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晓波

分类/经济史

定价/42.00元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截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是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一）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也是最成功的一场经济大变革。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有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共同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少数的重商主义者。司马迁评论他的治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销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的“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二）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则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