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居住革命

2011年底，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推出他的新作《城市的胜利》，一跃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城市规划与发展类图书首位，并长达21个月之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怀着巨大的好奇，我翻阅完了此书。格莱泽这位新城市主义倡导者在《城市的胜利》中阐述的“新城市主义”思想，的确带给我非同以往的启发与思索。

之前曾无数次在TVB的电视节目中见识到香港的街道和香港人的生活，但当我真切地站在九龙、中环、荷里活的时候，还是被震撼了。从西环到铜锣湾，从香港岛到油麻地，不大的土地上崛起着森林般的摩天大厦。它们之间的道路狭窄而繁忙，人流穿梭难以停息。香港就连有轨电车，都比北京的公交车狭窄许多，成了“压扁型”。在这里，我见识到半山大电梯带来的纵向城市的好处，在中环我也见识到十几层的摩天大厦中段之间的桥接形成的空中公共空间。一方面，我赞叹香港人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建造了满足如此大量人口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又在心底忧虑我们的北京会不会在未来也变成这副样子。

《城市的胜利》让我意识到自己和一些人想法的虚伪性。

今天，但凡有些经济基础的事业成功者，比如学界达人或商业精英，都不约而同地在远郊购置自己的第二，甚至第三套住宅――每平米单价更低、环境更美、人口密度更低。光是那低低的pm2.5和300平方米大花园就足够让人垂涎三尺。再加上早已蠢蠢欲动的对安全感的追求、对不动产的向往，围绕着北京的一个又一个郊区别墅区应运而生了。不甘心却只能留在城市中心区的起步阶层们，每天忍受着租房和买小公寓的压力，忍受着公交和地铁的拥挤，同时咒骂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这似乎成了城市人口的主流民意。

这样对人口稠密的恐惧、这样对田园式生活的苦苦追求，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毒瘤。《城市的胜利》的作者在书中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列举了大量数据证明，生活在我们所谓的田园式的郊区，要想保持生活质量不下降，人均消耗的能源就会增多，碳排放也会增多。我们靠亲近田园构建和谐生态的梦想，仅仅是一场罢了。除非你甘愿把生活质量下降到原始农业的程度，除非你愿意在时间和概念上都倒退到历史中去，否则，向前发展的步伐最终会让人们认识到，城市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对人口稠密和高层居住的恐惧，来源于我的个人体验，也来源于人类的经验。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0%提高到50%，在未来20年当中还将继续提高到70%。我们永远告别了儿时那个摇着蒲扇看夏夜银河的北京城，永远告别了那个傍晚骑自行车可以在长安街“画龙”的。全球化、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的三驾马车拉动着包括中国北京在内的全人类往前走，而妄图停下脚步安营扎寨、享受鸡犬相闻的个人是不足道的。

纵观人类的城市化历史，我们发现最早的城市发展是基于人类对牲畜的驯化。在“粮食就是权力”的古代社会，远离粮食产地意味着远离权力核心。在陆地上大规模运输极为困难的时期，人们必须围绕着粮食产地居住。只有在驯服了可以托运物资的牲畜后，人们远离农田居住才成为了可能。而且，一旦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城市就开始吸引人们形成聚落。“接近性”带来的好处让人们愿意永远停留在城市中，同时愿意支付用牲畜运送粮食带来的成本。第二次居住革命依靠汽车的普及，帮助我们把家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远的地方去。人们的生活方式围绕着汽车和公路展开，城市的肌理顺应着汽车的技术发展。居住的方式也变成了由城市转向郊区或城郊之间，因为那里有相对便宜的房价（其结果是在一定成本下有了更大的房子）和相对自由的空间。

我认为，靠牲畜带来的居住方式的变化是人们的第一次居住革命，靠汽车的技术革新实现的居住方式的变化则是第二次居住革命。建筑物的形态并不重要，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它的居民。完成这场居民的整体蜕变的是技术以及必要的心态变化。眼下，我们正需要结合新的技术革新来完成一场新的居住革命，即在城市中心集中居住的革命。

这样的居住方式带来的好处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有着全面的叙述，无需赘言。我只想从心态的角度谈论自己。我无法提供富有逻辑的证据来证明摩天大楼、纵向发展、集中居住的弊端。我们这些感彩带有防范个人空间遭受侵犯的因素。我们在人口越多的城市越感到不安全，越觉得个人拥有的一切都要死死抓牢。一栋摩天大楼脚下的绿地有限，你占用了就没了我的份。而我在郊区的广大原野上，暂时还不会遭遇与半里之遥邻居的争抢。本来应该通过公共空间、分享、交流、协作以迈进未来的人们，选择了逃避潜在的冲突，选择了以躲藏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对发展的怀疑，对个人收益的怀疑，对公共产品的怀疑。我们对自己记忆中的“红墙黄瓦映衬下的五四大街和北海白塔、天坛苍柏”的保护不可缺废。正因如此，有限的土地发展空间才要求我们必须变换心态，纵向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