对国家的观念塑造出一个内聚的、各部分协调合作的、综合性目标导向的、理想型的实体。具体而言，在行动者的国家观念中，国家是在一定疆域中暴力机器的持有者，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它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这是行动者对国家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便构成了国家的一部分。1在我们的个案中，在观念层面上，我们看到的便是行动者的“规范期待”。在日常实践中，即日常实践中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机关及其人的实践往往偏离规范化的国家想象，在非规范化的层面上运作，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公-私界线被不断地突破。与此同时，在这个实践的领域中，行动者与国家各级机关相互遭遇，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谨慎戒备”。在这里，观念上的国家和日常实践中的国家，或者说观念与实践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国家无法统摄性地将行动者纳入到整齐划一的实践中来，无法使得国家机关以及行动者的实践与对国家的观念相一致。在这里，观念是同质性的，而实践总是异质性的，^念和实践之间经常背离。在我们的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就更是如此。换言之，对国家的研究，应该在“日常实践”和“观念”两个维度展开，在这中间，我们看到的便是行动者的策略、想象，更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交织博弈。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在我们的个案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国家处于一个场域当中，这个场域不是没有争议，对什么样的规则合理以及规则如何行使存在着一定的辩驳，即使对于确定的规则，如何理解、如何行使、如何规范也存在着一定的辩驳空间，并非确定无疑、不可置疑。国家不得不面对社会所提出的挑战并做出回应，它的权威和支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确立，同时也由于这个过程而面临质疑。公共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企业负责人对公共权力的拉拢，以及在纠纷当中对法律的认知，利用网络和媒体来对基层政府施压，甚至于企业负责人以企业退出当地而对基层政府的威胁，都意味着企业主和国家共处于一个场域，双方会就自身利益展开或许是微弱的博弈，换言之，国家在这里不是既定的、没有任何敞开的空间。恰恰相反，国家时时刻刻面临着由于基层政府人的腐败而受到的挑战，国家并不能够轻易地与基层政府的行为进行切割。抗争政治普遍地存在、公众权利意识的滋生、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及积累下来的怨恨等等，随时都在挑战着国家的内在权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韦伯的定义中走出来。

“有限国家”侧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的过程，意识到国家对社会的塑造作用，也注意到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行动者的国家理论，本身即意味着行动者对国家的能动性和反作用，行动者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尤其是规则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不是无能为力，而是积极地利用各种资源去争取自身的利益。这种行动者，可以是行动者个人、也可以是群体，还可以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它们区别于国家，但又与国家处于相互关联中，彼此相互构成。“国家能力中一个很重要但同时也是很难被考虑到的因素，就是在其人民对于周围世界所赋予的意义中，国家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民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对于国家能否保持完整统一也具有重要影响。”7因此，这是一种从类似于场域的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与此同时，“有限国家”还意味着，不存在一类中心或者特殊的组织机构，它们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管理民众的模式，能够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日常生活规则，并且以此塑造人们的自我认知。在此过程中，那些被控制的对象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他们是被改变者，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这恰恰是国家中心论试图去寻找的，“有限国家”则认为这种寻找的努力，必定会无功而返。

“有限国家”，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即指有关国家的“观念”和国家组成部分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悖论。如果国家的实践，背离或者总是不能实现国家“观念”所构想的理想，这也意味着国家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是一套观念结构，但这种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经常会在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受到质疑，甚至是被，这一后果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博弈所生产出来的。与此同时，国家的意识形态或者观念，会与行动者的国家理论以及行动者的个人认同产生违背，在行动者的国家理论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意义上，社会呈现出对国家的反作用。对于这种理论趋向，在1970年代，只有斯科特和印度的底层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反对这种无视大众对抗权威的倾向，而是认为，大众的日常反抗，依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是政治性的。

我们这里所谓的“有限国家”，提醒我们意识到，在分析维权抗争行为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更要关注国家的制度运行和权威所受到的约束，甚至于，这种约束是行动者以“合谋”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迈克尔・布莱顿发现，非洲农民建立起非正式的交易网络来回应国家规划，他意识到国家的统治在这些领域中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他说：“当公务人员接受贿赂而对违法行为置若罔闻时，他们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国家的权威。而且当公务人员把私人的财富积累和交易卷入公务时――即便只是通^亲属、中间人或雇员来完成――他们就是承认自己不受国家法令的约束。公务人员参与第二产业相当于不顾其不得不履行的社会职责，解构着正式的国家结构。”1因此，不但是非洲农民自身的行动策略对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并且，国家官僚系统内部的违反行为，也冲击着国家的权威和它的统治能力。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制度的实践并不能完全实现其初始的意图，国家的统治和权威受到了制约和威胁，这导致国家不得不调整其政策和特定的制度安排，以回应它所受到的威胁。“有限国家”，并不是指社会完全渗透到国家内部，决定着国家的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甚至是意识形态，改变着国家的支配和统治，或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谓的，国家仅仅是社会需要的体现，国家本身并没有自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我们所谓的“有限国家”，指的是社会对国家的部分渗透，对国家支配的有限度的限制，社会对国家的反抗所引发的国家的部分改变。社会对国家的渗透，这个过程不可小视，它们可能会打断国家政策、削弱国家的组织力量，限制国家实施政策的能力。2

因此，在我们对抗争政治的理解中，国家不仅仅只是一套制度性安排，它处于与社会、与其自身内部各种组成部分之间的竞争当中，竞争对规则制定的支配权。国家试图施压它对社会的影响，将其国家“观念”以及制定的规则推及到其所管辖的领土范围之内，使所有民众的行为都能遵守它所定的规则。而社会也能对之做出反应，认同或者抗拒、公开或者隐蔽地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影响，使得国家制定的规则无法真正地落实下来，或者失去其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就是“有限国家”，处于一个不断地竞争中、不断地拥有和失去支配权的竞争中，类似于布迪厄定义的“场域”概念。这也意味着，社会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与国家内部的其他成分联合，或者利用自身的资源、组织、道德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与国家对支配权的竞争当中去。这些竞争，既改变了国家，也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国家不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主体。相反，当它接触社会力量时，它包含着一个正在进行的动力，一套不断变化的目标。……与其他社会力量的接触（或不接触）其结果本质上更改了国家的规划；甚至，它能改变国家的性质。”1许慧文研究了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全能型的国家，也由于不断地与社会力量接触、竞争，而改变了自己。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迂回地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各个层面，同时在地方层面上和全国范围内影响着国家的特性。2

尤其在新的社会情势下，随着国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压的弱化、诸资源的去中心化，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展、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等，都使得有别于全能主义国家的“有限国家”不断地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的压力之下，国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转变，回应社会的需求，而一旦这种转变不及时或者不恰当，都会影响到社会-国家的正常互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我们分析了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他们的策略建立在对国家的“规范期待”和“谨慎戒备”的双重基础之上，我们将这种行动者的国家理论称之为“二重性国家理论”。这个理论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选择：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在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会借用、运用，甚至是改用对国家的规范期待，渲染其权利和行为的合理性，以此作为论证其行为正当性的法理或者道德资源。在个案中，企业负责人始终致力于从法律上将违规者的行为定性为刑事案件，强调立案的必要性，行动者认为，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中来解决问题，并且，这是国家应该去做的事情，也是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

上述事实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较为普遍的情形，抗争者与公共权力的人在此情形中遭遇，这一遭遇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便是日常实践中的国家；与此同时，行动者共享着关于国家的规范化的观念，即观念或者表象中的国家。更进一步，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是，日常实践中的国家与观念中的国家之间的背离。基于这一个案，作为一种延伸性的讨论，我们在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对国家的定义基础上，更加侧重从日常实践中的国家和观念中的国家，即实践和观念的两个维度来重新界定国家，试图深化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并且，试图在理论阐发的基础上，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关联，即试图以有限国家的概念来重新阐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换言之，我们在抗争政治中所看到的基本事实，便是日常实践中的国家与观念中的国家的巨大悖论，基于此而形成了对有限国家的认识。这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中心论的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它意味着国家受制于观念和实践的双重塑造，日常实践中的国家往往与观念上的国家相背离，因此，国家和社会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既注重国家对抗争政治的塑造作用，同时又看到抗争政治对国家的影响。就此，在抗争政治与有限国家之间有必要展开关联性研究。

以往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中心论存在着诸多需要谨慎对待之处，它过于强调了国家的结构性能力，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此外，国家中心论的视角隐含着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倾向，难以将“选择”、“偶然”和“例外”纳入进来，也忽视了“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的作用。3因此，超越国家中心论以及国家吸纳社会的研究框架，我们在葛兰西-斯科特-查特吉的理论关联中，看到了另外一种趋势，即社会对国家的部分吸纳。这是我们特别着重分析的地方。行动者国家理论的二重性，实际上便意味着行动者对国家的某种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偏离，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内部的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着细微的分化，行动者与国家内部的组成部分之间建立了某种“契合关系”，通过“同谋”的形式，来维护自身利益、获取特定的利益。

关于有限国家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我们在其他论者的相关论述中亦看到了对这一概念的精到分析，比如抗争政治对国家权威的挑战、抗争政治所形塑出来的“议价的权威主义”、“违规的空间”、弱者的“韧武器”、抗争政治的政治化等1。这意味着某种民主的可能性。即使是家中心论者如蒂利等人，依然认为近代欧美国家的民主正是通过大众不断地抗争而实现的。2蒂利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权形式，即政府与受政府管辖的国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它意味着这种政权以相对宽泛、平等、无条件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与保护为特征。3但蒂利还看到，虽然在社会运动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但另一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此，国家不断地被拉入到一个颇具争议的场域，这一场域是由行动者开辟出来的谈判和争执场所。这是一种民主的特定形式，它给参与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区别于公民社会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正如查特吉所言，“政治社会在民主政治的大众文化进展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形式。”4政治社会的政治运作逻辑，经常诉诸于亚法律的行政过程和诉诸道德团结的集体权利主张。因此，这种抗争是在非常复杂的政治地形中展开的，在此种地形中，既包括既定的法律或行政程序，又包括其他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根据情势，不断变化。

因此，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国家如何吸纳社会，这个过程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也在于，需要看到今天风起云涌的行动者的呼吁、退出、消极应对等行为选择对国家制度本身、对国家的实践行为以及对国家意识形态等发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既需要在结构层面上予以剖析，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细致的梳理，与此同时，更需要在国家-社会关联的层面上做出分析，以回应经典社会理论对国家的解释以及预期中国社会未来的诸多可能性。本文所致力于的正在于此，希望本文的写作，能够在这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