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客观父母监控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

【摘 要】 目的：考察主观父母监控、客观父母监控与中学生同伴交往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Stattin H 的父母监控量表和自编中学生同伴交往问卷调查北京市两所普通中学1090名初一到高二学生。结果：主观父母监控低而客观父母监控高的中学生其积极同伴交往评分高于其他三种父母监控类型学生（主低客低、主高客低、主高客高）（23．6±5．3、21．1±5．7、20．8±5．6、21．8±5．6，F=19．00，P

【关键词】 中学生；同伴交往；父母监控；问卷法；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1-0020-0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Peer Interaction of the Adolescents

WAN Jing-Jing1,2, FNAG Xiao-Yi2, LI Yi-Fei3,et al．

1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2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3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among subjective parental monitoring, objective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adolescents' peer interaction． Method:1090 7-11th grade students from two ordinary middle schools in Beijing completed Stattin's Parental Monitoring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s Peer Inter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The adolescents whose parents monitor them objectively high and subjectively low had the most positive peers（23．6±5．3,21．1±5．7,20．8±5．6,21．8±5．6,F=19．00，P

【Key words】 peer interaction; adolescent; parental monitoring; questionnaire; cross-sectional study

父母监控是亲子互动的重要内容，指一系列的父母行为，包括关注并搜寻孩子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适应状况等信息的父母行为[1]。研究发现[2-6]，父母监控水平与中学生同伴交往关系密切。父母监控水平低的中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同伴压力，其中女生更容易与不良同伴接触；父母对孩子温暖且控制较多减弱了中学生消极同伴的影响。近来Stattin H 等区分了监控水平与监控手段，监控水平指父母对孩子的行踪和行为的了解程度，监控手段指父母获得孩子信息的一些方式和渠道，包括孩子与父母沟通、父母搜寻和父母控制。研究发现，高父母监控水平与中学生良好适应相关。但是监控手段中儿童与父母沟通这种手段比父母搜寻和父母控制对中学生适应的影响更大[7]。Stattin H 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提出了主观监控感的概念并检验了其作用。主观监控感指中学生对父母监控的主观感受程度，与中学生消极同伴交往有关，且中学生的主观监控感削弱了父母控制对中学生消极同伴交往的抑制作用[8]。

以往研究尚有许多局限：（1）没有同时考察主观监控和客观监控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不同作用。（2）对于父母如何获得有关孩子的信息-即客观监控手段的作用考察不足，父母的客观监控手段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尚不明确。（3）大多数研究仅从同伴交往的消极层面考察父母监控对中学生结交不良同伴的影响，没有关注父母监控对中学生积极同伴交往的作用，不能全面揭示二者的关系。本研究拟同时考察父母监控的主观水平和客观水平，从监控水平和监控手段两个层次全面探究父母监控与中学生积极同伴交往和消极同伴交往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两所普通中学的五个年级（初一~高二）中各选取两个班的学生共1157人。去除各种无效问卷有效被试为1090名（男生529人，女生561人），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2%。被试的年级分布：初一210人，初二232人，初三227人，高一224人，高二197人。平均年龄初中生为13．6±1．0岁，高中生为16．1±0．8岁。

1．2 工具

1．2．1父母监控量表

采用邓林园等[9]改编的Stattin和Kerr[7，8]的父母监控量表。Stattin和Kerr的原父母监控量表包括父母监控水平和监控手段两部分：（1）监控水平分量表分客观监控水平和主观监控水平两个维度，客观监控水平考察父母对中学生行踪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两个项目；主观监控水平考察中学生是否强烈感受被父母监控，有一个项目。（2）监控手段分量表由沟通、搜寻与控制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各三个项目，沟通手段分量表的题目如“我会主动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的真实情况”；搜寻手段分量表的题目如“父母会私下看我的日记”；控制手段分量表题目如“我一定要先得到父母的许可才能晚回家”等。原问卷采用5点计分，结果报告了较好的信效度[7，8]。为了比较父母监控的不同，邓林园等[9]将计分方式改为3级评分，分别是“1=父母都不符合，2=只有父亲符合或只有母亲符合，3=父母都符合”，以便分别考察父母各自或总体对孩子的监控水平与手段。分数越高表明父母监控水平越高或监控手段使用越多。。客观监控水平的分数范围在2~6之间，主观监控水平的分数范围在1~3之间，监控手段每个分量表的分数范围在3~9之间，分析时采用维度均分进行计算。本研究中该量表监控水平分量表中的客观监控水平的α系数为0．58。监控手段分量表中的沟通、搜寻和控制三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59、0．54和0．66。

1．2．2 同伴社会行为问卷

根据方晓义等的研究[10]修改而成。方晓义等的问卷主要测查的是消极行为，本研究增加了积极行为，因此，整个问卷包括同伴的积极行为（如成绩好、当班干部、经常鼓励我、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助人为乐、做公益事业、替人分忧解愁等）和消极行为（如抽烟、喝酒、骑飞车、打架、伪造签名、逃学或旷课以及考试作弊等）两个方面，共14个题目。为了考察中学生同伴的社会行为状况，本研究将答题方式改编成中学生对自己朋友行为的评价，采用5级评分，从“1=完全没有朋友有这种行为”到“5=全部朋友有这种行为”，两个分量表各7道题目，α系数分别为0．79和0．82。

1．3 统计方法 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年级学生父母监控量表及同伴社会行为问卷评分比较

监控水平分量表的客观监控水平评分为2．3±0．7，主观监控水平评分为1．7±0．9。监控手段方面，父母监控量表沟通、搜寻、控制手段评分各自为2．2±0．5、1．6±0．4、2．3±0．5。表1显示在监控手段上父母对女生的沟通和控制评分高于男生，搜寻手段评分低于男生；父母对女生的客观监控评分高于男生；在监控手段上父母对初中生的控制手段评分高于高中生。在同伴交往方面，中学生的积极同伴评分22．2±5．6高于消极同伴11．6±4．6（t=44．164，P

2．2 不同父母监控类型中学生的同伴交往特点

为同时考察父母监控的主观、客观水平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以主、客观监控水平得分作为聚类指标进行快速聚类。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确定聚类结果：（1）每个类别都有比较突出的得分特点；（2）各个类别的得分特点不相重合；（3）每个维度的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5%。发现4个类别的聚类结果最为合理，分别是主、客观监控都低组、主观低客观高组、主观高客观低组和主、客观监控都高组。4个类别在主观监控（F(3, 1090) =2287．15, P

表2显示，父母监控为主低客高类型的家庭最多，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主高客低组最少，约占十分之一。主低客高组的积极同伴评分最高，消极同伴评分最低；主高客低组则相反，说明中学生家庭中以对中学生结交同伴有积极作用的家庭监控类型为主。具体而言，无论是在积极同伴上还是在消极同伴上，四种父母监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显著性。事后检验发现，主低客高类型中学生的积极同伴评分均高于其他三组，其他三类父母监控类型中学生的积极同伴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父母监控主低客高组的中学生的消极同伴评分显著少于主低客低组和主高客低组，主高客低组中学生的消极同伴评分高于主高客高组，其余父母监控类型中学生两两之间消极同伴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

2．3 父母监控各因素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

采用控制了年级和性别的分层多元回归来考查监控水平和监控手段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抛开发展因素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影响，父母监控对中学生结交积极同伴和消极同伴的影响分别是7．2%和8．1%。表3显示父母监控水平和手段对中学生的同伴交往有不同的影响，父母的客观监控水平能正向预测积极同伴交往和反向预测消极同伴交往；而主观监控只能正向预测消极同伴交往。父母客观监控手段的沟通对于积极同伴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同伴有反向预测作用；控制手段只对消极同伴有负向预测作用，且预测力与沟通手段相当；搜寻手段与消极同伴交往有正向预测作用，但预测力较小。

3讨论

3．1 不同主观、客观监控水平家庭中学生的同伴交往特点

本研究发现，主观、客观父母监控水平与中学生的同伴交往情况均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父母客观监控水平越高，中学生的积极同伴交往越多而消极同伴交往越少，但父母主观监控水平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正好相反。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客观监控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比主观监控水平与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关系更紧密。客观监控水平体现了父母通过与孩子直接沟通、间接了解以及直接要求等方式来获得有关子女信息的程度，这种了解越多必然会对孩子结交同伴给予更准确更有效的指导。反之，主观监控测量的是中学生对父母监管力度的一种主观上的感知。当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感觉受到父母较高的监控时，容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和敌意，从而故意违背父母的意志而接受消极同伴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证实不同监控类型家庭的中学生同伴交往存在主观和客观监控水平的匹配效应。父母主观监控低而客观监控高家庭的中学生其积极同伴最多而消极同伴最少，而主高客低型家庭中学生的消极同伴最多。本研究结果突出了父母监控之主低客高型在中学生同伴交往中的重要意义，提示中学生的父母既要加强对孩子客观监控的力度又要减少孩子感受到的父母监控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学生发展良好的同伴关系。

3．2 主观-客观父母监控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影响

Collins等的纵向研究[11]发现，童年期父母教养的作用影响了中学生对于同伴的选择。本研究发现，中学生感受到的父母监控越多，其消极同伴交往也越多，与Kerr和Stattin的研究结果吻合[8]。另外，客观父母监控水平既能促进中学生的积极同伴交往，也能抑制中学生的消极同伴交往，且预测力强于主观父母监控水平。这些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本研究的论点：父母的主客观监控对于中学生的同伴交往都有作用，但是客观监控水平比主观监控水平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更大。

关于客观父母监控手段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影响，本研究表明沟通手段既能有效促进中学生的积极同伴交往同时又减少中学生的消极同伴交往，控制手段发挥了抑制中学生结交消极同伴的作用，而搜寻手段却加剧了消极同伴交往的可能性。其中控制的预测作用大于搜寻的作用，与沟通的作用大小相当。而西方研究发现除了沟通的作用最大外，搜寻手段比控制手段更能抑制中学生消极同伴交往[8]。沟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学生在亲子沟通中习得的沟通能力可以迁移到同伴交往中；第二，中学生可以从亲子间有效的沟通中获得情感支持，而不必向消极同伴寻求情感支持，这就减少了与消极同伴接触的可能性；第三，有研究发现，在亲子沟通中父母会主动对孩子的同伴选择发表意见，并为其同伴的交往技巧提供指导。所以在良好的亲子沟通中，家长可以及早发现孩子是否结交了消极同伴，并提供相应的意见和拒绝技巧，中学生的消极同伴也会相应减少[12]。另外，本研究中搜寻和控制手段预测中学生消极同伴交往中的结果与西方的研究结果不同，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特点。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东方文化下有自己独特的亲子互动方式，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核心是孝顺，家庭关系有明确的等级界限，强调孩子要接受父母的控制，无条件服从父母。中国父母对孩子同伴交往的监控中，家庭观念强的父母会密切关注孩子的同伴交往，而且孩子在选择同伴时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可[13]。且孩子也能理解父母严格管束是为了自己好，因此中学生对父母制定的明确规则逐渐内化，比西方中学生更接纳父母对自己的控制。相反，本研究中搜寻手段是通过他人或间接渠道了解中学生的情况，若被中学生知道后，非常容易引起中学生的反感，使得他们的被控制感增强，从而产生逆反心理并向消极同伴靠拢。结合本研究发现的中国家庭中父母使用控制手段比使用搜寻手段更多更频繁，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不增强中学生被控制感的前提下，父母适当使用控制手段在中国文化下是减少中学生消极同伴交往的有效方式，而搜寻手段不应过多使用。

本研究尚有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对主观监控水平的作用考查不足。由于测查的项目偏少且存在社会赞许性的问题，可能没能真实全面地考察出中学生对父母监控的主观感知情况及其与监控手段如何交互作用于中学生的同伴交往。另外，本研究关于父母监控水平和手段均由中学生报告，测查的结果可能带有主观偏差，未来的研究若能结合父母报告则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报告者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从多个角度考察父母监控对中学生同伴交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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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5收稿，2007-03-15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