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摆摊的兄弟

我永远忘不了弟弟坐在开往异乡的大巴车上那黯然的神情。我想，彼时彼刻，站在屯子的公路边上目送弟弟远去的父亲肯定和我一样，内心充满着无奈，也许还会有一丝隐隐的担忧，担忧弟弟是否会埋怨我们没能让他复读。当弟弟跟父亲提起想再复读一年的想法时，一口气供我们兄妹三人读完中专或高中的父亲似乎已身心俱疲，他无力地摇了摇头，向弟弟陈述了家里的困境。对于家里，甚至对于自己当时并不是很理想的高考成绩，弟弟是清楚的。他沉默了，同时打消了复读的念头，决定去深圳打工。

临行前，他把画板、画笔等一系列练习画画的用具装进了他的行囊。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个艺术生，专习画画，只是因为高考时的文化分没上录取分数线，便与他向往的艺术院校失之交臂。如今，他即将远行，去异乡的工厂，在那些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上把自己站成或坐成某个产业链上的一环。我深知，那不是他想要的。同时我也知道，他的梦想不在异乡的工厂里，因为他已把梦想随身带上。他说，有时间，还得继续着练习画画。在他的心中，那个画家梦依然还在。

在深圳打工的日子，他每天下班回来，不管有多累，都坚持着练习写生、素描。每一次在电话里，他都会跟我说，他最近画了多少张画，最近又去逛了艺术村，想要成为一个靠画画谋生的人真是不容易呢。他似乎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却又似乎彷徨而又迷惘。他在一个工厂里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年，从这个工厂跳槽到那个工厂，又从那个工厂跳槽到另一个工厂，总是觉得所做的工作工资低。我就对他说，能守才能成佛，你老是这样跳来跳去的，人家看不出你的好，怎么给你提工资？他很不屑，好像完全志不在此。

果然，他又辞职了。这一回不是从一个工厂跳槽到另一个工厂，而是从异乡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县城的驾校里学习汽车驾驶。他说，他可不想老是在工厂里打工。在工厂里打工能打多久，最多也就能干到三十来岁，等年纪一过，你去厂里，谁还要你？倒不如学一门技术，去帮人家开车，等哪天自己有钱了，就自己买上一部车搞运输。学好汽车驾驶技术后，弟弟曾在县城找开车的活儿，最后都因为他还没有驾驶经验而告终。无奈之下，弟弟只好又重返深圳的工厂里打工。生活还是一如从前，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如此循环往复。依然不变的，就是他仍然在自己租来的屋子里涂涂画画。那些不可知的未来，在他涂涂抹抹的时光里变得越发清晰而明显。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说，不用上夜班的晚上，他背着自己的画夹子去到大街上画画，没想到竟有人愿意让他画像。他说，虽然画得不是很惟妙惟肖，但毕竟也是有些神似的，为此，人家还给他二十块钱一张画呢。

二十块钱，那是弟弟画的肖像画的价值。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却足以有巨大的动力鼓舞着他一次次地走上大街去历练自己，同时也使他去发现新的商机。每一次出去摆摊画画回来，他都兴奋地告诉我那一晚又有几个人愿意让他画像了。我似乎听出，在他那活泼的语调里，潜藏着多少对摆摊生活的信心。正如他在自己的QQ签名里写的那样：摆，是一种态度，摆摆也快乐。弟弟告诉我，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下班后去摆摊。在他去的那条街上，有很多摆摊的人，卖什么的都有。他去摆摊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地和一些摆摊的人熟识了。渐渐地，他的眼界似乎更加开阔了，不再满足于只为别人画肖像素描。也许他有自知之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就去摆摊给人画肖像，恐怕撑不了多久。于是乎，他便同时摆卖其他的小物件。

如果说，弟弟在深圳打工之余去摆地摊只是出于一种消遣的心态抑或是尝试的心态，那么，当他再一次辞工回家并坚称不再外出打工后，在他的心里，也许已明确要在家乡的县城继续他“摆摆也快乐”的摆摊生活。那时，他的儿子差不多一岁了，他不想儿子像村里的许多孩子那样成为留守儿童。他想着，在县城里即使摆摊摆不下去，也要做其他的小本生意。

弟弟在县城开始他的摆摊生活是在一个中秋节的下午。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早早地吃过了晚饭后，弟弟说，他要去街头摆地摊了。当弟弟挎着鼓囊囊的旅行包，两手各提着一张钓鱼人常坐的折叠凳和一张不大的折叠桌走出门去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有的人对他的摆摊也许都没持乐观的态度。我们都在私下里说，随他去，如果坚持不下去，他会回头。很多事情都这样，只有试过了才知道是否可行。

节日的县城，人头攒动，弟弟把他的折叠桌椅摆放在人流最多的街角。这一次，他没有摆摊画画，而是在桌上摆放着些小玩意儿，并在桌子的一角放置着一块写有“米上刻字”几个大字的台签。我站在他的身边，看他一丝不苟地用特制的圆珠笔在一粒粒饱满的糯米上写下顾客要求书写的名字、祝福语等之类的简单的字词及短语，然后把写好字的糯米塞进晶莹透亮的玻璃水晶挂件的孔里，注射进几滴防腐的药水，再拧上螺钉，系好线条交到顾客手中。顾客就把这“米上刻字”的小饰物或挂在手机上，或挂在手腕上，或挂在脖颈上，满心欢喜。在我看他忙碌的当儿，他一个接一个地做着，我的心里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慰藉。或许，在这小小的县城，弟弟的摆摊生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弟弟说，那个晚上，让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使他有了将摆摊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次日清晨，弟弟又挎着他鼓囊囊的旅行包，一手拎着折叠凳，一手提着折叠桌走出门去。黄昏时分，他又像一个从地里荷锄归来的老农，带着他的行头走进家门。几乎是他每一次进家后，我都会问，怎么样，今天生意可好？他总说，还好！在我看来，这是多么含混不清的说法，而我的心里，却因为这含混不清多了一份担心。我说，还好就行，如果实在不行，就下深圳打工去，村里的人们还不是都在外面打工。他似乎是为了安慰我，当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够生活费，比起在厂里，这可自在多了。

渐渐地，他的折叠桌上摆放的已不只限于“米上刻字”这些小物件。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面世，他开始慢慢地做起手机贴膜的活儿，帮人下载歌曲，同时还卖些手机套、充电器、数据线之类的手机配件。他的摊面也由原来的不足一米见方的折叠桌换成了较为宽敞的人力三轮车，车上放置一个扁平的大木箱子，里面全是他的货品，摊开来恰好能铺展在三轮车上。他的摆摊时间也随之相应地延长到夜晚十点甚至十一点，午饭和晚饭不回家吃已渐成常事。母亲每天都得送饭去给他，有时送到那里还不一定就能马上吃，因为那时恰巧有顾客光临，他就先招呼顾客。可是常常的，他招呼完这个顾客，另一个顾客又走上前来。那些盛放在饭盒里的热乎乎的饭菜，就一次次地在他的忙碌中变凉变冷，而那个曾经美丽的画家梦，也许已在忙碌的却也可以看得见未来的摆摊日子里，渐渐地被他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更真实可感、更容易实现的小康梦。

有一天，弟弟突然跟我说他要买房。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知道，就我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帮他，何况父亲在他外出打工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母亲更是不可能指望。他决意要买，说他已有一半的钱交首付款了，剩下的一半首付款先借亲戚朋友的。至此我才知道，弟弟早出晚归地上街摆摊，是积攒了一些钱的。可我还是担心他每月近两千块钱的房贷按揭，他却信心满满地告诉我，只要一家人都好好的，到哪里不能挣到两千块钱交按揭。再说了，只要摆摊生活还可以继续下去，不出一年，就可以把借亲戚朋友交首付款的钱还清。和当初弟弟决定回来摆地摊时一样，在他决定买房这个问题上，我在提醒的同时也不能阻拦他的决定。弟弟已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对于自己，对于生活，他应该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

就在弟弟买房的那个夏天，县城的街头，弟弟的身边，悄然出现了与他一样做手机贴膜和卖手机配件的摆摊的人，他们似乎也嗅到了这其中的无限商机。开始先是一个，然后是两个，到后来竟发展到了七个。他们在县城最繁华的街头一溜儿摆开他们的摊点，这势必会引起城管的注意。每次城管们默默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便知趣地走开。等城管走远了，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点摆放。弟弟渐渐地觉出这其中的不易，他知道老是这样摆摊下去已不是办法，他开始寻思着一个新的出路。他想着，或许可以买部微型小车，每天去赶乡下的街圩，做点别的小本生意。

一个偶然的机缘，弟弟得知县城里准备开张的一家大型商场铺面招租，有一爿约略四五平方米的沿街铺面很适合他继续经营他的手机配件和手机贴膜，而且租金也是他可以承受的。弟弟果断地把那爿铺面租了下来，订下了三年的合约。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生意兴隆的美好祈盼，他把自己那一小爿店面美其名曰“旺角手机配件店”。

如今，弟弟再也不用推着人力三轮车上街去摆摊了。因为城乡风貌改造，那几个曾经和弟弟一样在街头摆摊的人也已不再上街摆摊，弟弟的“旺角手机配件店”正如他所祈盼的那样，呈现出一股欣欣向荣的气象。他踌躇满志地说，再过几年，我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一定买部客车从事运输业。看着勤劳朴实的弟弟雄心勃勃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回想起他这几年来的辛勤付出，我相信他的这个愿望的实现不会漫漫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