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金融危机重新规划产业分区

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包括养老、教育、科研，等等；都可以安排在合理的产业分区中，用市场经济方式加以解决

在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中国的模仿榜样――实力雄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和西欧的经济都遭到重创。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的关口，又遭遇金融海啸，房地产、出口等一系列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显出疲态。金融海啸过后，中国经济的下一个支点会落在哪里？《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

制造业内迁比在沿海好

《新财经》：在原来的支柱产业陷入疲态后，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在哪些领域出现？

陈平：中国的情况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在国家战略上模仿别人，尤其是美国模式。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克里茨曾说过：“Do what American do, not do what American say.（要按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

我最近去了四川和江西，我想，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找到了。但是，为了培育这个新经济增长点，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规划产业分区，西部、中部、沿海的产业格局有必要重新规划。

《新财经》：您在四川和江西看到了什么？

陈平：我考察了沿海地区内迁的制造企业。以前，沿海地区被规划为工业区，很多制造企业的生存是靠外国和港台的出口订单，企业设在沿海地区，出口运输相对方便。但发展了三十年以后，沿海制造业遇上了人民币升值和金融海啸，工资和房地产成本都涨上去了，沿海加工业对沿海农民工的吸纳早已饱和，许多依靠廉价劳力的企业只能内迁。内迁之后，虽然企业的运输成本上升了一些，但其他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制造企业在内地会比在沿海生存得更好。

中国沿海企业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员工跳槽率太高。中国企业没钱培养人才，怕替他人做嫁衣裳，只希望用高工资把别人的技术工人挖过来。所以，从白领到技术工人，再到普通工人，跳槽率都非常高。

据四川乐山一个从广东迁过来的企业经理说，在广东，2000个工人在一年内换了一遍都不止，工厂的人力成本很高。而企业搬到乐山后，跳槽率几乎是零。单此一项节省的成本约为20%。现在饭碗不好找，家住当地的工人在当地做工之后，当天就可以回家，照顾妻子儿女和父母。在沿海地区，工人身在异地，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没有安全感，他们不可能在沿海地区安家，都是想赚一些钱就回家。

所以，中部地区可以规划引进一部分无污染的制造企业。

《新财经》：制造业内迁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工再就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进城就业，城市能解决这么多农民就业吗？

陈平：我认为很难。中国现在想搞土地流转，以为可以靠着沿海出口拉动的制造业让80%的农民进城，这根本不可能。现在，中国沿海有几千万工人，已经把全世界的制造业都打垮了，而如此之高的出口比例，实质上并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稳定就业问题。在过去三十年，进城打工的农民有将近2亿人，但能在城里找到稳定工作的最多只有20%，大多数人是“候鸟”，工厂家乡两边跑。

中国不可能按照欧美式的城市化道路走下去。欧美国家人少地多，在实行大规模农业经营之后，农业人口只有3%。农业剩余劳动力目前可以在城市圈就业，但人口老化之后，不得不依靠外来移民，也即外来农民工，造成严重的种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人多地少，在现在的产业结构下，工业和服务业只能解决20%农业剩余人口的稳定就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会有50%～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城市人口至多是30%～50%。中国如果持续沿着现在的思路发展城市化，会带来四个危机：第一，沿海城市房价高涨，企业劳工成本继续上升，导致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步外移，难以持续发展；第二，农民工大规模的“候鸟式”人口迁徙，可能对治安造成严重问题；第三，农村空心化，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国家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房子盖得很好，却没有人住。第四，人口老龄化造成城乡都难以依靠家庭模式解决养老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所以，应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

《新财经》：如果不模仿欧美式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产业分区该如何规划？

陈平：我们要按照中国的情况进行中国式的城市化，将农业、工业、教育、文化、行政重新合理规划。中国的西北，黄河、长江等源头地方，应该规划为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区；沿海是工商业区和金融区；中部地区搞行政区、教育区和养老区；还可以规划一部分污染相对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和制鞋，可以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污染大的化工厂和造纸厂不能迁到中部，这样会造成上游污染，下游的治理成本会更高。

在这样合理规划之后，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就显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大批农民工不必长途迁徙，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城乡对流”

会成为下一个增长点

《新财经》：在进行这样的规划之后，怎样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陈平：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城市化相对应，我把它称之为“城乡对流”。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包括养老、教育、科研，等等；都可以在合理的产业分区中，用市场经济方式加以解决。

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大城市里养老问题很严重。而北京、上海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个潮流，就是大量的退休干部到近郊农村租房或买农民的房子住，这就是小产权房，这个趋势实际上缓和了城乡矛盾。年轻人进城没有能力租或买高价房，大量的退休人员住在城里是没有道理的。退休人员下乡，也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住在郊区，保姆也可以就地雇佣农民。

但问题是，城里的医疗资源农村不具备。而城市医疗体系配置极不合理，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资源闲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下，保险公司不让投保人知道哪个是高级医院，医院就像机场一样，大家看病时，都不知道谁是专家。在中国，看个感冒都要去三甲医院找主任医师，怎么会不拥挤？城市医疗资源过剩的根源，是医院配置以高收入人群为中心。假如各大城市把干休所从市内迁到郊区或农村，并把为他们服务的部分医院也搬到郊区，或者让大医院在郊区设分支机构，城里的退休人员就可能愿意去郊区。郊区空气好，就近可以看病，剩余的医疗服务还可以惠及农民，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江西、四川这样的地方有山有水，环境非常好，可以让级别高的退休干部迁到庐山、婺源这样的地方，普通中产阶级退休人员迁徙到城市郊区，这样就可以形成城乡对流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农村剩余人口不用大规模迁徙，就可以就近就业了。

“小城创新”的基础

在发展研究型大学

《新财经》：那么，您上面说的教育科研问题应如何解决？

陈平：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新技术摧毁传统就业的速度，往往快于创造新就业的速度。假如中国还是依赖从西方输入先进技术，不及早建立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就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的教育科研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科研效率很低，这是不科学的，很多教育资源都被浪费了。我认为，应该把研究型大学迁到中部教育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的研发中心，一定要放在中部丘陵地区，不能放在沿海。

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很多都在小城市，包括英国的牛津、剑桥和新崛起的拉夫堡大学，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城市学校的研发气氛并不好，住房成本极高，老师和学生急功近利。像巴黎大学，学生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上街造反，法国学生运动频繁的原因就是大学都集中在首都。但牛津、剑桥的学生要造反，不可能冲击中央政府。中国学风很好的中国科技大学如果不是在合肥，什么研究也做不出来。北大和复旦的老师、学生素质很好，但心浮气躁。真正想做研究的人，会愿意在安静的地方做。小城市的地价房价和生态环境远比大城市好，学校的有限资源才会集中于科研而非房地产开发。

中国政府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资源，“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科研是单纯靠企业的力量实现的，主要靠国家扶持或非盈利的基金会长期支持。科研是很费钱的，而中国的大学靠政府的教育经费养活，不得不搞短期创收，没钱搞中长期科研。政府应该给大学足够的土地或者国有资产，让大学成立基金会。美国的大学是和工业直接联系的，美国政府给予公立大学大量公有土地，给私立大学私人捐款的基金免税，加上大企业的合作与支持，他们才有钱搞科研，出来的成果也很快市场化。中国不改革目前的财政体制，难以发展独立的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