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

摘 要： 朝贡贸易是明代长时间官方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拥有明确的规定与体制，在明朝的对外贸易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封闭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根据明朝的各种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论述明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兴衰。

关键词： 明代 朝贡贸易 海禁 兴衰

朝贡贸易即贡赐贸易，周边各国向中原王朝帝王进贡，中原王朝帝王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并不是明朝首创，中国古已有之。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在明朝开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周边各国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就采用了这一办法。而明朝皇帝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往往厚赐进贡者，所以周边各国也乐此不疲。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１］

一、明朝朝贡贸易的确立

明初沿袭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所谓“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2］朱元璋在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公元1367年），“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3］建立了明朝第一个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而且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编订《皇明祖训》，宣布设立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等十五个国家为“不征之国”，［4］规定这些国家朝贡的期限，人数等。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5］遂“罢太仓、黄渡市舶司”，［6］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三处传统口岸另设市舶司机构，但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政府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7］直到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才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8］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9］明成祖改变洪武时期对朝贡贸易的关闭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甚至招徕的政策。至此，明朝以朝贡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体系基本确立。

二、明朝朝贡贸易的繁荣与衰落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获得中外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可，虽然依旧坚持海禁，却公开地欢迎外国朝贡。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朱棣夺取帝位还不到三个月即宣布：“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蕃国有输诚来贡者听。”［１0］放弃了洪武时期限制朝贡的政策，认为“其以土物来市者，悉听其便”，［１1］并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福建、浙江、广东等三市舶司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同时明成祖还遣使大批使团前往海外各地，招徕各国前来朝贡。而且朝贡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虽例有抽分，但往往特旨免税，如“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有司请征其税”，［１2］明成祖拒绝，并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１3］不仅豁免税收，而且政府也出高价收买其大部分。明太祖就曾告诫主管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１4］在永乐时期前所未有的开放政策之下，与朝贡贸易的兴衰相一致，明代市舶司进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时礼部给事中黄骥在奏疏中指出：“贡无虚日，沿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防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及贸易货物以归，沿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百余辆人，男丁不足，役及妇女，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改与其为，骚扰不可胜言。”［１5］黄骥在奏疏中虽然是批评外国朝贡的弊端，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朝贡贸易及市舶司的繁荣状况。

但在“怀柔远人”和“薄来厚往”的原则下，朝贡贸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弊病。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而且朝贡使团时常哄抬货价，如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十倍的货物，明政府给价稍低，使者就叫起屈来，说如果不按照以前的先例给高价，回国就要被国王诛杀，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明政府只好无奈加价。甚至有的公开裸地恫吓，如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政府收购刀具的价格过低，在争价书中威胁：“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步，则恐失我国之心，废职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１6］明政府不仅难以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经济上的得益，而且用于朝贡贸易的支出益发沉重，朝贡的次数愈多，财政负担愈重。另外，海外诸国慕利而来，有的国家甚至把最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寄托予朝贡贸易，一年数贡，来者不止，明政府对此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有鉴于此，明中后期，明政府开始对朝贡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对入明朝贡的贡期、人数等方面做出规定，如日本，“贡期限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馀不可许”，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张岱《夜航船》记载：“洪武间来贡者，则有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永乐间来贡者，则有古里班卒、阿鲁、阿丹、小葛兰、碟里、打回、日罗夏治、忽鲁母恩、吕宋、甘巴里、古麻剌（其王来朝，至福州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沼纳扑儿、加异勒、敏真诚、八答黑商、别失八里、鲁陈、沙鹿海牙、赛蓝、火剌札、吃刀麻儿、失剌思、纳失者罕、亦思把罕、白松虎儿、答儿密、阿迷、沙哈鲁、黑葛达。又有同黑葛达来贡者，共十六国，曰南巫里、曰急兰丹、曰奇剌尼、曰夏剌北、曰窟察尼、曰乌涉剌踢、曰阿哇、曰麻利、曰鲁密、曰彭加那、曰舍剌齐、曰八可意、曰坎巴夷替、曰八答黑、曰日落。至于宣德中曾入贡，曰黑娄、曰哈失哈力、曰讨来思、曰白葛达。”［１7］明中期对朝贡贸易的限制措施，使朝贡国家的数量明显下降，明政府对此的财政支出也有所放松，但从侧面来看，也表明了明朝传统的朝贡贸易正在逐渐走向萎缩。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的使团在浙江因堪合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大内氏使节宗设砍杀细川氏使节瑞佐，之后烧毁了馆驿与细川使团的船只，沿余姚江追杀明军护卫的宋素卿。在追杀未果返回宁波的途中，大内使团一路烧杀掳掠，100多人如入无人之境，在宁波劫掠一番后，夺船逃入大海，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明政府“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18］

此后，“倭乱”日益严重，民间走私逐渐代替朝贡贸易，市舶司裁二存一，使原本已有所萎缩的朝贡贸易更加衰落。而且在隆庆开禁的影响下，民间出海贸易益多，朝贡贸易遭到严重打击，其衰落加速，面临崩溃。

三、朝贡贸易的桎梏于广东荡然无存

自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至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海外诸国由广东入贡者仅占城、暹罗各一次，而在广东沿海私通海外船舶者却络绎不绝。［１9］进入十六世纪后，随着非朝贡船只的不断增多，以及广东地方政府急于从海外贸易中牟利，朝贡贸易这唯一合法途径遂被冲破了缺口。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有一艘暹罗船遭风漂到广东境内，这种遭风商船一般不属朝贡船只，按规定是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地方官以作军需之用为借口，征收其货物税，同意其进行贸易，开创了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的先例。第二年（公元1510年），礼部肯定其这种做法，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20］不属于朝贡船，因此不是市舶司的职权范围，理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其实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不仅加速了朝贡贸易的衰落，而且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朝贡贸易的桎梏在广东首先突破。但在严厉海禁的明朝，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正德九年（公元1515年），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以“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为由，上奏朝廷，请求“宜亟杜绝”，后经礼部下令广东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2１］但这个命令作用不大，民间的私人贸易仍继续在进行，因此巡按广东御史高公韶在第二年又上奏朝廷，认为这种做法造成“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贻患地方”，请示礼部再申禁约，以杜后患。［22］而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则以“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为理由，请求把这种“不拘年份，至即抽货”的贸易形式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得到抚按官员及户部的许可。［23］于是广东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番舶不绝于海澨，蛮夷杂遝于州城”［24］的繁荣景象。

“争贡之役”后，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被撤除，只剩下广东市舶司。于是，广州遂成全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港口，造成了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家与中国贸易“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25］的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到了嘉靖三十二的（公元1553年）前后，明政府也允准非朝贡国家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门以至中国第一大港广州进行贸易，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私人与朝贡、非朝贡国家都可以在广东进行贸易，这就说明，广东的朝贡贸易已名存实亡。虽然有明一代，朝贡贸易都没有被宣布废除，但朝贡贸易的桎梏在广东已荡然无存，其体制也难以继续维持，朝贡贸易至此也成为一纸空文，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李剑农撰.宋元明经济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1957：160-173.

［2］［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22.

［3］［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海上市舶司［M］.北京：中华书局，1997：317.

［4］［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海上市舶司［M］.北京：中华书局，1997：317.

［5］［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32.

［6］［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32.

［7］［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32-1233.

［8］［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22.

［9］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05.

［10］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05.

［11］［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22.

［12］［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22.

［13］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洪武十六年九月戊申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02.

［14］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0-161.

［15］朱亚飞著.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M］.山东：济南出版社，1993：89.

［16］［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二百十·外国三·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5593.

［17］［明］张岱撰.夜航船·卷十五·外国部·外译［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262-263.

［18］［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33.

［19］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孝宗实录·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月丁丑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367-1368.

［20］李洵著.明史食货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83.

［21］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正德九年六月丁酉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297.

［22］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正德十年四月丙午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70.

［23］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九·正德十二年五月辛丑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912.

［24］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631.

［25］［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三百十三·外国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0：5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