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才能国强

如果说，启动内需、激活内需是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新力量，那么，增加民众的收入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其一，应该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机制，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民众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国民有钱消费。

中国之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遥无期，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都是过大的。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是最小的，损耗是最大的。在内需委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二，大规模减税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作用最直接。降低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现在的增值税进行转型改革，所起的作用则是间接的。

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就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应该认识到，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速度为何3倍于GDP增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其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然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但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相对公平的福利分配机制，大大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改革以后，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福利相继市场化，相关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市场化步伐却相对滞后。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据经济学家陈志武介绍，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的开支中，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国家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称得上是取之于民而用于民。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

其四，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资金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节约型政府，即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政府的资源消耗维持在最低水平，并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种节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控制人员规模，做到“精兵简政”；节约行政开支，做到既廉洁又廉价；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对于公众而言，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越少越好。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减少，意味着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政府的节约意识尚显不足。2007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了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是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和12.7倍。“可见二十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

我们的政府部门铺张浪费，关键在于预算控制不严格，监督力量缺位。这需要强化预算制度的约束力，并加强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政府改掉陋习，在节约方面做出表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方面，消除公众的后顾之忧，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配置结构，使中国的GDP如果按照8%、9%的速度增长，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增长好处非常少。对于一个家庭，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包括两部分：一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二是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速度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渠道基本被堵起来，工资的上涨是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所以，人们无法感受到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讲，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扩大内需。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过去和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业，轻视第三产业、轻工业。这与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时，最后会转变成对服务业和消费者工业更多的需求。而投资大项目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领导看不见，如果对于升官没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能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如果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投资、再投资，消费却跟不上，长期发展下去，最后生产的东西谁来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出口、制造业带动的增长模式都必须改变，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必然导致不断地往工业和基础设施上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有投资回报，否则，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